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单元补充文章

父亲对我的教育周海婴我竟斗胆地把那架父亲特意为我买的留声机也大卸开了，弄得满手油污，把齿轮当舵轮旋转着玩，趣味无穷。父亲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听母亲说，父亲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在北京期间不要说了，到了广州，也看得不多。有一次虽然去了，据说还没有终场，便起身离去。到上海以后，还是在叔叔和其他亲友的劝说下，看电影才成了他惟一的一种娱乐活动。我幼年很幸运，凡有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父亲总是让我跟他去观看，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他专门陪着我去观看。有时也让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堂姊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记得和父母一同看过的电影，有《人猿泰山》、《泰山之子》、《仲夏夜之梦》以及世界风光之类的纪录片。看电影一般不预先买票，碰到喜欢的片子，往往在晚餐以后即兴而去。或者邀请叔叔婶母，或者邀请在身边的其他朋友，共同乘坐出租汽车去，当时汽车行就在施高塔路(现山阴路)路角，去人招呼一声，就能来车。车资往往一元，外加“酒钱”两角。因为看的多是九点的晚场，因此对我来说，出去的时候兴高采烈，非常清醒，等到回家时，已经迷迷糊糊，不记得是怎样脱衣，怎样上床的了。由看电影进而看马戏。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说已经预购了有狮虎大象表演的马戏票，时间就在当晚，我简直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因为那是名闻世界、誉驰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演出。按常规，我以为这回准有我的份儿，就迟迟不肯上楼，一直熬到很晚，竖起耳朵在等待父母的召唤。谁料父亲考虑到这些节目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前，怕我受到惊吓，因此决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自己从后门悄悄走了。当我发现这一情况以后，异常懊丧，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泣，一直哭到蒙蒙地睡去。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上述考虑的意见，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因而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这“兽苑”里面，只是关着的动物，我们参观时没有什么表演，只看了一些马术和小丑的滑稽节目。不过这对于我，已经是如愿以偿，以后也就不再成天噘嘴嘟囔不休了。后来听说这个马戏团去美洲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浪（一说船上失火），连人带兽，全部沉入海底，无一幸免。从《日记》推算起来，我当时只有四岁多一点。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由此可见，父亲为了我的身心健康，是何等煞费苦心。他的慈爱之心，至今仍时刻在温暖着我，也使我认识到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我是个玩具破坏者。曾有许多人问过我，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还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乐器；或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们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而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勾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住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我在一楼的玩具柜里，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的。但父母从不阻止我这样做。对我“拆卸技术”帮助最大的就是瞿秋白夫妇送的那套“积铁成像”玩具。它不但使我学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几百种积像玩法，还可以脱离图形，自我发挥想像力，拼搭种种东西。有了这个基础，我竟斗胆地把那架父亲特意为我买的留声机也大卸开了，弄得满手油污，把齿轮当舵轮旋转着玩，趣味无穷。母亲见了，吃了一惊，但她没有斥责，只让我复原。我办到了。从此我越发胆大自信。一楼里有一架缝纫机，是父亲买给母亲的，日本JANOME厂牌。我凭着拆卸留声机的技术积累，把它拆开装拢，装拢又拆开，父亲总是叹息一声勉强让步。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向教师请假，并向同学解释：确不是赖学，是因气喘病发，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的，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的尴尬局面，友好如初。我虽也偶然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父亲自己给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这是1936年1月，父亲去世前半年，我已将七岁。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生物方面的丛书，每种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收藏了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选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着重于文科。父亲也不过问选阅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父亲给祖母的信里常常提到我生病、痊愈、顽皮、纠缠、读书和考试成绩等情况，有时还让我写上几句。从存留的书信墨迹里，在信尾尚有我歪歪扭扭的个把句子。我当时是想长长地写一大段的，表达很多心里话，可惜一握笔便呆住了。在1935年1月16日的信里，父亲写道：“海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今附呈。”父亲写信经常是用中式信笺，印有浅淡的花卉、人物和风景，按不同亲疏的朋友亲属选用。如遇到父亲写信，我往往快速地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里挑选信笺，以童子的爱好为标准，挑选有趣味的一页。父亲有时默许使用，也有感到不妥的，希望我另选一张，遇到我僵持不肯，相互得不到一致时，他总是叹息一声勉强让步的。偶然父亲坚决以为不妥的，那当然只有我妥协了。据悉有一位日本仙台的研究者阿部兼也先生，他最近专门分析父亲信笺选用与收件者的内在关系。遗憾的是他不知道内中有我的“干扰”，使研究里渗进了“杂质”。在此，我谨向阿部先生表示歉意。《回忆鲁迅先生》节选萧红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吃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大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轻一点儿走，轻一点儿走。”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