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教程译文2

第1课为内疚正名有了内疚感心里大可不必难受。的确，内疚感会像超重的行李，如果不取掉，会让我们步履艰难。然而内疚感也可以成为给我们提供动力的引擎。的确，内疚感有惩罚自我的性质，然而内疚感也可以使我们保持教养。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有关内疚感和工作母亲这对有趣组合的文章。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讲到。后来有人寄给我一个礼品咖啡杯，杯子上写着：“我要为大斋节的到来而放弃内疚。”读到这行字我不禁咯咯笑起来。然而我又想到这个斋节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在过去这十年或更久的一段时间里，通过出书而非实际诊查给人治疗的心理医生很受欢迎，他们忙不迭地告诉大家，说什么我好，你好，大家做什么都没关系。心理学家的大多数著作都给内疚感冠以恶名——甚至就是一大堆恶名。它是清教，犹太教或者天主教的遗物，而传给我们这些糟粕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文化或者宗教。他们说，要想真正活得自在，遇事就不能内疚，无论是发财、发迹、出人头地，或是虐待母亲、薄情寡义，还是迟到、吸烟、有婚外情。其实以前就有个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要爱自己就得先消灭内疚感。我们周围的人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一直想把内疚感抛在脑后，而不去探究内疚的含意，不去从中悟出些什么。在人们成功地消灭了内疚感之后，让其复活的时机也成熟了。虽然嘴上说着我好你好大家好，但不少人心里都明白其实自己并非一直都好，别人也是如此。再说了，有很多人不断清除自己的内疚感，在自恋式的堕落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是不愿与之为伍的。究其最深层最彻底的含意，内疚感是我们心中一个渴望被捕获的罪犯。做错了事就产生这种可怕的、揪肠扯肚的感觉。这正如麦克白夫人满脑子想的那个别人看不到的血点一样……而且我们还不敢四处张望。没有内疚就等于没有良知。感觉不到内疚的人给他人造成痛苦后心情照样不错，结果他们就心安理得地接着给别人制造痛苦。我们什么不要都可以，唯独不能不要良知。弗洛伊德曾说过：“上帝在分配良知方面做的即不公平也不认真，大多数人生来良知就不算多，或者就干脆少的不值一提。”这里说明一点，我并不是建议每个人报名参加寻找内疚之旅。然而，我们必须对以下两种观点加以区分：一种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诸如贫困或种族主义感到内疚；另一种则断言受压迫者都是“命里注定”。在清教徒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肯定还有一个更好的“主义”。同样，有的父母在孩子各个成长阶段都教导他们时刻要感到内疚，而另一个极端是，有的父母压根就不给孩子一丁点道德伦理指导，在这两者之间肯定还有更适当的做法。比方说，我跟女儿谈心时(她称之为训话)，她过一会儿就会抬起头来说：“你让我心里不好受。”她这话反过来弄得我心里好长时间颇为不好受。然而如今我意识到我的做法没有错：那就是给她灌输一种是非观，这样万一她以后伤害了谁就会良心不安。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内疚是评价自我的终极方式。它是我们心中的声音，对自己说：“我应受罚。”不过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单单因为活着就感觉自己犯了罪似的。还有些人因不着边际的内疚感而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肯定不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不愿自己的后代步他们的后尘。然而我又感到解决问题的诀窍并不是要懦弱地对任何事都不敢评判，而是要看看我们评价自我时是否公正。卡尔·门宁格曾写过，心理治疗的目的不在于清除内疚感，而是要把“人们的内疚感和‘正确’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威拉德·盖林在《情感》一书中引用了牧师蒂洛森对内疚感的定义：“意识到做了有悖于我们职责的事后内心产生的不安。”当然，人们对职责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认识。我一个月前和两个朋友共进午餐，她们俩谈起自己对母亲关心不够，于心不安。结果，一个担心的是没能天天给“家”里打电话，另一个自打圣诞节就不曾跟她母亲聊过天。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格外容易受到不同责任感的困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今天一个新观念就可能和根深蒂固的老观念相冲突。过去所受的教育和今天的认识之间有很大差距，由此也生出各种内疚感。有的母亲时常对我说，她们工作心里过意不去，不工作心里照样过意不去。过去人们认为完美的超级母亲就是要给孩子喂好奶，会做可口的饼干。而现在的标准则是要做独立的女性或者经济上的好帮手。但是责任感也有其用处。是责任感逼迫我们坐到打字机前，是责任感催促我们在一个诸事不顺的早上去工作，临晨3点孩子哭了也是责任感让我们起床看孩子。如果说责任感是我们在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之间做的心理斗争，那这个斗争是强大的、充满人性的斗争。盖林写道：“内疚感代表最崇高、最痛苦的斗争。这是我们与自我的斗争。”与自我斗争总比放弃自我好。从某个角度讲，这种最糟糕的情感烘托出人类最美好的一面。为避免内疚于心，我们便不去做坏事。如果一个孩子伤害了妹妹或弟弟，哪怕没人知道，他幼小的心灵也会滋生内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的成年人给无辜的人造成痛苦，他们为了超过别人而行骗、撒谎、偷窃（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自己的帐），可半夜醒来这些还历历在目。这样说来，内疚感对促进人类文明有巨大作用，它是人类内心的戒律，帮助我们与人为善而非一股脑地你争我抢。“如果说人们心中的内疚感复苏了，”曾著《孤独的人群》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里斯曼说，“原因之一是60年代猛增的年轻人势头压过了成年人。你可以说成野蛮人占领了罗马。而如今成年人更多了，他们正试图恢复稳定的局面。”内疚感是我们心中的成年人，是父母，是坚持标准的人。它是我们内心的向导，虽然我们常常跟它争辩“其他人都这么干”，但是结果总是徒劳的。我们甚至与伦理困境和内心冲突做斗争，为求个心安理得。我认识两个女人，她们因不忠于婚姻而面临危机。其中一个离了婚，结束了三角关系。另外一个终止了婚外恋。两种情况下都是痛苦促成她们改变。把内疚感和正确的事联系在一起并非易事。明辨是非，分清理智的和神经质的内疚感向来很难。要想解决问题我们要么改换看法，要么改变行动。我曾是个上班的母亲，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都试过好几次。女儿年纪小，然而我又要上班，我就担心自己没有像我妈妈那样当个合格的母亲。时间一久，视野开阔了，通过现实我这才改变观点；我意识到女儿显然没有遭遇冷落的感觉，我也绝非漠不关心的妈妈。悉心照料、爱意、机会和支持帮助我化解了早些时候的内疚之情。去年冬天有一阵，我出城的次数比往日多了，心里有些不安。这次我没有改变看法，而是改变了行程。就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每天要面临十几个决定。而内疚感是众多端正动机之一。我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由内疚感统治。绝非如此。但是内疚一直存在于这个基本问题：“如果这么做，我能内心无愧吗?”有的人从来不问自己这个问题，就算问了答案也是从来不会是否定的，他们好像很幸运。在我们看来，他们能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自责，尽情享乐而无顾忌。他们能够只操心自我第一，其他人统统被他们抛在脑后。有些人一辈子不曾揪心地内疚过，羡慕他们倒很容易。然而羡慕这些人就像羡慕家养宠物一样。步其后尘无异于把精神不正常的人视为自己的楷模。这种人并不自在，他们是反社会的人。这个世上，内疚感是唯有人类所能感受到的为数不多的几种情感之一，这些人可以说都算不上人。内疚是最体现人性的困境之一。这意味着用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意味着承认自己的缺点，也承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就是要成为理想中的那个人。第2课创世纪：上帝与科学启蒙时代之后的某个时候，科学和宗教订了一个君子协议。科学负责现实的世界：机器、制造物、药品、枪支和登月火箭等等。宗教掌管所有那些无法计量的其它事物：道德、圣礼、诗歌、精神失常、死亡以及政治和治国之道的某些残留形式。宗教既是非物质的，也是不重要的。那时候科学和宗教可说是苹果和橘子。协议这样规定：属于恺撒的东西归苹果，属于上帝的东西归橘子。就像玛雅人有两本历书，一本是俗人的，一本是教士的，西方的科学和宗教持有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使用两种不同的语汇。20世纪进入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互不相容已经有所缓和了。宗教和科学都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过分之处，甚至意识到自身作恶的能力。现在它们奇怪地碰到了一起，达成一种形而上学的默契。也许这种默契最突出的标志是对于有关宇宙诞生的某些事实，宗教和科学之间好像意见一致起来。这不逊于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人抛弃世仇，凑到一起给孩子洗澡。根据《圣经》的《创世纪》，宇宙产生于一次闪光，由造物主一挥而就；神以心志赋予一切以生命，即无中生有。毫不奇怪，科学家一般都避开最终根源的问题，避开这个最终的“无原因之原因”。事实上，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坚持亚里士多德的“无生无毁”的宇宙观念，即过去是无限的，未来也是无限的。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静态宇宙理论。可能很难设想宇宙绵延无期，就像时间的无垠雪原，这种想法甚至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这一观念至少给人以永恒的宁静感。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里，静态宇宙模型在科学界已经让步于一种更难理解的观点，认为宇宙中充满着暴力。现在大多数天文学家接受了宇宙是瞬间创造的理论，即宇宙起源于150或200亿年前一个巨大火球的爆炸。爆炸产生的碎片至今仍在从爆炸的中心向外飞移。其中的一个碎片就是我们称为银河的星系——它的几千亿颗星星中，有一颗就是我们地球的太阳，环绕太阳运行的微小颗粒是行星。这种被称作“大爆炸”的理论使得一些天文学家深感不安，而同时又在许多宗教界人士心里激起涟漪，好像《圣经》上的说法得到了科学证实。理由：大爆炸理论听起来非常像《旧约全书》一直在讲的故事。科学得出大爆炸理论是通过令人起敬的艰苦研究，通过漠视意识形态的假设和证明过程——以及有时候幸运的偶然发现。1913年，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洛厄尔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维斯托·梅尔文·斯里弗发现，有星系在以高达每小时200万英里的惊人速度远离地球。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埃得温·哈勃从斯里弗的发现再进一步，提出了膨胀宇宙定律，该定律假定发生了一次原始爆炸。同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没有依靠天文观察就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也包含了宇宙膨胀观点。然而，仍有许多天文学家坚守着静态理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5年，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两位科学家，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使用精密电子设备，收听到从天空各个部分传来的背景辐射产生的噪音。他们所听到的其实是第一次爆炸残留的振动，是宇宙诞生时刻的缕缕回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大多数天文学家接受了新观点，在研究工作中都假设确实有大爆炸发生。大爆炸理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毕竟，这个世纪属于爱因斯坦相对论、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即观察自然的行动本身干扰和改变了自然)和神秘莫测的黑洞理论(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让·保尔曾写到：“被画成熠熠金目的上帝，现在只留下一只黑眼窝。”)，科学不再是启蒙时代理性的雅典娜神殿，冷峻而自持。它开始更像《暴风雨》中卡利班见识到的普洛斯彼罗的荒岛，光怪陆离。有些天文学家甚至津津乐道未来宇宙残留的星光，它的时间流向与我们相反的方向。除了起源之谜，硅芯片时代的不可知论还被许多其它的谜团所动摇。几乎具有同样神秘色彩的问题是，在几十亿年前，是什么条件产生了第一个能够复制自身的分子。这一步使得遍布地球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发展成为可能。为什么恰在那时发生呢?对于科学和神学在大爆炸宇宙学上表面的汇合，宗教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自启蒙运动以来，《圣经》所述的创世故事或者其它“事件”，如人之堕落和耶稣基督的奇迹，屡屡遭遇科学的贬抑；它们仅仅被当作神话、迷信而已。现在信徒们不由得要相信科学已经费力地证实了至少一个圣经“神话”：创世说。然而说是证实，真有其事吗?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主任罗伯特·贾斯特罗出版了一本古怪的小册子《上帝和天文学家》，他在书中指出，《圣经》竟然终究是正确的，而和他一类的人，他认为包括科学家和不可知论者，现在感到惶惑不安。贾斯特罗频飞虚幻之吻，像中微子一样跨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鸿沟，几乎是一厢情愿地要建立一种联系。圣经基要主义者可能欢迎贾斯特罗的书，但他的科学家同行们却不以为然。他以歌剧的笔触写到：“对于一位以理性的力量为生活信仰的科学家来说，故事的结局像一场噩梦。他攀越了无知的山脉；他即将征服最高的巅峰；当他翻过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一群已在此稳坐了几个世纪的神学家。”多产的科普作家艾撒克·阿西莫夫对贾斯特罗的书提出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