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化中的海洋意象兼论闽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福建文化中的海洋意象：兼论闽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来源：福建社会科学院发布时间：2015-06-1114:33:42点击率：41420从宋代以来，福建文化中大量的海洋交通、海洋商贸与海外世界的文献，为汉语典籍增加了大陆之外的海洋世界的讯息，表达了以海洋文明为立场的、对中国文明的思考。《诸番志》、《岛夷志略》展现了宋元时期中国海洋事业的繁盛；《东西洋考》展现“海禁”的明代政府与民间知识体系的失衡；《瀛环志略》则是地处福建的清末官员对中国前途的深切思考。文/苏文菁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也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包涵了像“闽”这样的海洋族群。闽文化代表了中国走向海洋的内发性力量。早在周朝的典籍《周礼》中就有对“闽”或“七闽”的记载。从中国历代行政规划与考古事实看，闽族的分布范围与当代闽文化的主体区域是一致的，它包括现阶段的福建、台湾两省，以及浙江南部、江西东部、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成书于远古时代的《山海经》载“闽在海中”，它不仅描绘了“闽”之地理方位，从而也确立了闽文化的区域特色：海洋性。海洋性不仅使闽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极具区域特色，而且是千百年来福建人漂洋过海、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支持。事实上，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比欧洲更早走向海洋，他们在海外贸易活动中所产生了一系列组织化、制度化，以及技术上的创新。远在宋明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正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社会转型。人类的历史在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从15世纪开始，欧洲的航海技术在社会需求的刺激下获得很大的发展，他们向东航行，以获取在古罗马时代就在他们的记忆中满是丝绸的“赛里丝”国的财富。马克•波罗的东方游记使欧洲关于东方的财富幻想再次膨胀。16—19世纪，当以海外扩张为特征的欧洲资本主义东来的时候，他们在印度洋、南中国海遇上的并不是当地的土著，而是讲“福建话”的中国商人，于是，在老欧洲人看来――先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法国人等，在他们的眼里福建商人的语言就是中国话，福建商人的一切举动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总之，具有独特区域色彩的福建文化是中华文明向欧洲人打开的第一扇门。当时，正值中国中央政府(明清两朝)实行“海禁”，包括福建商人在内的中国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在中央政府眼中都是非法的行为。于是，我们看到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老欧洲人的眼里，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商代表的就是中国;而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眼里，这些违例下海的商人是“海盗”与中央王朝的“弃民”。福建海商在当时以“非法”的身份成为唯一的一支能与老欧洲殖民者进行对话的海洋力量。持久、规模化的中国东南沿海商人的海外活动，不仅带来了中外物流的交换，更推动了世界文化体系里中华文化圈的建立。传统中国在环太平洋区域的文化、经济的绝对优势使得中华帝国成为太平洋西岸、欧亚大陆东南区域的中心，并由此而构成了传统中国的“朝贡”势力圈，也就是中华文化圈。在明朝之前，中国中央王朝并不反对东南沿海人民的海外商业活动，在一些特定的时代，如宋朝，还把“开洋裕国”当作十分重要的“国策”。宋朝不仅在文化上提升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册封来自福建民间的海洋女神，将东南区域的海洋文明提升为王朝的“钦定”文化，使得中国的海洋文明从文化边缘走向中央意识形态。民间海外贸易与官方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完善。造船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在明代之前，中国的海洋文明以及海洋事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而明清两朝开始的“海禁”(“海禁”始于元朝，当时只针对日本)，无论是只允许官方贸易的朝贡，还是“寸板不得下海”的“迁海”，对中国的海洋文明都是沉重的打击;相应的在文化策略上，主流话语不断地扭曲、排挤、边缘化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使之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处于失语的状态。同时，令人深思的是：由于生存意志的选择，以福建沿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民众，以各种形态反抗中央朝廷的意旨，并以移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形式，保持了传统中华文化圈的存在。我们认为“闽”是自古以来就在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族类。闽文化的特质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多山”、“滨海”为闽人的海洋个性提供了实现的地理条件;而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民的自愿选择使得福建的海洋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历代从北方入闽的汉人和从海上东来的穆斯林都有一种不安于现状的情愫，他们与生活在福建的原住民的开放、冒险精神一拍即合，演绎了数千年的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远从宋元时代开始，福建民众由于大量的海洋活动，就有了许多相关的海洋交通、海洋商贸、海外世界的文献。为汉语典籍增加了大陆之外的海洋世界的汛息。宋代对于福建的独特意义史家多有论述。①“福建”作为区域概念是在唐代获得的②，至宋，在不长的发展时期就获得如此的成就。同时，宋代也是福建的海洋文化特性彰显的时代，宋朝最高统治者认为：“市舶之利最丰，若措置合宜，所得辄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任何一种国策的实施都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过程，而福建的区域海神信仰最具有支撑“开洋裕国”的文化精神素质。在这种文化需求之下，福建的海神妈祖被册封为国家神祉(1156年)。从宋朝开始，福建区域文学出现了与海洋文明发展相关的独特的内容——吟诵海外交通、描绘世界地理、展现异国风情。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设今泉州)的赵汝适，在泉州任职期间，常阅诸蕃图，求询外国商贾和水手，根据得知的各国国名、风土、山泽、物产等情况，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撰成《诸蕃志》①。该书成于宝庆元年(1225)，所记海外国家很广，东自今日本，西抵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沿海诸古国几乎列举无遗。书中对北非、东非的记载也相当详细，此书是有关宋代海上交通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边疆与域外地理著作。在“大陆”与“中原”的知识之外，为当时与后代留下了新的知识的空间。同时，在中国传统的汉语诗歌中出现了不少描写福建沿海港口城市与海外各国繁荣的贸易现象。如南宋寓居泉州的李文敏，称赞泉州港是：“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里万国船”。谢履的诗有：“隔岸诸番国，江通万粤州”。南宋中期出任泉州知府的王十朋更有“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的诗句。除了诗歌中增添了这类吟咏“帆船”、“商贾”的意象之外，在中国传统的官方史书之外多了区域与全球互动的知识结构。与《诸番志》的成书过程不同，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是作者从福建泉州港两次出航的亲历。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②。明代，福建人继续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不断扩展关于海外、世界的有关知识。明代政府的禁止私人海洋贸易的海禁政策与福建民间的海外、世界知识形成了剧烈的反差。张燮的《东西洋考》③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延续着中国知识谱系里有关海洋贸易的知识。张爕的《东西洋考》(1617年)共十二卷，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两部分。卷一到卷六主要介绍“皆贾舶所之”的东西洋各国的情况，包括地理历史、名胜古迹、物产及交易情况，有《西洋列国考》四卷，《东洋列国考》一卷，《外纪考》一卷。卷七到卷十二主要是与海外贸易有关的其他方面的介绍。分为《饱税考》一卷，《税珰考》一卷，《舟师考》一卷，《艺文考》二卷，《逸事考》一卷。依次记载了明政府在月港对往来海上贸易商船实行的饷税制度;在闽税监宦官高寀的恶行及由福建地方官、海商发起的驱高运动并取得胜利的经过;海上航行的实践经验总结;海外诸国受封的诏书、入贡表和奇闻逸事。在内容上，《东西洋考》不仅是传统汉语书籍中已有的关于世界、海外交通的知识的集大成者;而且大量搜集和记录了十六世纪中叶以来以月港为重要枢纽的当代世界海洋知识，他在《凡例》中明确指出:“诸国前代之事，史籍倍详，而明兴以来为略。每见近代作者，叙次外夷，于近事凡无可镂指，辄用此后朝贡不绝一语搪塞。譬之为人家做传，叙先代门阀甚都，至后来结束殊萧索，岂非缺陷?余每恨之。”中国文明中的海洋发展部分几乎为明初开始的海禁政策所遮蔽!这是张爕所所痛心的。卷一至卷六在记叙海外诸国历史时更多参考了各种历史史籍，如《汉书》、《后汉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广西通志》、《广东通志》等;在记叙名胜、物产及交易情况时较多参考了《水经注》、《山海经》、《博物志》、《本草纲目》、《异物志》、《草本状》、《林邑记》、《图经》、《香谱》等;并加与有关前人记录海外的书籍，如《交州异域记》、《华夷考》、《海上耳录》、《海上耳谈》、《交州记》，《星搓胜览》、《瀛涯胜览》、《方舆胜览》等。卷七至卷十二中《舟师考》与《艺文考》取材于长期参加海上贸易的海商和舟师的口述、见闻以及当朝邸报而完成的。应该看到，在与南洋的交通、贸易过程中，儒家文化也随之传入南洋，使之成为儒家文化圈中的同质文化。南美洲、南洋原住民文化也随着航路进入福建区域，这种文化的交往最早是从具有实际意义的表层文化开始的，如衣饰、食用器物先被接受，词语，作为实物符号，也紧接着进入。《东西洋考》可以看到这种文化交流的痕迹。张爕的《东西洋考》虽然在东南沿海的海洋知识谱系中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在传统的汉语著作中却一直无法进入话语的主流。同样，清末主理福建开放口岸事务的徐继畲所写的《瀛寰志略》也未能构成清代的中国在谋求国家富强中的知识支持。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几乎每一次对旧观念的突破都是从最简单的常识开始的。而简单的地理是“诸学科之基础’。[1]它的变化往往是根本的变化，成为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桥梁。欧洲15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大大开阔了西方人的视野，更改了西方人的世界概念，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幕。同样的，在19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由地理推及其它的，是由地及史及政的”。[2]19世纪早期，中国主流知识话语关于世界地理的观念基本上是模糊的，大致停留在“以我为中心”的认识世界阶段。他们认为:首先，在世界地理上，中国居世界之中心，君临四海，其它各国如众星拱月一般护卫中国。人们对世界的描述仍然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是谓裔，海外诸国亦谓裔。裔之言为边也”[3]。其次，中华帝国是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四方各国是蛮荒之地、夷狄之居。外国只能向中国俯首称巨，接受中国的文化辐射。华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一点利玛窦深有体会:“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它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4]明代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就以浑天仪、世界地图等实物试图改变中国主流知识体系。只可惜，他们的努力再一次归零。因此，清朝的统治者对于变化的世界形势一直是“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对“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道光皇帝直到鸦片战争开战后两年，仍不知英国在何方，国土有多大。[5]近代地理知识的再一次传入，又会是什么命运呢?徐继畲，1795年(乾隆六十年)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在1826年进入翰林院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西老家度过的。32岁中进士，43岁开始外放为外吏，广东、福建，无一不是中国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地区。特别是从1837-1850年，徐继畲一直在福建任职，官至布政使、巡抚，并办理厦门、福州两地的通商事务，成为朝廷倚重的封疆大臣。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福建与外界的交流呈现出新的特点。徐继畲便是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口来到福建沿海，身受福建传统以来海洋文明氛围的影响，冲破中原传统文化与文学心态和价值判断的压力，主张了解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