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

第六章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中国电影在近百年的历史积淀中，创造了光彩夺目的文化景观。透过中国电影斑驳陆离的纷繁表象，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其间的是两大传统——“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而这两大传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着的，并踏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社会现实生活前进的足迹，踏着20世纪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足迹，而逐渐丰满、充实、形成与成熟的。一、“两大传统”形成与发展概述所谓“入世精神”，指的是关注社会现实、干预社会生活，以艺术方式达到教化社会、感化民众，进而改造世界、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所谓“诗化风格”，指的是超越特定现实时空的束缚，对于永恒的、恒久的人生境况、人生际遇、人生哲理与生活境界的一种诗性的观照与表现。中国电影文化“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两大传统，是中国艺术文化传统在中国电影中的延续和反映。（一）中国艺术文化的两大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美学观念一样，中国艺术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也形成了相互联系而又相互补充的两大传统，即“言志”学统与“诗化”学统，而它们分别是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和老子、庄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在艺术文化领域的体现。如果用儒学的经典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来比附的话，“言志”可谓“兼济天下”之说，“诗化”则为“独善其身”之说，这也可以见出两种学说在目标、功能与追求上的不同：前者带有更多功利色彩，指向社会，追求现实的建功立业与成果成就，是务实的，对象性、指向性、目的性比较明确的；后者则带有更多超然色彩，指向个体生命，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与境界，是浪漫的，理想化、性情化、个人化色彩更重。“言志”学统体现在人生观、价值观或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上为一种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众生的积极的“入世精神”，而“入世精神”也造就了同样的艺术文化传统。“诗化”学统体现在人生观、价值观或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上为一种关注个体生命感觉、关注永恒的人生哲理的“诗化风格”，而“诗化”学统造就的同样是“诗化风格”的艺术文化传统。需要指出的是，“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这两大传统在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并不完全是割裂、对立的，而受着外部的社会历史境况及艺术家个体生活际遇、生命境况等各种条件影响、制约，经常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当然，在特定的外部、内部因素影响、制约下，这两种传统的某些特征会被推向极致，而呈现出比较纯粹的或“入世”或“诗化”的取向、趣味、特质与形态特征。就比较纯粹、典型的形态而言，中国艺术文化发展进程中最能体现“入世精神”传统的如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高则诚的曲以及明清小说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用白居易的主张来表达，便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一“入世”传统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价值，尤其是对现实的伦理规范进而对现实的伦理政治的直接的实用性功能。白居易将“入世精神”的精髓概括得最为清晰明了：“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其体顺而肆，可以播於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白居易的讽谕诗可以说将“入世精神”的实用功能价值推到了极致。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为之争论的“文以载道”、“诗以采风”等中国艺术传统的一些具体内涵与思想。而最能体现中国艺术文化发展进程中“诗化风格”传统的则是具有浓郁文人、艺术家个人色彩的艺术创作，如田园诗、山水画、词曲小品等，陶渊明、王维、李清照、马致远、李贽、汤显祖、孔尚任等都有此一方面的传世之作。当文人、艺术家因遭遇不幸、仕途不顺或退隐江湖、寄情山水之时，常常生发出关于宇宙、生命的某些富于哲思和才情的感喟、咏叹。其表象常常是远离尘嚣的自然景观、景象、景物，如风花雪月、云烟雾雨、江河湖溪等，其“情节”与“细节”则常常是表现主人公思想情感情绪的某些行为，如独钓、品茗、孤眠、归牧、坐忘及抚弄把玩琴、棋、书、画等。而渗透其间的哲思与情绪则常常与家国兴衰、人生无常、离愁别恨、无名感伤等联系在一起。自然景观、景物之“象”，与文人、艺术家的上述诸多情思、情绪之“意”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个“意象”，进而升华为一个个具有内在力量的“意境”。源自文人、艺术家内心的感悟、感怀、感伤，外化于宇宙自然的万事万物，形成富于禅意的种种意境，是“诗化风格”的显著特征。有关“诗化风格”的理论学说众多，这里我们不妨取其几个典型去感受、感知：“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当然这样两大传统的划分并不能表明二者泾渭分明，互不搭界。正如一生图求建功立业的杜甫一方面有“安有广厦千万间”的社会关怀，一方面也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人生感喟。一生与“婉约”相伴相随的李清照既有“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感怀感伤，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进取。至于李白、苏轼、关汉卿、罗贯中、曹雪芹等更是兼备两种传统之魂魄，将“金戈铁马”、“大江东去”的“入世精神”与“人生如梦”、“欲说还休”的“诗化风格”浑然一体地凝结起来，构筑起巍巍壮观的中国古典艺术大厦，以独具东方神韵、气魄的艺术文化品格，代代相传，源远流长。“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这两大传统，在中国艺术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此消彼长，相互补充。从总体上看，“入世精神”的追求使其与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紧密，不论是正面的维护还是负面的批判，其指向导致了其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之间保持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即“入世精神”的传统总是力求以伦理道德规范为起点与落点，以此牵连起文人、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种种思考、情感，牵连起他们的或感性或理性的感受、体验、判断与认识。因此，“入世精神”传统成为中国艺术文化传统的主导潮流。“诗化风格”的追求使其与文人、艺术家的个人化、心灵化的情感、状态紧密相联。这其中有飘逸、放达、闲适，有感喟、感怀、感伤，情调不尽一致，但宗旨、意趣与取向则大致相近。“诗化风格”的追求使其力图脱离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而达到个性化的情感、情绪、生命状态的某种解放与超越。正因此，不少学者把“诗化风格”传统视为最具东方情调、神韵，最能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传统。“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这两大传统，在其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历史境况的变化以及文人、艺术家个体生命状态的变动，而呈现出时代、社会与个体的差异，打上了各具特色的内蕴、内涵与样式、形式的烙印。但当新的时代来临之时，这两大传统并未从根本上消失，而是结合了新的时代、社会与个体生命的特征，呈现出新的形态、风貌。（二）中国电影文化两大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诞生于中国土壤之上的中国电影，尽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从“西洋”“舶来”的，但却无法脱离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近百年的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历程充分昭示了其与中国艺术文化传统，其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深刻联系。从这个意义与视角来看，中国电影文化依然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在20世纪的延续，中国电影文化因此依然可分为“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两大传统。只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现实生活的改变，而在具体内涵、内容与样式、形式上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质与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中国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生活情状，紧张激烈的民族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使得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艺术文化领域同样充满了各种思潮派别的此起彼伏、此消彼长。新兴的电影文化感应着诸多的思潮，顺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以其独特的方式、手段与语言描摹着、反映着、体现着社会生活与人生境况，逐渐形成了自己别具特色的两大传统。中国电影文化“入世精神”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高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导倾向的革命斗争精神；二是以反对旧礼教、旧习俗、旧道德并针砭社会现实生活中种种丑恶行径为主导倾向的伦理化的社会批判。1、“入世精神”之一——革命斗争精神最早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体现出进步政治倾向的是新闻纪录片。纪录辛亥革命成功的新闻短片《武汉战争》、纪录二次革命的新闻短片《上海战争》是迄今可查的宝贵影片。此后《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及反映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影片都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轨迹清晰地纪录在电影之中。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革命电影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一批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人加盟左翼文化运动，使现代中国电影文化格局得到根本的调整与改变。1931年9月，左翼“剧联”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明确提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方向与任务。这个《纲领》提出：“除演剧而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员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材，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同时，为准备并发动中国电影界的‘普罗·机诺’（即无产阶级电影）运动与布尔乔亚及封建的倾向斗争，对于现阶段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加以批判与清算的必要。”(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于1931年9月通过，旋于同年10月23日出版的《文学导所》第1卷第6、7期合刊号上公布。——转引自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第177~17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自此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开始以高昂的革命斗争精神，加入到左翼文化的大阵营中，并逐渐发展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文化武器，革命的、战斗的、进步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文化的主导构成部分，并进而形成了自觉配合进步的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需要的重要传统。田汉、夏衍、阿英、阳翰笙与聂耳、孙瑜、沈西苓、蔡楚生等一批革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在黑沉沉的旧中国推出了一批洋溢着时代激情、民族激情与政治激情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将笔触伸到了工人、农民、妇女与知识分子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与斗争领域，在银幕上展现了一幅幅生动逼真而广阔深远的近世中国社会生活画卷。体现“左翼”电影运动革命斗争精神的重要影片有《狂流》、《春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压迫》、《盐潮》、《脂粉市场》、《时代的儿女》、《共赴国难》、《城市之夜》、《母性之光》、《都会的早晨》、《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新女性》、《大路》、《桃李劫》、《自由神》等。抗战前夕又有一批电影艺术家加盟左翼电影运动阵营，并在“革命斗争”精神的感召下，将创作视野进一步打开，推出了《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压岁钱》、《生死同心》、《青年进行曲》、《壮志凌云》等优秀影片。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们克服种种困难，以极其饱满的革命热情创作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青年中国》、《塞上风云》、《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影片，极大鼓舞了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岁月里，革命的、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与迫害，顽强、机智地斗智斗勇，创作了《遥远的爱》、《天堂春梦》、《圣城记》、《乘龙快婿》、《幸福狂想曲》、《松花江上》、《新闺怨》、《三毛流浪记》、《假凤虚凰》、《丽人行》等优秀影片，尤其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成熟而辉煌的阶段。在整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电影纪录片在炮火硝烟中也锻炼成长起来，这些纪录着中国人民可歌可泣英雄壮举、纪录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宝贵胶片，成为中国电影文化革命斗争精神传统的有力证明。我们不会忘记，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电影事业，从1938年“延安电影团”建立开始，在艰苦卓绝的生活环境中，拍摄了彪柄史册的一些光辉的人物与光荣的生活。如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白求恩大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还有《边区劳动英雄》等故事片。与国统区进步电影一样，解放区电影更是直接在自己的拍摄、创作中传达、体现了革命斗争精神。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电影的革命斗争精神成为最主导、最主要的一种传统，贯穿于电影创作生产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