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访问三七文档
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经营企划 > 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
1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9学时)第一节概述一、历史背景基督教较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在历史上有三次,第一次是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35年),称景教,第二次是元代,称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是明代中叶(16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末)。前两次虽曾盛极一时,但未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久便销声匿迹了。明代中叶的这次基督教的传入,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直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两个世纪。当时来华传教的活动,几乎完全由耶稣会会士所包办。就国别而论,明末清初,来华的多为葡萄牙人,或附居于葡萄牙的其它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这是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资本主义殖民者中的明星。他们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而抵达印度、马六甲,乃至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海面,最后占领了澳门;西班牙人绕过麦哲伦海峡而抵达马尼拉(菲律宾),再由马尼拉至台湾、福建,这是他们根据罗马教皇的命令而分的两路。十七世纪末葡萄牙的地位受到打击,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派遣耶稣会会士及其它教派来华,于是就代替了原来葡萄牙人的地位,所以此时的传教士多为法国人。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本身并不带有商业或政治目的,更无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后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可是在传教中他们无意地获得了第二职业,成为中国的研究者,而且后者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者,是一项无心插柳所取得的成果。而就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外对中国的认识而言是空前的,也直接影响了西欧18世纪的“中国热”。二、传教士汉学的界定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但这一时期汉学仍在传教学的框架中生长,中国还尚未做为一个实证的、科学的对象,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和传教士,汉学研究尚未成为学术职业,所以,以“传教士汉学”加以概括较为合适。三、传教士汉学的特点(一)传教士是品学兼优的“读书修士”这是一个从商人、多明我会士向“耶稣会士时代”转变时期。在此前来中国的人员大多是商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介绍,大多是建立在旅游观光基础上,很少谈得上研究;就是传教士,由于他们学识的局限和传教方式的不当,对中国2的了解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此时“耶稣会士时代”和以前相比,传教士的文化素质有很大的提高,大都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人文科目如神学、哲学、逻辑、修辞,自然科目如天文、几何、物理、动植物,语言科目如希腊、拉丁语,甚或希伯来、阿拉伯语,均在修习之列。除了博学之外,它们在中国居留时间长,懂华语华文,能直接阅读中文典籍,因而他们在介绍中国文化、社会方面、自然比前期具备更多的优势和长处。(二)开始学习、了解进而研究中国文化他们都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也是转播基督教义。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感到需要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以便于中国民众更好地沟通。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一批传教士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逐渐从客观需要变成主观热爱,从而成为中华文化虚心的接纳者和热心传播者,由单纯的传播基督福音兼成沟通东西方的文化,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向欧洲传播东方的文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儒家伦理已成为他们为之献身的一种新的宗教热情。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重大突破,有评论曾从地理、语言、经籍翻译、科举教育、宗教风俗这五个方面来评价这一阶段西方汉学研究的突破。重点则是中国的礼仪问题。(1)地理。西方人对中国的省份、周边国家都有比较具体准确的记载,而有关长城也第一次介绍到了西方。如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2)语言文字。传教士们的著作里不仅不同程度地谈到中国语言文字,而且已出现了中外对照的字典,这无疑是汉学研究上的一大发展。如《葡汉辞典》(3)经籍翻译。这一阶段传教士能直接阅读中文资料,因而对中国的思想、制度、文化已开始有所研究。他们重视中国的经籍并着手翻译,为后来西方人大规模译书开风气之先。如《四书》。(4)科举教育。16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教育制度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并介绍到欧洲,对后来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度有一定影响。(5)宗教。在宗教方面,他们对中国的儒、道、释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重点介绍、推崇儒家。这一时期中国的“茶”和“筷子”也介绍到欧洲。西方汉学在其“传教士汉学时期”虽然在外在形式上尚未作为一个正式学科列入大学教育,“汉学研究”和“传教事业”也尚未有明显的分离,但实质上此时西方汉学已经创立,入华传教士和欧洲的一些教会内学者已开始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四、传教士汉学阶段的划分当时的欧洲的天主教有很多分支,如方济各会、奥斯丁会、外方传教会和耶稣会等。而在这次来华传教主要是耶稣会士,根据他们国籍不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540-1688年,以意大利、西班牙的传教士为主,传教本来是他们的主要职业,对中国的研究更多的是为传教服务。从1580年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从此开始了实质性的传教活动。在这个时期中,无论从传教的角度还是从汉学研究角度来看,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这三位人物都比较突出。1688年南怀仁去世,第一阶段结束。3这一阶段是寻求容纳、理解,翻译基本经典、寻找语言通约和价值对话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688年-18世纪末,法国的传教士起主导作用。1688年,白晋等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到达北京,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高潮,直到耶稣会1775年被勒令解散,著名的耶稣会汉学家钱德明(1718-1793)去世。在这次交往中,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的文化介绍给西方,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西方对中国角度来看,虽然Sinology这个词仍然没有出现,但是传教士中已出现中国研究的现象,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的传教士,他们都被研究家们称为西方汉学的先驱。16世纪后期是欧洲汉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尤其是在耶稣会士传教以后,西方的中国研究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因此,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第60页)这样评论:“从来欧人关于中国之所记,非旅行之见闻,即事业之报告,距研究之城尚远,稍距研究之体者,始于此时,且依新来教士开其端。故耶稣会士之东渡,于中国宗教史学艺史上,有极大的意义,而论至欧西东方知识之发展,则更属划期之事件云”。从了解、介绍到研究中国文化,此时的传教士们虽然主要活动仍然是传教,但在传教过程中它们已经获得第二职业,成了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第二节传教士汉学(第一个阶段)(1583-1688)一、传教士的在华经历汉学研究者们认为,1540年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个主要时期的开始。这年,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年-1556年),在法国领导成立了绝对效忠罗马天主教皇的“耶稣会”。接着,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西学东渐的一次高潮。从1583年罗明坚把利玛窦带进了中国,真正开始了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个时期,此后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的有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1559-1654)、熊三拔(1575-1620)、卫匡国,德国的汤若望(1592-1666),法国的金尼阁(1577-1629),瑞士的邓玉函(1576-1630)、,比利时的南怀仁(1623-1688)等。1688年南怀仁去世,第一时期结束。(一)沙勿略(1506—1552年):历尽艰辛,未能如愿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之一是西班牙人沙勿略。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奉教廷之命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1541年,他从里斯本出发来到印度,随后到达日本。在那里,他的传教活动获得了极大成功。他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在日本有一些人曾质问他;“如果你们的宗教是真正的信仰,那么为什么一切智慧之所由来的中国人没听说过你们这种宗教呢?”他从这里感到了中国对远东各国在政治与思想上的重大影响力量。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不久,他从日本来到澳门,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4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后来,他说服一个商人偷偷把自己带到了中国海岸珠江口外的上川岛,商人计划让沙勿略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偷渡,还答应在登陆后让他藏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商人的反悔,沙勿略的计划再次破产。1552年12月,沙勿略不幸染上疟疾,由于岛上缺乏医药,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他后来被安葬在印度,1662年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沙勿略没能实现他的理想,但他的上川岛之行揭开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序幕。因此,沙勿略在天主教史书中被称作“中国宣教之父”。沙勿略失败了,却启发了他的后来者。1565年,耶稣会利用澳门在地理上的战略位置,在那里设立了澳门学院,负责管理中国和日本的传教事务。这之后,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负责人范礼安(1538-1606年)定下了在中国传教一定要适应中国文化的“适应路线”。(二)罗明坚(1543年-1607年):疏通官府,首次入华第一个执行这一路线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字复初,意大利人。入耶稣会前已获得两个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市府“任显职”。1572年他加入了耶稣会。为取得教士的职位,他完成了哲学和神学的学习。他自愿到印度去传教,并于1578年从里斯本出发到达印度的果阿,1579年抵达澳门,开始了他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事业,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汉学生涯。罗明坚到澳门后,跟随一名中国文人学习中文,罗明坚是一位很有毅力并有极高天赋的传教士,到达澳门三年多以后便开始用中文来写作了。罗明坚学习中文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他认为“这是为归化他们必须有的步骤”。“以便日后用中文著书,驳斥中文书中(有关宗教方面)的谬误。希望将来能为天主服务,使真理之光照耀这个庞大的民族。”当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出现在广州每年对外国人开放的贸易会上时,马上引起了中国官员的注意。当地官员与他接触后,发现罗明坚温文尔雅,对中国文化也比较熟悉,这让官员们非常高兴。经过两年的交往,罗明坚被允许在当时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长期住下来。1583年,罗明坚来到肇庆,并在肇庆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当地官员王泮为其命名“仙花寺”。在中国期间,罗明坚先后到过浙江、广西传教,为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广东肇庆时,与利玛窦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外语字典—《葡华辞典》以帮助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而且,他还在澳门写出了第一部欧洲人以汉语所写的著作——《天主圣教实录》,使天主教本地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到1586年时,他已对中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自称“我们已被视为中国人了”。他是明朝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罗明坚为传教四处周游,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如果中国皇帝不认可基督教,那是不可能有在的发展的。如何做好中国皇帝的工作呢?那只有梵蒂冈的教皇亲自出面,给中国皇帝写信,送份厚礼,传教士们才可能见到中国皇帝,并在赢得皇帝的好感后,提出他们的传教计划。为此,1588年罗明坚返回了欧洲。哪知欧洲局势风云变幻,梵蒂冈连续更换了四个教皇,罗明坚的设想一直被教廷置于脑后。最后,罗明坚于1607年在意大利萨勒尔城去世。在欧期间罗明坚把中国典籍《四书》中的《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在罗马5公开发表,第一次在西方出版
本文标题: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
链接地址:https://www.777doc.com/doc-2092545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