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托马斯莫尔

1第三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人民国家16世纪，在君主制度在欧洲成功了一段时期之后，它的负面影响也就逐步显露了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君主们走向专制，他们忙于进行扩张性的战争，认为人民为自己统治下的臣民而非与君主结盟的公民，缺乏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和长远的政治眼光。这样，在共和制度走向衰弱，君主政治在英国、法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出现了批判欧洲的君主制度、要求建立全新的人民国家的思想。托马斯·莫尔就是这种新的思想的主要代表。托马斯·莫尔的政治思想之所以能够这样在近代早期的政治史上另辟蹊径，第一是因为这种思想于1516年在《乌托邦》中正式提出时，正是英国、法国在政治方面从与市民结盟的君主制向专制的君主制转换的时期。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深的一层理由，即莫尔思想中有民众自己的建立人民国家的特色。这个特点使它几乎完全排挤了先已存在的人文主义者向君主不断进言的君主论传统。托马斯·莫尔的思想有积极的特性，有对于君主制度反对人民特点的批判，而最重要的是它有建立人民国家的设计蓝图，这种蓝图，在人文主义政治传统中从一开始就很缺乏。插图：托马斯·莫尔和他的弟子们一对于欧洲君主制度的批判托马斯·莫尔的政治思想和传统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差别也越来越显著，结果是现代的学者认为莫尔的思想与其说是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种继承，毋宁说是对它的一种挑战。托马斯·莫尔有继承人文主义政治传统的一面，正如昆廷·斯金纳所归纳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具有普遍的人文主义感觉，以至于“强烈赞同人文主义者对于美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这样一种比较具体的假设的广泛信念，即维护正义必须是任何有道德的共和政体的基本目的。他还重申了这样一句由来已久的人文主义的老生常谈：维护一个井然有序的政治社会的关键必定在于为其公民提供那种正确的人文主义科学的教育1。”虽然在最初莫尔和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后来他却渐渐走上和这种传统不同的道路。他反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注重缔造好君主的保守思想。虽然如此，托马斯·莫尔依旧保持着自己为人民声辩的正统性。从向君主进言的做法看，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近代政治史上的意义，在于他们与统治者的结盟的基础；从道德和教育的角度看，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影响在于他们的伦理道德学的发展，这种道德政治学相信，君主可以在人民的影响和人文主义教育的熏陶下实现道德统治，即体现公共利益，从而从社会的层面上，建立起与民众期望不远的公民社会。然而托马斯·莫尔，在另一方面，却已经看到人文主义君主身上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实质，而这个原型，就是托马斯·莫尔本人的亲密朋友、英国的君主亨利八世。托马斯·莫尔发现了那熟读人文主义经典页能够写出很漂亮文章的亨利，在政治问题上，并没有能够采纳人文主义者的建议，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正从一种合作的关系，走向了统治的关系。托马斯·莫尔因此怀疑人文主义式的进言在君主的身上究竟有无影响，正是在这一特殊的认识上，莫尔感受到了向君主提出任何“不仅是值得称颂的而且是真正有益的政治忠告是很困难的2。”1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89页。2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89页。2莫尔首先对向君主进言这种参政的方式表示怀疑。在《乌托邦》第一部里，他借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说出了才华出众的拉斐尔不愿充任朝臣的理由。拉斐尔不愿意依附于一个国王，因为国王要的是臣奉，而他至多只能侍奉。尽管“臣奉和侍奉不过一个音节之差”，却意味着统治的关系对于结盟关系的取代。拉斐尔以为用自己内心所厌恶的办法以便发迹是可耻的，况且现在巴解权贵的人比比皆是。当然，这里还有更加深刻的理由，就是“几乎一切国王都乐于追求武功，我不懂武，也不愿意懂武。他们宁可不从事光荣的和平活动、他们更关心的，是想方设法夺取新的王国，而不是治理好已获得的王国。其次，朝廷大臣都的确人人聪明，无须别人进言代谋；或是自以为聪明，不屑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可是，他们对国王的头等宠臣的谬论，却随声附和，想名列门下，通过献媚得到青眼相看3。”莫尔的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欧洲君主们的穷兵黩武，因为这对各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借拉斐尔之口，莫尔指出：“我们且不提在对外和对内战争中变得残废回到家园的人，例如最近英国人和康瓦尔人作战以及不久前对法国作战，都有这种情况。这些英国人为他们的国和王效劳，竟弄得四肢不全。他们由于残废而无从干自己的行当，由于年纪不小又不能学新行当4。”而“法国患有另一种更严重的灾难。即使在和平时期（假如你可以称它为和平时期），法国到处挤满了雇佣兵，因为法国人和英国人想法一样，认为养一批懒散的随从是好事。······这种看法使他们不得不经常寻找战争的口实，专供士兵获得临阵的经验，盲目杀人，惟恐，如同塞拉斯特（Sallust，公元前86－约34，古罗马历史学家）所作的妙论，‘无论是心或手，不用就不灵。’然而，法国吃了大亏才认识到，豢养这般野蛮畜牲是多么危险，这点也从罗马、迦太基、叙利亚和别的许多国家的事例得到证明。后面这些国家的常备军，不但毁灭了他们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连土地城市也毁灭了5。”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背景就是各国增加了赋税，我们知道，以法国为例，1517年的财产税（taille）是2，400，000里弗，而到1543年，就增加至4，600，000里弗，几乎是增加了一倍6。这对于各国人民来说，是一种永久的经济重负。莫尔首先尖锐抨击当时在英国已经登峰造极的君主制度。与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里和写《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的伊拉斯谟不同，托马斯·莫尔是一个在君主制时代竭力提倡以民为本的政治家。在批判了国王为争夺而发动战争、穷兵黩武，或者用法典和卫国的名义来敛财以至于导致“百姓穷而导致国家太平”后，莫尔揭露君主有把国家当作自己私有财务的倾向：“不但国王的光荣，而且他的安全，系于老百姓的富裕，而不是系于他自己的富裕。···老百姓选出国王，不是为国王，而是为他们自己，直率地说，要求国王辛勤从政，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不遭受欺侮和冤屈。正由于此，国王应该更多关心的是老百姓的而不是他个人的幸福。”7这种君主的私家政治对人民全力剥夺的做法，导致了英国的盗贼四起和政府对人民的残酷镇压的局面。借拉斐尔的口莫尔指出：有一个精通英国法律的未奉圣职的俗人不知怎么找到一个机会咬文嚼字地谈起英国当日对盗窃执法的严峻。“据他说，送上绞刑台的有时一次达而是人之多。他又说，他感到更加惊奇的是，尽管漏网的人极少，为何不幸全国仍然盗窃犯横行呢8？”我们知道，莫尔所指出的这一点是有历史根据的。在英王亨利八世统治期间（1509－1547），被处以绞刑的多达72000人，比照1901－1903年间的英国，被处以绞刑的人仅为9名9。在莫尔生活的那个时代，谋杀犯、纵火犯、越狱者、夜间戴着面具偷猎3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页。4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5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页。6PreservedSmith,TheBackgroundoftheReformation,Collier-MacmillanLTD.,London,1967,p.39.7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第38页。8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9P.斯密斯：《宗教改革的背景》（PreservedSmith,TheBackgroundoftheReformation）,伦敦1967年版，第40页。3者、侵犯他人财物达四十先令者、实施巫术者、移动地标者、把马匹运至苏格兰者、逃兵、制造伪币者、盗牛者、私闯住宅者和偷人钱包者，均要被处以绞刑10，可见法律之严酷。大体来说，英国的法律在欧洲还不是最严厉的，很明显，君主的制度已经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而像这一类事情的发展，必然导致君主政府和民众之间极其尖锐的对立。这些都说明，藉着道德说教期望君主关爱人民人文主义传统，在莫尔身处的时代里，已经成为一纸空文，与环境格格不入。托马斯·莫尔继续指出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也已经变得严峻。“有大批贵族，这些人像雄蜂一样，一事不做，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自己，例如，靠在自己田庄上做活的佃农，尽力剥削这些佃农，以增加收入，（他们唯独在这点上锱铢必较，否则他们总是挥金如土，把自己搞穷搞光！）而且带着大批从未学过任何糊口技艺的游手好闲的随从。只要主人一死，或者他们自己生病，这批人便立刻被赶出去。主人宁养闲客，不养病号。后嗣也往往无力像先人一样维持偌大的门户，至少一开始无力这么做11。”结果，他们除了偷窃之外别无出路。“这些人如不尽可能从事盗窃，就只有尽可能挨饿。的确，他们能怎么办？流浪的生活逐渐使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并且身体衰弱不堪，既然如此贫病交迫，任何绅士都不屑于去雇用他们，农民也对他们望而生畏。”插图：托马斯·莫尔参加国会的辩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托马斯·莫尔也指出了它具有压迫人民的一面，这就是著名的羊吃人现象。“我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般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12。”结果当然使可想而知的，“佃农从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餍者可以用一条栏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以及生活资料少而人口众多的全家，因为种田是需要许多人手的。嗨，他们离开啦，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他们的全部家当，如等到买主，本来值钱不多，既然他们被迫出走，于是就半文一钱地将其出手13。”值得指出的是，托马斯·莫尔对于君主时代社会问题的揭示，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上来进行考察的。莫尔对君主制度评价的主要特点可综合如下：坚持君主制的发展与民众利益对立的立场；坚持道德说教对于改善君主统治无效性的观点；君主的穷兵黩武造成税收倍增、酷刑泛滥的现实；经济发展和贵族资本家贪婪造成人民离家出走、无家可归的揭示；反对战争泛滥导致人民穷困的立场；以及君主统治的国家已经成为压榨本国人民暴力机器的揭示；最后，认为人民与君主之间的合作已经破产，臣民关系已经取代了结盟关系，即国家和政府必须加以区分，原来的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君主、贵族、绅士、大资本家的天下，对此已不能再加以幻想，只有建立新的制度，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莫尔以透彻的现实分析破解了由人文10P.斯密斯：《宗教改革的背景》（PreservedSmith,TheBackgroundoftheReformation）,伦敦1967年版，第40页。11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12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页。13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22页。4主义缔造爱民的好君主、建立公民社会的虚幻观念，这种思想已经不再切合像英国、法国那样君主国的现实，只有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才能充分保障民众的利益，建立以民众的福祉为奋斗目标的新国家。二人民利益和人民国家根据维·彼·沃尔金的说法，莫尔所写的《乌托邦》，原名当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14。这本书的宗旨，就是根据人文主义理想来建立完善的政治、社会制度，视其为一种极高贵、极艰难的道德实践。插图：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的思想是从意大利人文主义政治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它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