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后工业文明与西方多样化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六章后工业文明与西方多样化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二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步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到一个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后工业文明阶段。有些学者又将这种后工业文明称为后现代文明或后现代社会，以区别于建立在理性化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不过，也有学者如哈贝马斯并不认同此说，在他们看来，今天所谓的后现代性，其实不过是现代性的深化，是发端于欧洲的现代化新阶段。更何况在世界更多地方，现代性、现代化都还是未完成的历史，现在就宣称人类已经步入后现代文明，显然言之过早。为此哈贝马斯断言，“现代性乃是一项未完成的构想”。1若将眼观投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工业文明已然成为现实。20世纪下半叶逐渐成型的后工业文明，为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当代理想主义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欧洲，在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故乡，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理论也试图回应这种变化的形式，发展出各种后工业文明版本的社会主义理论。一、后工业文明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曾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后工业社会的诸多特征及其内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结构性矛盾矛盾，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可以用五个方面的特征来加以说明：其一，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其二，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其三，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其四，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其五，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2。对应上述这些特征，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主要是指这些国家和地区穿越了传统的工业化，将社会经济生活建立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之上，现代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满足这些特征的在当代世界，主要是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这种后工业文明，是与二战结束以来的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过程有着直接关系。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近代在欧洲确立起来，市场化的开放性逐渐将整个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二战后，这种经济全球化首先通过国际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经济协调与促进机制得以制度上的系统支持，尔后，以欧洲联盟为典型的区域经济的整合也迅速深化，在加之在技术上，现代交通与信息通讯，也使得资本可以再全球自由便捷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依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进行配置。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强化的经济的全球化进程。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关于全球化的实质，专门研究全球化的里斯本小组的学者们指出，“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的其他地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全球化包括两种不同的现象，即作用范围（或者扩大）和强烈程度（或者深化）。一方面，这个概念被解释为席卷这个星球大部分地区的，乃至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的一系列过程。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范围的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横向联系和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教育部加强。这个过程在不断深化的同时，又不断向外扩展。它远远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全球化说的是现代化生活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3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与现代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的表现与结果，是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论的深化与发展。非均衡地、梯级化的全球性生存，成为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显著特征。因此如果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状态，严格讲应该要做区分，也就是说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所处的位置的不同，事实上存在1于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页。2（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王宏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4页。3转引自张世鹏等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着重大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大致而言，依照其发展程度看，当今资本主义至少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其一是发达的所谓后工业化国家，包括欧盟的大多数成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其二是新型工业化国家，主要指东亚、南亚以及拉美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和一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国家；其三则是不发达的前工业化国家，主要指亚州、非洲的农业为主的国家。处于资本主义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国家，分享着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国家，则承当着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在两端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鸿沟不仅未因为全球化而缩小，反而还有所扩大。但是也有部分国家或地区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最有代表性如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以下所言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主要概述的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情况，因为其它两个层次的资本主义尽管有其特殊性，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重复着目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史前时期或经济起飞时期的某些特征，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们早已做过深入地理论总结，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第一，经济上，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二战结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究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几个因素共同促成：其一是生产力自身发展的逻辑。战后，借助以信息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交通技术等新新技术革命，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新技术革命的发源地，它们率先采用这些新技术，从而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竞争中占据着较大优势，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较大的空间。其二，资本主义私有制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做出了重大调整。在西欧、北欧等发达国家，二战后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执政之后，实施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将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便在未实行国有化的国家和产业，通过实行股份制，创新现代企业制度，也实现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制不仅促成了企业管理更加专业化，同时股权的分散与稀释，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所有制层面的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并多少缓和了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的之间的基本矛盾。其三，国家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来，主张国家干预思潮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渐成为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策依据。有些国家比如西北欧国家通过举办国有企业直接促进经济发展；有些国家如日本则通过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来规划经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大多数国家还通过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调节供求关系，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国家还颁布相关法规，协调劳资关系；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而且也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消费的动力。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复兴，尤其是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主张削弱国家干预和私有化的主张甚嚣尘上，但事实上，由于经济全球化放大了各国的经济政治风险，因此国家的经济职能并未回到十九世纪的所谓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守夜人式的消极角色，依旧在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2008年源于美国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政府在挽救危机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政府的经济职能事实上有增无减。第二，政治上，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更加成熟，在协调社会内部矛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战后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的逐步完善，一是源于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西方主流政治思想意识到帝国主义促成的民族主义泛滥，必将诱发战争与冲突，而在核战争时代来临之后，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将使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因此，个人自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序列优先于抽象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的主流政治共识，于是民主化在这些国家不断深化，多元民主体制被视为消弭极端主义政治思想的制度保障。西方学者更是将民主化视为现代化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他们将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过程，视为民主不断扩大与深化的过程。冷战结束后，全球性的民主化迎来了它的第三波高潮。前苏联、东欧国家也以西方民主理念，建立起多元民主政治制度。二是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左翼政治力量不断抗争的结果。战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东西方的对峙，在发达国家内部，左翼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进一步扩大，他们要求更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利，并诉诸于政治行动。在这种内外压力下，资产阶级调整统治方式，通过不断扩大扩大其选民范围，来满足社会各个阶层和族裔的政治参与要求，尽量将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到民主体制的游戏框架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左翼政治力量，也因为战后西方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部分的政治经济诉求，而使其政治抗争基本被限定在经济领域，基于此，西方学者将战后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描述为政治上的冬眠状态。4第三，社会阶级格局的新变化。19世纪时，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曾做出历史预言，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将两极化，传统的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在大工业的压榨下将不可避免的分裂，人数庞大的但却赤贫的无产阶级与人数较少的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资产阶级革命将成为社会两大对抗性的阶级。但二战结束以来，如下四个因素导致了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演进并未完全按照马克思的预言来演进。其一，是科技发展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促成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形成了一个人数庞大的以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为主体的专业阶层；这些阶层虽然也属于雇佣劳动者，但是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却强化了这些阶层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成为各种政党争取的主要政治资源；其二，伴随国家担负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多，政府雇员的人数也空前增加；其三，社会福利制度化，也使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待遇大幅度提高，在某些国家，比如德国通过所谓人民资本主义，不少工人也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尽管份额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心态。其四，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刺激了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小企业层出不穷。这样，在传统中产阶级式微之时，新中产阶级却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人口。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尽管不是一个严格经济学、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分层概念，但是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下，中产阶级的阶级自我意识认同已经成为了上诉所列举的四个组成部分的主要的身份认同，那些争取选票的政党也大多以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自居，求得他们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从19世纪的边沿化的政治人口，成为了今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力量。而中产阶级的复兴与雇佣劳动者的中产阶级化，也改变了原有的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成为了传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缓冲带，激进主义失去了社会基础，中产阶级推崇的温和的改良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第四，文化观念上的多元化。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这其中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化带来全球性的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而这些发达国家又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接受地，因此客观上形成了发达国家内部更加多元的文化景观，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口共同生活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尽管这些欧洲国家也试图以政治社会化来塑造移民的公民文化，但是在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中，观念文化等问题毕竟是收到法律保护的不受政府干预的私人领域，因此，多元文化共存，也就成为目前发达资本主义人口多元化后的一种文化景观；其二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知识界，在二战后兴起了一股反思启蒙理性的浪潮，现代性的元叙事被质疑，绝对主义被批评，即便在自由主义内部，主张多元宽容的也成为多元自由主义也渐成主流。再加之在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