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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视角观察到的城市——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有感摘要在长久以来父权制主导的社会中,两性差异一直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将女性隔绝在社会生活之外,女性被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女性主义的出现,运用女性主义理论的自身特点,重新思考社会文化,甚至尝试一种男性主导的话语权的改变,以寻求一种社会阶层的平等。女性主义设计史学家们认为,两性的差异不代表女性的弱势,女性自身的特质与情感化的表达反而注定了她们对于设计世界的体验与男性完全不同,以女性的经验为来源和动机来观察城市的问题将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新奇体验和更为细腻的城市认知。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用她的女性视角为审视设计理性与生活体验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有价值的洞察力,而雅各布斯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女性的眼睛来观察城市的生活,从而试图记录城市被正统的现代主义规划理论所蒙蔽的真实的样子。她口语式的文风和带有浓烈生活气息的视角让我觉得易懂又亲切。我对这种问题的关注,是从社会学的课本上来的。《城市社会学》里面提到,在居住小区的设计中,道路要宽敞有灯光,使晚上回家的女性更安全(或者说更有安全感);在住栋设计中,可以考虑加入公共平台,为家庭主妇互相帮忙带孩子提供便利。也许在老师看来(至少专业课老师是这么说的)社会学中的问题,也许会把解决方法想得太简单太不切实际,但是至少这种以安全为主(往往是让人忽视的对女性心理上的安全)的观点却在设计中为我警钟长鸣。以下,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女性视角观察到的城市.安全至上的人行道如果一个人置身于城市中,那么首先第一个感觉到的就是脚下的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了满足汽车的交通需求,或者说为了满足男性对于交通的需求而选择速度至上。在中世纪,镇的交通也是宽广至上,那是因为宽敞的街道使得坐在马车上的贵族不用忍受颠簸的痛苦,同时还能享受速度的快感。当然作为当局的军事需求,平坦而宽广的道路不仅能保证军队在游行的齐整和威严感,同时还能满足统治阶级对于政权的无上荣耀。在这其中,或者有些是为了享受一种性别和阶层上的优越感,或者是为了一种权力上的虚荣性,从本质上来看都是虚妄且自私的。对此雅各布斯有不同见解。在她的眼里,她所关注到的有关于街道的第一点便是:安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不仅是女性在参加城市生活中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所有人在参与城市生中最关注的基本问题。其次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街道最好能满足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用途,是一种完全从女性情感出发的切入点。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是由人组成的,这里的人分熟人和陌生人,当然以陌生人居多。维护城市安全是城市街道和人行道的根本任务,而这种安全首先是基于城市街道安全的基础上的。判断街道是否安全的标准便是当一个人身处于陌生人的环境之中需不需要担心自身的安全,甚至在内心时刻担心陌生人带来的威胁。而如何解决这种威胁,保证城市街道的安全,雅各布斯在这里也给出了良方——城市街道眼。城市街道眼,以周边居民的眼睛组织成城市自我的监视系统,可以说是雅各布斯情感化视角突出的体现,因为这里不仅可以让来往的熟人无意识地保护了自己的安全,同时也能给自己更多交往的机会。这种立足于本土的组织方式将居民拉入到城市的生活节奏中,将城市司法机关都难以根本解决的城市安全问题消化在日常的城市生活中。不需要再假惺惺地提倡民众参政议政,这种无组织的监视联盟除了能稳定城市的安全,也将形成一个个民意的集散地,在公共信息的相互共享中,就自然而言地形成街道的第二个功能——交往。城市生活的主体是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形成真正的城市生活。在雅各布斯的眼里,人与人在以街道为普遍场合的交往能够形成良性而和谐的城市公共社会空间。街道形成的城市生活空间让人们对自我的公共身份形成认同且不会感觉到外界的威胁,这种基于安全的公共信任和尊重会形成一张隐形的社会服务网络,在此人们可以放心地进行信息的共享和传达。尤其是当其中出现一个英雄式的公共人物时,这种共享和传达甚至会在必要的时候形成一支对抗的盟军,以备应对来自外界的威胁。甚至这种空间生活的自治会弱化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这种棘手的社会问题。虽说人行道的交往有着无组织、无目的和低层次的弊端,但是城市生活的丰富就是由此开始。如果城市的街道真的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内在机制,那么决定城市改革活力的必要思想、激情和资金渠道也必将如约而至。2.安全保障下的人的交往在保障了安全的基础之上简·雅各布斯提出其城市规划的核心思想——城市多样化,如果从两性观点的方面来考察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将“差异性”原则应用到城市活动的研究中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女性情感表达的一种微妙的城市生活的诉求。这种“差异”当然不单单是指女性主义思想中的两性之间的差异,而是影响城市有序运行的各方面的因素,其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城市经济的良性发展。不同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所形成的独立而分门别类的功用划分,雅各布斯认为城市应当要综合不同的用途,因为究其原因城市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个体。这样的混合共用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城市生活的共享,而这种共享更是城市安全和交往的必备要素,同时这种共享也是一种情感交流的过程,因为交往才会有志同道合的集体,继而慢慢形成自我的归属感。当然与此同时,雅各布斯也进一步指出,城市多样性的生发除了首要功能的混用之外还取决于其他三个要素,即小街道、老建筑和密度的必要性。小街道的必要性在于其短小和迂回,这种街道的存在可以最便捷地形成一种道路的互通性和用途的流动性。小街道互通性有别于现代主义一条大道通到底的豁达可以让人们在行走上有更多的选择,当然最终也将影响其周边服务商业点和经济效益的分布,而其流通性更是能在潜移默化中共享这些服务与利益。与小街道不同,旧建筑的必要性在于其文化意义与潜在的经济价值。在城市的任何地方,成功的多样性都是由高中低和没有产出的企业混合而成,旧建筑的功用就在于其较低的经济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新的思想和主意。也许在现代主义者的眼光看来,旧建筑唯一有用的城市特性就是其相比于新建筑的低价值,并且光靠这些低价值并不能在城市的更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现代主义者看来,为了制止和消除城市的凋敝,这些旧建筑甚至是整个破败的街区都应该被消除,以新的建筑和街区取而代之,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雅各布斯不这么认为,她在书里写到:“城市里的新建筑的经济价值是可以由别的东西——如花费更多的建设资金来代替的。但是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这种多样性需要的经济必要条件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与小街道与旧建筑这些构成城市空间的既定要素不同,对于密度的考量是雅各布斯真正将“人”——这个城市生活的主体放置到城市的经济生活中,以此来研究人的聚集对于城市生活的影响。当然,前提是她一直坚信,人口的集中是一种资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要融合建筑的高密度和多样化却并非易事,低密度的过于拥挤比高密度的过于拥挤显得更为压抑,毕竟高密度的地区还可以通过交往和公共生活来消遣寂寞,甚至可以在非正义的面前能迅速团结做斗争的手段。什么样的密度才更适合城市生活?如何将人口集中在大都市中,同时避免无可救药的城市街区?在雅各布斯看来,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和住宅改革集中在对城市人口的冷漠拒绝上,这种对集中的城市人口的否定态度导致了规划理论失去生命力和理性。而城市规划的真正任务应该是提高城市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既要有密度又要有足够的多样性,以此能够给城市人口提供一个发展城市生活的良好条件。第二节母性的城市关怀纵观西方历史的发展妇女大多被局限在家里,而公共生活是保留给男性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妇女被剥夺了拥有财产、留学或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妇女们仍然需要蒙头才能在公共场合出现。在德国的部分地区,丈夫甚至还有卖掉妻子的权利。到了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妇女既不能投票也不能担任公职。没有男性的担保,妇女不能开展业务上的往来,如果未经丈夫的许可,已婚妇女甚至不能行使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此外,妇女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李银河在《女性主义》这本书里将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加以了详尽的解说,并且认为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的第二性地位一直持久地存在着。女性总是和男性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不管这种状态是保持在例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还是仅在家庭这种私人的生活区域,甚至已超出社会属性,涉及到观念、认知这样的思想境地。女性的第二性地位由来已久,在男权制看来,这种性别秩序是自然形成不会轻易改变的。对此,女性主义却认为,这种所谓的自然形成并不会永不改变,这种性别秩序是由于社会文化的认知而建构起来的,而不是所谓的什么自然形成。同样,这种社会文化的认知是建立在一种男性比女性赋予了更多特权的父权制的理念上的,于是在整个西方女性思想史上,关于性别关系中,争取两性的平等还是保持差异的论争,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女性通常意义上被看作是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女性的存在就等于家庭。这种认知让他们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将男性排除在居住地的正常生活之外,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住宅与生活的其他内容的分割。他们预先设定好的为了满足家庭主妇和儿童需要的住宅规划,使得男性与儿童的在家庭内部之外的交集越来越少。传统的城市规划中孩子在街道中的存在都被想象成不安分的因子,为了解决这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让孩子离开街道,回到他们应该在的花园与游乐场所去。而雅各布斯却发现,这种方式并不能让孩子变得更守规矩,相对于完美的公园孩子们似乎更倾向于一些老的“贫民区”街区,原因是这些老的建筑和街区的存在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可能,自觉形成的城市监控体系可以让他们免于危险保证其安全。这种自发的监控系统非常必要,而人行道在保证了基本的城市安全后也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不过花园城市规划者们却不是这么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将孩子拽离街道,让他们处于完全的监控之中,并且在超级街区的中心为他们建立封闭的园地以此作为他们的娱乐和休憩地。虽然也是在关注城市中孩子的抚育和安全问题,可是显然没有认识到孩子们自身的心理状态。雅各布斯对孩子们的生活状态进行观察,并且发现,孩子们的活动有着自己的特点且不同于大人们想象的那样。他们的活动特点首先是时间上,并不固定和争分夺秒,他们也许是利用放学回家做完家庭作业后的一丁点时间或者是等待开饭的时间就近在附近玩耍;其次是他们不需要很多固定的场地,活动也并不固定,这样的特点就使得孩子们对玩耍的场地并没有特定的要求,就近和凝聚性大概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场地最重要的素质。除此之外,在实际生活中,孩子们对于融入真正的城市社会生活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对于公共社会的责任感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授,通常是除了亲人好友之间的陌生人对此更具效果。人行道所集聚而成的城市公共区域便能提供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样的一个前提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由玩耍的地方,只要能够满足位置的方便和街道对孩子的吸引力,即便空间大小不够也并无大碍,当然对于家长来说,这种自治的监控系统也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这对于他们而言是最重要的。不过,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得毫无原则地利用孩子们的适应力来决定城市空间,有些时候必要的人为的物质设施也相当必要,当然如何协调那些能够促进城市街道安全和活力所需要的人的素质和物质设施,是城市规划中的一个复杂问题。不管怎么说,雅各布斯还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对孩子与城市生活的关系进行了切身观察,在她看来,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最具讽刺性的地方就在于很多思想和行为都是以关心城市孩子的名义出现却根本没有真正地关心孩子们的心声和生活状态。城市街道的作用显而易见,可是在城市规划的正统理论中,它们都是应该被缩减和消除的,似乎这样就能保证城市经济和生活的正常发展,却在根本上忽略了它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和经济作用。第三节基于女性话语权的公共参与历史上女性主义运动基本上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主要针对三个焦点:第一,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女性运动提出女性和男性一样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保持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虽然在其争取选举权的过程中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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