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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者的话:下面展现给读者的是2003年全国高考历史试卷(上海卷)中的一道材料分析论证题。这是一道具有一定开放性、自主性、综合性和研究性的高考试题。毫无疑问,这道题无论是在命题立意、展现形式、应答要求,还是在命题切入点、知识信息量、史学认识论等方面,都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堪称近年来高考历史命题中的一道经典题目。本题不仅体现了高考命题的能力立意原则,而且体现了当前正在上海、乃至全国深入进行的新一轮课程教2材改革的精神。但是毋庸质疑,当高考命题正经历着这场无声的变革的时候,我们的历史教学无论是在方法论、认识论,还是在史学信息的储备、历史观点的表达方式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认识上的滞后和实践上的误区。当两股力量已经实实在在地降临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下面我们选用了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历史特级教师,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研究,并多年参加上海卷高考历史命题的李惠军先生的一篇文章。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绝不是这道高考题的答案。我们只是希望广大中学历史教师通过阅读这篇文章,从中领会如何领悟历史,如何在平凡的教学中实现教师从一个传道士转变为一个学习者和研究者,如何适应新一轮的课程教材改革和高考命题改革的新形势。从中华民族的衰落走向复兴——封闭.被迫开放.主动开放到加入WTO的百年之路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李惠军(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10期)一、从马嘎尔尼来华说起大约相当于15世纪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极大刺激了当时一些西方国家极力向海外寻求贸易市场以扩大市场和势力范围。1497年达伽马率船队绕过南非好望角首航印度。从而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当西方国家实现社会转型、开始进入近代机器大生产之时,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带来了西方科技的新信息。内外安定的中国如能迎接世界进步潮流,渴望很快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然而闭目塞听的大清帝国继续闭关锁国、自娱于歌舞升平的天朝盛世之中。不知不觉间,中国丧失了一次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进行平等交流,进而实现社会转型与发展的机遇。叩响中国之门的马嘎尔尼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机遇的丧失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更没有意识到一场危机即将来临。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也相继进行或经历着这场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为了对外进行商品输出,掠夺海外市场和廉价原料,于1840年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在这场古老封闭的东方农业文明与崭新开放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大较量中,清政府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有复杂和深刻的背景与原因,而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盲目地自尊自大则是中国如此惨败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二、步履蹒跚的自强运动:由《四洲志》到跛足的变革——洋务运动鸦片一役,惊醒了有实之士的天朝迷梦。遇“千年未有之强敌”、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出路何在?在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中,尤以林则徐为典型。在广州禁烟期间,他收集和翻译有关西方书刊,他还写成〈四洲志〉介绍西方情况。1852年,魏源受林则徐委托并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完成了〈海国图志〉一书,这是中国最早最系统地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专著,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令人痛惜的是,魏源的呼吁并未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多少反响,最终被束之高阁。而传入日本后,却成为日本维新志士传阅的宝典。正是在这部书的影响下,日本抓住历史机遇,开始走上了维新变法之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接受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天朝上国的君臣们再次被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所惊醒。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文武大臣意识到,中国只有敞开国门,学习西方长技,走现代化之路,才能生存和3发展。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以“自强”、“新政”为名,以“练兵制器”为核心,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组建了一批近代海军,举办了一批新式学堂。这场洋务运动尽管来得稍显迟缓和艰辛,但毕竟顺应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它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的起步和初步尝试,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提供了条件,使中国开始向世界资本主义轨道上靠拢。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新的阶级或阶层出现,这场变革只能依靠旧有的封建政府中的政治精英来领导,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按照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办洋务必须以恪守封建统治的传统为前提,所以洋务运动说到底不过是一场跛足的变革,它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更不可能使中国真正的溶入世界。正当洋务运动这场跛足的变革步履艰难地进行的时候,19世纪中后期,欧美及日本先后发生了俄国1861年改革、德国和意大利统一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等现代化运动。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处于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需要,他们加紧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步伐。七、八十年代中国边疆地区出现新危机,中法战争爆发,特别是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定,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三十年惨淡经营的洋务竟毁于甲午一役,泱泱天朝大国,竟惨败于弹丸东夷!严重的民族危机促发着民族救亡意识的觉醒。三、从维新派的变法到革命派的共和早在洋务运动期间,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冯桂芬、王韬等人就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的主张。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上书光绪帝,要求拒和、请求变法。“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政治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派创办〈中外纪闻〉等刊物,组织强学会等团体,翻译〈天演论〉等著作,大力宣传西学,推动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终于促成了以光绪帝为主导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溶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堪称是中国自觉地纳入世界的一次良机。然而,变法仅仅进行了103天,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失败了,中国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轨道。在顽固派的主导下,清政府走上了盲目排外的封闭之路。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农民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愚昧和无知,另一方面也是清政府顽固派利用农民顽固反对、盲目排外的一次无奈的挣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定使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而言,戊戌变法的结局是偶然的,而中国的变法维新却是必然的。正因如此,1901年承继百日维新事业,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的皇朝“新政”便出台了。此后不久,清政府又在政治上出台了“立宪”举措。然而,西太后觉悟得太迟了。当他们要求变法时,社会环境、历史机遇和时代潮流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政”和“立宪”非但未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并溶入世界,相反却加速了它的灭亡。武昌起义的炮声,宣告了大清王朝的覆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向西方学习,高举三民主义旗帜,通过武装斗争,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历史出现了一种非常有利的发展机遇。然而,由于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背叛共和、复辟帝制,加之此后形成的北洋军阀混战局面,使中国社会再次陷入了黑暗。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即便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中国社会几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了三股进步的潮流。一是政治领域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共和运动;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以发展近代民族工业为核心的“实业救国”运动;三是在以后不久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发起的以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4四、军阀混战、国共对峙、日本侵华、全面内战——机遇一再降临一再错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暂时调整了列强之间的各种矛盾,建立了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构成了帝国主义国际关系的新格局。当西方国家平稳地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时,我们却在军阀混战中错失了发展的良机。历史似乎注定了在走向中国现代化和溶入世界的道路上必然要经历太多的坎坷与曲折。1927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但接之而来的却是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尽管在此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曾作过不少努力,中国经济在30年代也出现了难得的发展势头。但是到1937年,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同时,也粗暴地中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遭到彻底失败,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遭到重创。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一惨痛的代价赢得了百年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中国出现了以和平方式走上和平统一、民主建国、发展经济、溶入世界的最佳契机。然而,美蒋悍然违背民意,将独裁与内战强加与善良的中国人民,中国因此又一次失去了一次社会转型的良机。残酷的内战导致了经济的大倒退,而恰恰西方国家在此期间初步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五、艰难的探索,曲折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久遭凌辱、饱受苦难的民族站起来了从而为中国真正走上实现现代化之路,并溶入世界创造了前提和机会。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反动残余势力的颠覆活动,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我们开展了土地革命、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接着,又制定了过度时期的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八大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们党在当时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急于求成,1958年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中国经济遭到重大挫折。人民公社化使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加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挫折使我们的党逐渐冷静下来,从1961年开始,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与此同时,一场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悄然兴起,它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历史再次为中国提供了一次迅速发展的机遇。只要坚定地沿着既定目标发展并顺应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中国经济未必不能获得平稳而高速的发展。可悲的是,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错误的估计,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中国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远远地与正在走向一体的世界经济拉开了距离。六、改革开发的新机遇十年浩劫,满目疮痍。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必要的前途。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中心将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时代内容。在经历了30多年的艰苦探索,我们终于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始了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时期。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此后,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与此同时,我国也在不断地溶入世界。从建国之5初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中美、中日、中苏关系的不断发展到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不仅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而且国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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