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思维理论的发展及其实证研究综述

1群体思维理论的发展及其实证研究综述1毕鹏程，席酉民，王益谊（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西安710049）摘要：本文首先对群体思维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要回顾。然后重点对其自1971年提出以来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包括案例分析和实验检验，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总结和评述。并对这两种研究的方法、内容和结果进行了比较。最后提出了一些群体思维理论研究下一步应该关注的问题。关键词：群体决策；群体思维；案例分析；实验检验中图分类号：C9340引言从Janis1971年提出群体思维（groupthink）概念及其理论框架【1】到目前为止，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概念模型构建及其直接验证、理论模型扩展和理论模型重构三个阶段。其研究模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案例分析，主要是将Janis的群体思维理论用于解释一些失败的群体决策事件。研究者们通过分析这些决策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结果，以及群体思维理论的主要方面，包括前提条件、群体思维表现、决策缺陷等在这些决策过程中如何表现和演化，从而达到验证群体思维理论的目的。案例分析的特点是由决策的结果反向推至群体思维的前提条件，并将注意力放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上；另一种是实验检验，即利用实验室模拟群体思维发生的各种环境来检验Janis理论的各个方面。实验检验的特点是先控制某几个前提条件变量，并设定相应的因变量（一般与决策结果有关），然后考察他们对因变量的影响，与案例研究的推理过程正好相反。在现有的群体思维理论研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这两种模式。此外，还有一种研究模式，就是理论模型的完善和修正。主要是针对群体思维理论模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增加一些额外的研究变量，或删除一些无关变量，或对变量关系进行重新修正。总的来讲，前两种研究模式属于实证研究范畴，而后一种则属于理论演绎范畴。本研究首先对群体思维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一个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重点对群体思维理论自1971年提出以来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包括案例分析和实验检验，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总结和评述。并对这两种研究的方法、内容和结果进行了比较。最后提出了一些群体思维理论研究下一步应该关注的问题。1群体思维理论及其发展和其他许多新理论的发展过程一样，群体思维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首先，是概念的产生和理论模型的构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模型的直接检验。其次，是对理论模型的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主要针对最初的理论模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更符合实际的扩充和修正。最后，是理论模型的重新构建，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或理论模型来替代原有的群体思维模型。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目（7012001）；国家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专项项目（A2.9-GL）.作者简介：毕鹏程（1974－），男，宁夏人，博士生.21.1模型的直接检验群体思维理论提出后，包括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在内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该模型的直接验证。最初的案例分析主要针对一些典型的政治、军事决策事件【3，4】。实验检验则主要考察和检验该模型的一些关键变量，其中研究最多的是群体凝聚力（groupcohesion）。此外，群体中的领导风格也得到大量研究。不过，由于群体凝聚力变量的构建方式不统一，因而研究结果差异较大。相反，领导风格则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研究结果。另外，新的案例分析不断出现，同时，最初的一些案例又得到了重新分析，试验检验也在不断增加。总的来说，这两类研究模式只是提供了对群体思维模型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支持。这种状况招致了对该模型的许多批评，并引发了对该模型的进一步修正和完善【5，6】。1.2模型的完善和扩展由于找不到对群体思维模型完全的支持，研究者们开始探索一些新的群体思维过程变量【2】。例如，文[7]研究了权力动机（powermotivation）对群体思维结果的影响。文[8,9]研究了成员的责任感和性别对群体思维的效果。而文[10]则考虑了决策规则如何影响群体思维症状和过程。这一阶段的研究再一次表明群体思维各变量间关系的错综复杂，试图找到对该模型的完全支持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1.3模型的重新构建考虑到最初的群体思维模型得不到理论及实证的很好检验，在接下来的研究探索中，研究者们开始考虑重新构建新的模型来取代原有的模型【2】。例如，文[11]提出了集体乐观（collectiveoptimism）和集体规避（collectiveavoidance）概念来取代最初的群体思维概念。文[12]通过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事件的研究强调了群体思维过程中时间选择的重要性。文[13]使用了社会身份维持（socialidentitymaintenance）概念来考察群体思维。文[14]研究了发生群体思维的群体决策过程中风险的地位和选择转移（choiceshift）现象，而文[15]则考虑了在群体思维决策过程中的从众效应（conformity）和顺从压力（compliancepressures）。文[16]还用集体功效（collectiveefficacy）概念取代群体凝聚力来重新解释群体思维，等等。2群体思维案例分析Janis最初的研究中分析了四个决策失败案例【3】，包括：(1)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AdmiralKimmel及其智囊团做出的导致被偷袭的决策；(2)1950年Truman总统及其智囊团做出的发动朝鲜战争的决策；(3)1960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及其智囊团做出的入侵古巴的决策；(4)1964-1967年间约翰逊总统及其智囊团做出的发动越南战争的决策。通过将这些失败决策案例和另外两个成功决策案例（战后欧洲旨在复兴经济的Marshall计划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进行比较后，Janis归纳总结了群体思维的症状以及一些前提条件和造成的后果。随后，Janis又在文[17]的研究中分析了一系列在“水门事件”中由尼克松总统及其智囊团做出的决策。由于想利用这个案例来证实群体思维模型的一般性，因此他对这个案例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不仅评价了群体思维的前提条件和症状，还进一步分析了群体思维对决策过程及结果的影响。最终结论认为群体思维是导致“水门事件”的主要原因。并认为这个案例可以作为群体思维的最好例子。通过对“水门事件”的分析，他又提出了两个新的前提条件——成员背景、价值观的相似性，以及来自于外部威胁的压力，试图使群体思维理论模型更加完善。上述这些案例又被其他研究者重新分析了很多次【4,15,18,19】。例如，文[4]通过分析上述案例中关键决策人物所做的一些公开演讲内容，来检验基于群体思维症状的一些假设。他发现，由于群体思维案例中的领导人与非群体思维案例中的领导人对决策的态度不同，从而影响了群体对决策的看法。文[15]也调查了上述案例中发生在决策群体内的社会影响3过程。他认为古巴导弹危机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决策。首先，在事件之初，决策群体当即决定必须立即采取一个直接的军事回应。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发生了群体思维；其次，决策群体仔细地考虑了应该采用的军事措施形式，并最终决定实施海上封锁。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没有发生群体思维。文[15]的分析认为，这些案例中有两个（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包含了顺从现象（compliance）（即群体成员对决策表面上接受，但内心却反对），而另外的四个案例中则包含了内部化现象（internalization）（即群体成员对决策完全接受）。这个结论是对群体思维理论的一个重要拓展。因为Janis似乎也认为内部化现象是群体思维的一个主要影响过程【17】。此外，文[18]通过一些新的证据重新研究了“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发现这些新证据并不完全支持群体思维过程。特别指出群体凝聚力并不是造成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而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对决策方案的分析和解释才是影响决策过程的关键因素。文[19]也重新研究了“猪湾事件”和“水门事件”，并认为导致群体思维出现的关键因素在于极化效应，从而使决策出现了过分冒险现象。文[20]的研究是目前为止最详细、深入的案例分析，在Janis原有的七个案例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他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群体结构和决策程序缺陷对群体思维发生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发现群体凝聚力和外部环境对群体思维的作用【20】。除了上述这些发生在政治、军事领域内的案例分析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案例分析开始关注其他一些组织领域，如企业组织【21,22】，教育组织【23】和体育组织【24】。总的来讲，群体思维的案例分析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常用的是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此外，文[20,25]都曾采用过定量分析方法。文[20]重点检验了群体思维症状，采用的是一种称为Qsort的定量研究方法，从群体动力学角度比较了10个案例的各个方面。而文[25]则验证了群体思维理论的所有前提条件和影响后果。群体思维的案例分析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案例分析的最大贡献在于发展了群体思维理论。通过对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一些群体决策进行分析，也增强了群体思维理论的实际应用性。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尽管案例分析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这些研究的精确性仍然令人怀疑。因为到目前为止，案例研究的很多结论和Janis的模型假设尚有一定出入。以前提条件为例，很多研究者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群体凝聚力和群体思维的关系并不是像Janis所假设的那样密切【15，20】。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除了各个研究者的分析方法有差异之外，各个群体事实上的唯一性和无代表性、研究者的偏见以及在对群体决策案例进行描述回顾时的不精确性都减少了案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案例分析的结果虽然在总的方面和一些事实相符，但仍然不能够作为群体思维发生的主要证据。表1给出了较全面的群体思维案例分析总结。表1群体思维理论的案例分析作者，时间案例研究内容结果Janis,1972猪湾事件、朝鲜战争、珍珠港事件、越南战争、马绍尔计划、导弹危机通过案例分析发展和验证了群体思维理论。研究了四个前提条件（凝聚力、隔绝、领导方式、决策程序）和八个群体思维症状表现以及七个决策失误表现四个案例（猪湾事件，朝鲜战争、珍珠港事件，越南战争）中发生了群体思维，另外两个没有发生Raven,1974水门事件研究了两个前提条件（凝聚力和隔绝），六个群体思维表现（除了合理化和刻板化思维）尼克松以及智囊团并没有表现出团队精神，成员是通过对总统的忠诚而凝聚在一起Tetlock,猪湾事件、朝鲜对主要决策者的公开演讲内容进行结论支持群体思维理论三个假41979战争、越南战争、导弹危机、马绍尔计划了分析。群体思维案例中的主要决策者在考虑所面临的任务和自己的群体时过分乐观，而对对手的评价则比较消极设中的两个Janis,1982水门事件+最初的六个案例分析了四个前提条件（凝聚力、隔绝、领导方式、决策程序），及新增的两个前提条件（成员的同质性和外部压力），还研究了除合理化之外的全部群体思维表现和所有的决策失误表现回应Raven1974年的研究，认为在决策时，该群体的五个核心人员是凝聚的/具有团队精神的，并增加了“群体的低自尊”作为最后一个前提条件（在水门事件中没有出现）Manz,Sims,1982三个自治的工作群体描述性研究。每个案例中都出现了两到三个群体思维症状主要提供了群体思维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Snith,1984伊朗人质解救行动描述性研究。所有的八个群体思维症状均出现没有考虑前提条件和决策过程缺陷Hensley,Griffin,1986Kent州体育馆事件研究了所有七个前提条件、七个群体思维症状以及四个决策失误表现（不完全的备择方案调查、不重新评价方案、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处理过程的选择性偏见）提出了三个新的决策过程失误：没有和对手保持联系，缺乏和仲裁人的合作，没有延伸最后期限Herek,Janis,Huth,19871947-1973年期间19个涉及国际危机的决策研究了七个群体思维症状和决策结果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当更多的症状出现时，决策更有可能减少对美国的利益，并增加国际危机支持群体思维理论中的一个因果关系，即不良的决策过程将会导致不良的决策结果Esser,Lindoerfer,1989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利用失事报告中的一些陈述作为证据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