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

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摘要：众所周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通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不是一次纯文学性质的会议，而是被浓郁政治氛围笼罩的政治性文学会议，这次会议，常被当做是“当代文学”的起点，其中政治第一的标准，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键词：第一次文代会，当代文学。从三十年代开始，由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左翼文学就已成为中国文学总体格局中具影响力大派别，随着时间推移，左翼文学的力量便也日益壮大，左翼作家认同文学创作应追随政治的脚步，他们视实现文学形态的“一体化”为己任，在这之中，对作家进行划分、清算、批判，是一重要的事件。依据就是作家的世界观，对左翼文学和中共运动的态度及作家作品产生的影响。在这一依据下，作家被划为三类：左翼作家、进步作家和反动作家，对于反动作家，则给予严厉打击和揭露，这类作家就逐渐成为被剥离的对象，这已经为他们以后在文学界将有的悲惨遭遇埋下伏笔。这次划分的目的是确定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其中的政治性批判，阶级性审美，都极大影响了当时文学发展格局。这场批判和再评价运动，正是为文学史的评价作准备，争论的是文学史以及现实文坛主导地位的问题，这一切，都为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做了铺垫。在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革命胜利为大势所趋，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诞生。中国的作家们也都有自己的选择，一部分作家“南下”，前往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如胡适、张爱玲等。一部分作家“回归”，在国外的作家思念祖国，回到国内，如老舍、曹禺等。还有一部分作家“北上”，随着北平被确定为首都，许多作家带着对“新中国”的向往，开始逐渐聚集在这个城市。领袖毛泽东深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关注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认为文学应服务于政治，并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必然要有新文学来与之相适应。这大概就是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56—657页。为何第一次文代会在开国大典之前召开的原因。1949年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正式召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824人，是全国作家的、艺术家的盛大聚会。周恩来在会上做了长篇“政治报告”，并亲切称呼这次会议为“会师”：“从老解放区来的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②。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更是亲临会议发言说：“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艺术工作组织者”，“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并表示“我们欢迎你们”③。政治对其影响程度不言而喻，但也正因如此，并不是当时所有有影响力的作家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取决于其对左翼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诸如此类的因素，所以，尚有一大批在今天看来十分优秀的作家没有参加会议，即前面提到的反动作家，如京派大师，与共产党有相当隔膜的沈从文，虽然早已成名，却被这次会议直接除名。在这次会议上，“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总结、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方针政策，制定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④。周恩来、周扬、茅盾、郭沫若等四人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以相同的口吻高度评价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同时强调了文艺斗争原则和文艺队伍建设问题；周扬认为解放区文艺实现了文艺与人民的紧密结合，文艺应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引，反映党的政策，写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艺术上强调大众化的追求，同时要求对文艺加强党的领导；茅盾批判了胡风等进步作家，坚持用党的政策来衡量文学；郭沫若则始终如一的坚持党的领导。在此次文代会上有三个鲜明的观点，一是文艺工具说，认为文学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工具；二是同路人说，由此排斥无产阶级作家，三是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论，提倡哲学直接进入文学。其中第三点在1949年之后，却发展成为政治直接进入文学。至此，第一次文代会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让作家们都知道自己的②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③《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3页。④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任务，明白文学的走向，了解政治第一、文艺第二。会议还提出要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专管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之后成立了全国性的由党和国家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控制和组织领导的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本为民间性的同人刊物《人民文学》，转变成官方的机关刊物，毛泽东还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并且，作家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由本来的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机关干部，纳入组织之中，接受领导。不禁让人深思：作家真的是能够被领导的吗，作家的思想真的能够被领导的吗，文学真的是能够被领导的吗？答案很难说，但是，自古以来，作家都是不受领导的，李白、杜甫、曹雪芹皆不受领导，才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伟大作品。被领导就意味着受到限制，如同潜蛟困凤。文代会之后按照作家们的反映，大致可将作家分为三类：一是解放区持自觉态度的作家，如赵树理，他的创作本身就是紧跟共产党的步伐，文代会的立场一出，只是正合他意，完全没有相悖之处，自然是继续紧随党；二是国统区持学习态度的进步民主思想作家，如巴金，他说“把艺术与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并感受到有些人不但用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同时还感受到了“友爱的温暖”⑤；三是情感上格格不入且紧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依旧以沈从文为例，颇有“乡土小资”淡淡情调的沈从文，主张作家应该远离政治，始终拒绝加入任何“进步”或“反动”的团体，在文代会政治标准之下，拥有举世公认文学成就的沈从文竟不知如何继续“下笔”了，从此，沈从文搁笔，转而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也才有了后来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都是后话了。将文代会放在文艺发展演变的过程来讲，它标志着文学进入了另一阶段。首先是文艺思潮的转变，由百音竞奏转变成一种声音，现在我们来看那个时期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斥着的党、政治，文学性已经淡化了许多。其次，共和国文艺发展蓝本被定为延安文艺模式，走向民间，与政治合谋，把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方向当作新中国文艺创作的方向，周扬在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就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540页。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⑥。许多从部队直接进入文坛的青年作家很快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展现出当代文学的新的面貌，应该说与此有很重要的关系，而许多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家，除老舍等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没能在创作上继续创造辉煌，也与此有关。再次，文学进入狭窄发展渠道，众多文学资源被否定。最后，文学规范建立，进入体制化阶段，其表现为：政权介入文艺；文艺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中；作家失去思想自由；作家被纳入各种组织之中。在文学日渐失去现实活力的同时，文学体制正在逐渐的形成，文学方针的引导与文学组织的规约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文学新规范的建立，终使中国文学史无前例地成为了政治的工具，从毛泽东语录中把握主流与本质，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进程，确定了各种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文艺工作者们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开始了新的文艺征程。⑥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