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草原文化特色

略论草原文化的特色众所周知，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曾经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向世人昭示着她特有的灿烂和卓越，并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为构筑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整体形象，始终发挥了互为依存、互为影响和互为促进的积极作用。因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今天，认识草原文化的深厚内涵，充分体现草原文化风格独具的鲜明特色，准确把握弘扬和发展草原文化的时代精神，成为一个必须阐明和亟待解决的迫切命题。中国北方草原是中华古老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科学考古发掘，远在旧石器时代初期，与“北京人”同属地质年代中更新世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就发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东北33公里的大窑村。大窑文化，上承丁村文化，下接鹅毛口文化，充分显示了三者属于同一文化发展系统，尤其填补了其间时代的空白。“河套人”即最终命名为萨拉乌素文化所发现的细石器，比之较早的“北京人”、“许家窑人”和稍晚的峙峪文化、安阳小南海文化发现的细石器，无论在石器类别的相近，还是石器形制的相似，皆同出一源即“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被称为萨拉乌素文化的“新人”化石，则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五万至三万五千年的人类化石，其体态特征已经很接近现代人，特别是头骨和门齿更为接近现代蒙古人种。到了新石器时代，内蒙古不仅有与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大致相当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开始存在，而且还有与中原仰韶文化并驾齐驱的著名的红山文化以及与仰韶文化有继承与发展迹象的早期原始聚落遗址大量出现，如海生不浪遗址、阿善遗址、白泥窑子遗址、庙子沟遗址……红山文化最负盛名的发现，是赤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发掘的一件通体高度为二十六厘米的墨绿色玉龙。如果说，猪首龙身、长吻修目、卷鬃高扬的红山玉龙确为稀世奇珍，因为它比仰韶和龙山更早发现了龙的形象，因而间接暗示了中国北方草原或为兴龙之地那么，相继发现的红山玉饰上象征龙的勾云纹和红山彩陶上盘卷的龙、龙鳞纹、大鳞状龙纹，则因为它们渗透到草原先民乃至中原先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直接阐释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一脉相承的对龙的崇拜。而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其范围之广东至辽海、南跨长城、殷墟、渭河和黄河流域，北到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及蒙古，西越吉尔吉斯草原、鄂毕河中游直达里海……有专家根据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翁牛特旗出土的一尊青铜上出现的城廓和族徽的铭文并为商代沿袭下来的彩陶花纹中的饕纹、云雷纹、蟠螭纹和龟蛇纹，将其推断后来高度发展的商周青铜器的先驱。在西拉木伦河上游还发现一个夏家店上层文化集露天开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全套工序的大规模古铜矿，遗落在炼炉周围的炼渣、铜范和马首鼓风管，再度表明草原先民和中原先民一样，这时不仅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而且早已掌握了青铜开采、选矿和鼓风冶炼技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则至少在夏代中期就产生和出现了，历经商周春秋并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及至战国也和中原同步发展到高度完美的境界，最终走向铁器时代。事实上，在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前，就有所谓“北狄”的众多游牧民族在中国北方草原这块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孕育、生存和繁衍了。秦汉以降，最早见于战国末期并首先融合北狄之众的匈奴，曾长期称雄中国的北方、辽东和西域。两汉魏晋之时，早已存在的乌桓、鲜卑及其后的柔然，先后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隋唐一统之际，突厥与回纥纵横南北大漠，搬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相继逐鹿中原，各自扮演了各自时代的英雄角色。特别是有元一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隋唐之后的又一个封建大一统时代，也是中国北方草原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空前融合的时代，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时代。中国北方草原是“行国”与“居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廊。所谓“行国”，虽是西汉时对乌孙等西域诸国的别称，亦即可指称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民族和国家；“居国”则指以农耕为业的中原民族和国家。“行国”与“居国”因各自生存和发展的日益增长的迫切需要，其接触和往来乃至参与诸侯的纷争，早在春秋时期便开始频繁起来。除了战争，在“行国”与“居国”之间，更多地还是大量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首开中原夏族主动向草原民族学习的先河，也是草原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所做的独特贡献。魏孝文帝改革旧俗，积极仿制和推行中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则为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创造了第一个成功范式。呼韩耶“和亲”与汉宣帝“册封”，一方面以“和亲”的方式制止了战争，使武帝以来乃至秦汉以来烽火不息的草原和中原重获安宁，草原“赖蒙汉力”结束了内部分裂和长期动乱，中原“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另一方面，以“册封”的方式赢得了统一，从此打破“正朔不加”胡越的陈旧传统而使草原民族自觉接受中原王朝的管辖，有利于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提高了汉朝在中国北方草原以至西域和中亚的政治地位，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的美好象征。战争之外，便是通贡与互市。通贡和互市既是草原与中原“通好”的重要桥梁，又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所有中国北方草原从事狩猎和游牧的草原民族，由于其自然地理、风俗习性而长期处于落后的奴隶制游牧经济阶段的生存需要和内心渴求，无不希望和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建立联系。为了解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严重不足，尤其需求汉地汉族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品。同时，这也就是他们所以常常不惜诉诸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自周秦而至明清，作为一种比战争手段更好的政治和经济手段，通贡与互市始终得到历代中央王朝和草原统治者的重视，同时深受草原牧民和中原农民的欢迎；作为草原与中原“通好”的重要桥梁和南北以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通贡与互市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和及其深远的影响。中国北方草原并不是一片精神荒原。数千年来，草原民族在与中原民族的长期互相冲撞、融合和交流中，不仅有丰富多彩的物质创造，而且也有绚丽多姿的精神创造。一如中原文化曾经诞生了伟大的汉字、儒学、造纸术、都城和诗词，草原文化也产生过独特的同属阿尔泰语系的鲜卑文、突厥文、回纥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和独特的宗教哲学、天文历算、石窟寺观、音乐歌舞……“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以庆也。即至忽图剌为合罕，于豁尔豁纳黑川，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草原素有“歌海”、“舞海”之称，像这样热情奔放“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的“踏歌”，又何止万千！高亢悠扬的牧歌，激情燃烧的酒歌，真挚动人的情歌，至今依然脍炙人口；热烈欢腾的安代舞，快速敲击的筷子舞，行云流水的盅碗舞，无不令人心旌飘摇！历史表明，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殊途同归，是中华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又一种文化。一、“五个特征”同构了草原文化的鲜明特色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历史现象。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以其巨大影响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作为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今天所要发展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伟大实践而提出的一项战略思想，因而成为时代的思想和要求。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现代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同时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弘扬和发展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则是建设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活水源泉。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消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二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论就文化的广义还是狭义、内涵还是外延、思维还是概念而言，草原文化都是具备了这种“必要条件”的并与整个中华文化既相一致又相区别的极“有价值”的文化，其“价值”就在于它有鲜明的“五个特性”：1.原初特征。中国北方草原是草原民族早期活动的摇篮。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大约产生于4～3万年前而发现于5世纪时的阴山岩画，以及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可与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史诗《摩河婆罗多》、《罗摩衍那》相媲美的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仿佛人类文明的不朽路标共同构成了中国北方草原的原始文化。内蒙古东部和西部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和骨具，阴山岩画中显现的狩猎场面和神灵群像，以及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里所呈示的表达方式和艺术形式，几乎都折射出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大致相同的原始思维。而在这些原始思维中所蕴含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动物崇拜、生殖崇拜、祖先神灵崇拜意识，以及宗教信仰、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又无不带有某种充满生命张力的原初性。因而，草原文化首先是一种原初文化。2.流动特征。“逐水草而迁徙”是草原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蒙古民族为例，自公元7世纪起，“有毛毡帐的百姓”即游牧民部落便流动在东起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草原地带，而“林木中的百姓”即猎民部落则活跃于北起贝加尔湖西至额尔齐斯河的森林地带。随着历史的演进，作为社会基本类型之一的狩猎经济开始逐步向另一社会基本型游牧经济过渡，并逐渐让位于游牧经济而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出现，以至近代相继出现了半农耕、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相混杂的局面。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游牧而迁徙。而长期的“游牧”和“迁徙”，便形成和造就了他们为争取更大生存地域和空间的流动习性。因而，草原文化又是一种流动文化。3.征服特征。草原民族是崇尚征服的民族。这一点从成吉思汗时代，可以一直上溯到突厥时代和匈奴时代，甚至远追其初民社会的英雄崇拜观念。萨满教中被英雄化了的保护神，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中被神化了的勇者与大力士，特别是由冒顿、社仑、阿斯那土门、骨力裴罗、耶律阿保机、李元昊、完颜阿骨打和成吉思汗开创的一个又一个汗国、王朝和帝国，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草原民族所追求和尊崇的征服者的壮举和事业。这种征服者的壮举和事业，不仅作为一种事实和力量深深切入同时代人们的存在、生活与命运之中，而且作为一种光荣和梦想，永久地刻在草原子孙的心灵、记忆与思想中。因而，草原文化还是一种征服文化。4.开放特征。宗教始终是草原民族的精神源泉。蒙古人最早信奉的宗教是起源于母权氏族社会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其基本教义为“祭火”和“拜天”，从而使他们在“穹庐”、“盖天”意识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朴素的宇宙观念——“腾格里(天)”。这种带有浓厚萨满教色彩的“天命观”，经过成吉思汗的“以诚配天”思想又发展为“长生天”、“天力论”和“天佑论”。然后，再由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发展了“以诚配天”思想，进而演变为一种人本哲学。在蒙古入主中原不久又出现了所谓的萨满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教并存”的制度和局面，甚至元朝建国其国号就取自儒教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后来元朝灭亡乃及明朝，同属藏传佛教的黄帽派喇嘛教，则因为得到蒙古封建主俺达汗的积极推崇而在蒙古上层社会广泛传播。但从成吉思汗、忽必烈到俺达汗，却始终奉行成吉思汗《大札撒》中的铁律：“尊重所有宗教，但不使任何一教享有特权。”这种在坚守主权和传统的前提下放手采用异质文化的政策，反映了当时草原民族极为开放的视野、态度和胸怀。因而，草原文化也是一种开放文化。5.自然特征。草原与马成了草原民族的永恒象征。以皮毛为衣，以肉酪为食，以毡庐为住，以马驼为行，以弓矢为战，以敖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