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调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学研究的应用

1AthesissubmittedtoXXXinpartialfulfillmentoftherequirementforthedegreeofMasterofEngineering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学——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的思考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学研究——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的思考作者闫海[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相关经济学和法学理论从国家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进行深入研究。文章首先简要回顾15世纪末以来西方关于国家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理论沿革；其次分别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个侧面分析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并以此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再次探讨市场中介组织发展与经济国际化趋势对国家与市场经济，进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影响；最后在上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应然性研究基础上，阐述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中国特色。[关键字]经济法调整对象国家市场经济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教授曾经强调：“谁要想建立一个经济法部门，就必须指出这些经济法规在调整对象上的同类性，或者提出我国现阶段已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它不同于以往人们所认识的任何一类经济关系并应找到这种经济关系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指出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原则和方法。”（1）尽管佟老作为学科经济法理论倡导者，不承认经济法成为独立部门法的存在，但上述论断为经济法的治学研究指明科学方向。回顾中国经济法学二十余年短暂的学科史，许多经济法学者正是以经济法调整对象为认知起点去构建经济法理论框架，并形成大、中、小、无四大类多流派的争鸣格局。（2）然而深入研析1993年至今影响较大的“经济协调关系说”、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民市场运作关系说”、“国家协调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所谓的新五论，会发现林林种种的理论主张背后隐藏着各学派对“国家与市场经济”的不同见解。笔者认为经济法理论基石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而国家与市场经济问题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力图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给予应然与实然阐明。一、简述国家与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轨迹国家与市场经济理论的争论肇始于15世纪末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重商主义，尽管该学派存在15世纪-16世纪中叶的早期重商主义与16世纪下叶——17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之别，但反映商业资本和新兴资产阶级进行原始积累，扩张市场的客观要求，使之基本理论观点始终一脉相承，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并且国内市场仅仅是财富让渡，对外贸易才是增加一国财富的根本途径。因此主张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干预国际贸易、扩大产品出口和货币输入，限制或者禁止商品进口和货币输出，还主张借助国家政权对内扫除封建割据统一国内市场，对外实行殖民扩张拓展海外市场。在重商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英法等西欧国家先后颁布大量法令，如调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土地关系的圈地法令等、劳动关系的劳工法、济贫法等以及贸易关系的谷物法等，而其中1815年颁布的利用关税限制禁止谷物进出口、控制谷物价格的谷物法影响重大。（3）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权业已巩固，因此形成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体现过多国家干预的法律制度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突破口是率先举起“经济自由”旗帜的“反谷物法同盟”，而18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法国的重农主义更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为，反对重商主义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和法律制度，提出“经济自由”是实现“公平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这一时代思想之大成者当属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中提出迄今耳熟能详的“经济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守夜人”三个基本范畴，并指出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象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秩序的任何干预都几乎必然有害(4)，因此政府的最佳角色是除了赋税外不存在任何经济职能的“守夜人”或“夜警政府”。亚当·斯密的学说得到广泛认同，他也因此成为自由主义的鼻祖，但同时代西欧乃至英国3仍在公用事业、金融货币、对外贸易、价格、关税等经济领域颁布相当数量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如英国工厂法、关税法、法国的粮食降价法，其中“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5)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落后的德国急于赶超经济发达西欧诸强，德国历史学派从寻求本国本民族发展的特殊历史道路出发首先对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提出挑战，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较发达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人去用力，德国要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开始广泛的经济统制，制定鼓励、促进、扶持卡特尔的《卡特尔规章法》；战后更突破“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意思自治”以及“契约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则，颁布大量的国家权力介入经济生活的法令，诸如1919年《煤炭经济法》、《碳酸钾经济法》。(6)而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则彻底粉碎市场万能的神话，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凯思斯革命。英国学者凯思斯（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大危机与大萧条主要由于心理规律造成有效需求不足(7)，特别是对投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是引起“资本边际的效率”的“突然崩溃”的导火索，因此国家应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实行赤字财政，举办公共工程，通膨胀的手段实施反周期的政府干预。英国1944年发表的《就业政策白皮书》正式选择凯思斯主义为指导思想，1945年《塔夫脱——拉特克列夫修正案》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不平衡预算的赤字财政思想。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凯思斯主义被奉为官方哲学，国家干预为中心政策体系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全面建立，至此开始了近30年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时至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失业与通胀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思斯理论被重新评价与修正，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自由主张，并形成诸多流派，如美国里根政府的官方经济学——供给学派认为：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够，依据“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只要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就能够自然而然达到均衡，政府只应起监督、协调和政策指导使用；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官方经济学——货币学派从分析货币和货币政策入手，认为凯思斯主义扩大政府权力的财政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不适当扩大，破坏市场经济自我协谐机制；理性预期学派从“经济理性”角度分析，在理性预期状态下，国家实施的任何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无效的，“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经济自由主义学派重要代表4人物哈耶克指出，经济上的任何集体行为都是无效或低效，只有个人分散决策，才能保证经济活动的效率，市场是一种整理分散信息的机制；公共选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布坎南则将政府纳入经济分析框、指出政府不计成本的低效率，自我权力扩张以及官员导租所引致政府陷井的效率损失远大于市场缺陷，因此必须慎重选择政府行为或基本放弃国家干预(8)；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从产权角度出发，肯定国家界定产权和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指出国家权力的垄断性、扩张性是市场经济的侵害者；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派代表萨缪尔森则试图调解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分歧，主张“混合经济”即“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笔者花费大量的笔墨简述西方关于国家与市场经济理论诸流派的观点，一方面以下分析需要其中的若干理论为工具；另一方面历史证明一国占统治地位经济学主张都势必影响经济法理论与立法实践(9)。如果概约处理以上各学派的理论分歧，则无外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派系，正是二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变迁，引发了经济法调整对象外延或大或小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经济法调整对象又始终确定的定位于国家与市场经济之间。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理论分析“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密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一部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不相同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所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10)然而经过近两上世纪的实践和思考，我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也并不总是最有效率,“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是客观存在，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垄断(monopoly)和不完全竞争（imperfectcompetition）。人类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社会化的大生产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当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能出现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垄断有自然垄断（naturalmonopoly）与经济垄断之分。自然垄断简单表达是在具规模经济行业中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11)自然垄断者相对竞争对手而言，享有较大成本优势，并且面对无价格弹性的需求，通过垄断定价，获得巨大垄断利润。5较合理办法就是由社会利益的代表——国家直接投资经营，以政府定价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经济垄断则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竞争的自我否定，表现为某一企业或若干大企业达成联合对某一种或若干物品的生产销售实行独占或操纵。其结果由于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严重扭曲，导致消费者福利减损，乃至社会福利总量减损的静态效益损失和市场主体丧失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科学管理的动机的动态效益损失，对此通常由国家制定反垄断法和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克服，其中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案（ShermanAct）及1914年克莱顿法案(ClaytonAct)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FederaltradeCommissionAct)最为典型，但8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对反垄断立法进行反思，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垄断权力来自于政府的干预。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在研究一些大企业（如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及波音公司）在高度集中市场中，出现了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现象，提出了熊彼特垄断理论，即高技术垄断企业虽然得到了垄断利润，但捍卫技术优势的压力下，其垄断利润处置权是极其有限的，必须高额投资研制开发，于是这些大企业形成技术变革源泉，反垄断法的适用实际是杀掉一个会下金蛋的鹅。(12)（二）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称溢出效应，即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强加成本或利益，外部性有些是正的（外部经济），有些是负的（外部不经济）。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负效应，其产生社会成本不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因而市场机制无法调解，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强制法律手段对空气、水、噪音等污染、矿藏资源的过渡开采、濒危动植物猎捕等外部负效应行为予以管理控制，但实践也证明，仅仅适用国家的法律规制不一定最有效率，于是诸如税收补贴等经济性手段也被广泛地适用。1990年美国政府依据《空气洁净修正案》，以发行一定数量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的方法，实现了比传统的合令——管制型更显著的效果，到90年代末，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50%，(13)另外芝加哥大学罗纳德·科斯研究成果表明，在生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相互协商谈判，也能实现有效率的结果。（三）公共产品（publicgoods）。公共产品是正外部性的极端，指的是这样一类产品，当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并不导致成本增长，即边际成本为零（非竞争性）；而排除任何人对它的分享则花费巨大（非排他性）。(14)市场机制运转基本要求是收益能够抵偿成本或者成本能够追踪单个消费者，但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需求与供求无法通过市场来定。一般来说，由国家代表整体社会利益，来承担供给者的责任，再以税收的形式取回收益。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