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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二)四、杨虎城印象斯诺从北京乘火车一路西行,到达西安府,先去拜访的人是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斯诺是一个非常关心被采访者个人生活的记者,他在书中写到:“原来杨虎城也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为家庭纠纷所苦,因为他有两个太太……她们相互憎恨,她们都为他生育了儿子,都有权做他的合法妻子,双方都坚决不肯搬到巨石营建的宅第里去住,除非对方不住在里面。”因此这座耗巨资营建的宅第成了杨虎城的“单身宿舍”。此时的斯诺以外国人比较morden的价值观来看待民主战争时期中国的此类现象:出身草莽的老杨,对于自己的灵魂的归宿,大约是不如对祖宗的传统那么关心的。来探访红区前,斯诺显然是做足了准备的,翻翻中国历史,他发现,中国有一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贴上土匪的标签。他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这样来评价杨虎城:“绝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事实上,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这样的评价真是入木三分,也正是因为斯诺能够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出发来审视当时的“红区”,才能把最真切的情况写下来向世界报道。五、张学良印象在到达红区之前,斯诺通过前来接应的王牧师与少帅张学良有了交集。他笔下的张学良是一个典型的民国花花公子形象:受人爱戴,为人慷慨,有现代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性格矛盾,年轻没有经验,受腐败无能的食客们包围。日本侵略东北伊始,有病在身的少帅无力抵抗,信任且依靠蒋介石,接受了不抵抗命令,结果坐失满洲,作为替罪羊不得不屈服下台。张学良与共产党可谓“不打不相识”,逐渐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天然盟友而不是敌人。红军联络员王牧师与张学良的初次见面也颇具戏剧性,他将张学良引到延安,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抗日统一战线在蒋介石极力剿共的氛围中秘密行成了。这一战线的行成,除了共产党的努力争取,还在于张学良的品性,即使忠于蒋介石,也仍有“中国土匪”爱家爱国的本性。六、邓发印象在汉朝皇城遗址旁的土堆上,斯诺遇到了一个好玩的赤匪——邓发。“他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盯着我,把我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的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噘了嘴,向我眨着眼!”哈!这分明是个顽童的形象!在沉稳内敛的中国人中,邓发好像是个另类,活泼有趣又热情,热情到斯诺要什么都愿意给。因为斯诺是一个记者,写报也看报,他认定斯诺见过他的照片,刚一见面就兴奋地问斯诺认出他没有。斯诺也很有趣,他记起了邓发,是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眼前这颗头悬赏五万元呐!七、周恩来印象“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走上来,他长着一脸黑色的大胡子。一句英语给斯诺带来了无限亲切感,他马上认出了眼前人就是周恩来!斯诺和周恩来一边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的奇怪混合产物”、“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知识分子”、“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斯诺对周恩来的评价准确而独到。对周恩来的描述中,斯诺再次展现了他对“个人史”的兴趣,并希望通过“个人史”洞见“社会史”,找到社会发展的缘由和趋势。在讲述完周恩来个人经历后,他用这样一句话总结道:“背弃中国古代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这是周恩来个人的历史,也映照出千千万万红军成长的影子。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品格,红军才能生长、发展、壮大,乃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踏上这条采访之旅开始,从去西安的慢车上与之攀谈的青年人的谈话中,斯诺就开始了对白区报道的怀疑。现在,眼前这个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又轻松愉快充满对生命热爱的周恩来和白区报道的共产党人是“无知土匪”“强盗”爱用骂人的话行成了奇特对照。以后得采访中,斯诺用孩童般的纯净和局外人的理智去观察和记录共产党的言行,这对打破国民党虚假的说辞,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误解有着重要作用。八、朱德印象朱德在新军领袖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物,他不是到国外接受新思想留学生,而是在中国内地两个最落后省份中成长的中国旧式将军。跋涉各地寻找共产党的经历表明他已具备革命领导所必需的自发精神和坚定目标。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的军事天才几乎能立刻博得众人的爱戴。也正是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党内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相辅相成、互相扶持,没有发生过争斗。冷静的政治头脑是“毛”,热烈的心是“朱”,朱以实际行动将“毛”的思想赋予生命。毛泽东曾风趣地对朱德说:“朱毛朱毛,你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啊,朱之不存,毛将焉附?”难怪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一直以为“朱毛”是一个人。九、人民有多苦?死亡的阴影时时刻刻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空。沦陷区中国人的生活被日军烧杀抢掠所打破,生命和尊严被践踏。国共内战,国民党奉行“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政策,冤杀了多少普通百姓。大多数地方还在承受着军阀和地主的苛捐杂税,人民像不堪重负的骆驼,得不到一丝喘息。灾荒和时疫常常让中华大地的景象惨不忍睹。斯诺将这样的景象记录下来: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勤劳,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斯诺为此感到痛心,西北地区千千万万中国人因为灾荒而饿死,在东部的大城市里,却有那么多存量供地主富商大发其财,供军官士卒恣意挥霍。采访之初,斯诺惊异于红军不屈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后来应是越访问越清晰,生活的最低处是信仰的最高处,在社会底层被剥削欺压得一无所有的红军战士能守得住的,只有信仰!十、红军剧社红军要建立政权,获得红区的农民和工人的拥戴,不能只靠打仗和分土地,文化的宣传与建设同样重要。斯诺深刻地认识到红军剧团的作用: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尽管红军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作斗争。农民阶级经过两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坡时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十一、长征斯诺用整整一篇的内容来写长征,可见长征在他内心引起多么大的震动!和平年代的我们只能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想象当时的惊心动魄。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对红军发动了九十万军队,战况极其惨烈,这次战役中战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红军反围剿失败,开始了大远征,为期一年。这次远征不是简单的撤退,要应对国民党的轰炸围截,用死亡铺就生的道路;要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尽力保存革命力量;要斗地主分土地,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根据地;要开展扫盲运动,通过戏剧演出等文化形式将农民从蒙昧中解放出来,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要争取少数民族的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要展开实地调查,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令斯诺感动的地方在于,长征虽然是反围剿失败导致的撤退,却不是溃退,红军的核心力量仍然完整无损,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一如往昔。他从红军身上看到了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青年人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无与伦比的这一次远征中了。【结束语】斯诺本来计划在陕北苏区采访92天,但实际上后来却长达四个月。离开苏区时,他还依依不舍,心里感到很难过,觉得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四个月的时间,他怀疑过,惧怕过,思考着,感动着,豁然开朗着,深深留恋着,不说再见……
本文标题:《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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