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中共党史研究90年》的价值

1略说《中共党史研究90年》的价值于文善（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安徽阜阳236041）摘要：中共党史研究九十年发展史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中共党史研究90年》对此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总结，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关键词：中共党史研究；90年中共党史研究至今已走过九十年的历程，也积累了九十年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中共党史研究九十年发展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进行全面、客观的总结无疑对于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周一平教授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已出版了十余部著作，成绩可以说十分突出。但周一平教授笔耕仍旧不辍，2011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新著《中共党史研究90年》（以下简称“《90年》”）。《90年》分几个历史阶段对中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进行了论述，每个历史阶段既有整个阶段基本情况的简介，也有对该阶段有代表性著作进行的个案研究分析，并对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是一部有新意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既是中共党史学界的重要成果，也是史学史界的重要成果。以下就其价值略作论述。一、挖掘了资料，将中共党史研究的开端提前到1921年张静如等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将1924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作为第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字，认为：“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是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1月……”[1]12。张静如等的说法影响了不少人，到2009年仍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开始于1924年，如刘国新指出：“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倘若从陈公博1924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算起，已有85年的历史可以追踪”[2]。而《90年》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21年7月，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不就从1921年7月开始，中国共产党筹备阶段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共产党筹备阶段的历史也是研究中共党史，即研究中共一大以前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关历史的文字，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文字（该书第3页）。根据这一理论认识及发现的资料，《90年》指出，瞿秋白1921年1月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已经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组织的活动，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也有一定的研究、记述，是“一篇向苏俄共产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文章，也完全是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该书第6页)。瞿秋白1921年6月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对中国工人运动史、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共产党筹建史多有研究，也完全是“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而且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2中共党史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该书第8页)。1921年6月张太雷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中共产生的社会背景、基础，对五四运动以后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各地共产党筹备组织的情况均作了具体论述，成为略有体系、较全面的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文字之一(该书第10页)。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区和广州地区筹建史研究的第一篇文字，是地方中共党史研究中最早的专论之一(该书第13-14页)。中共一大以后，佚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约1921年下半年）是记述、研究中共一大的第一篇文章，是最早的中共党史专题史研究文章(该书第16页)。这些对中共党史研究有关成果及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分析，显然已将中共党史研究的开端提前到了1921年，也将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注意版本等校勘、研究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是中共党内最早的中共党史研究专著。该著国内较流行的有两个公开出版的版本，一是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本，此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二是《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此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90年》校勘、分析了这两个公开出版的版本指出，前一个版本据该书的《编后记》说：“是个记录稿，曾与中央档案馆所存油印件核对过”。说明是以一个记录稿为主刊印的。这个版本已将错讹之处改正，文句欠通之处也顺通了，修改的痕迹较多，和报告的原貌尚有一定的距离。后一个版本据该书的《编后记》说：“原件为油印的小册子，是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发现的。从内容判断，是蔡和森同志于一九二六年所作报告的记录稿，文字未经处理”。说明是依据当时的油印本刊印的。这个版本较忠实于油印本。原件看不清的字、缺字用“口”表示，或注明缺几字、几句。原件的讹误仍其原样，只是随后加“[]”，注明正确的字。这两个版本，除了小部分文字有歧义外，语意上基本相同，只是在章节的编排上略有不同，前者第二部分为十二节，后者第二部分为十三节。实际上，前者漏略了《党的第二次大会》这一节的标题，致使第二部分只有十二节。从两个版本的比较来看，后者版本为优(该书第20页)。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目前也可以见到两个版本，一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二是《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六卷本，该书由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90年》校勘、分析了上述两个版本在正文部分个别地方的不同。如关于中共二大时党员人数的记载，前一个版本作“一九二二年六月时：上海50，长沙30，广州32，湖北20……”。后一个版本漏略了“广州32”。第五讲谈“罢工潮流”，其中有关于1918年至1924年历年的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前一个版本有画出的指数图表，后一个版本没有画出指数图表，开了天窗。还有，前一个版本作“22年中91次罢工有50次的加资要求”，后一个版本作“二十二年中六十一次罢工有五十次的加资要求”。这里的“91次”与“六十一”次不同，需要校手稿才能定孰是孰非。此外，《90年》分析还指出，《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收入的《历史概论》，在正文前后没有来源的说明，只是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的《出版说明》中谈到：“选材多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这大概表明《历史概论》是根据档案资料——手稿印行的，而且基本保持了原貌(该书第33页)。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3长期以来因为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有的版本不署编者，很少有人知道是张闻天主编的。1986年12月，当年任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说明了该书是“张闻天同志主持编写的，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3]417。从此，这本书才被认定是张闻天的研究成果。张闻天写作此书的一个有力的“物证”是他写作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1933年他在江西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讲授过的稿子，1934年正式出版。1936年，张闻天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又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经过对校两书，《90年》分析指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第一讲《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讲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实是《现代革命史》的前半部分；该书第二讲《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实为《现代革命史》的后半部分。两书的很多观点、资料都是相同的，说明《现代革命史》是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完全是张闻天的研究体系、理论观点的反映（该书第69页）。《90年》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史著，也进行了版本的校勘、研究。如将一些著作的初版与修订版（第一版与第二版）进行校勘、研究，以论证该著作研究的进展与局限。历史文献的版本研究，是历史文献的学术研究的基础，被研究的文献的版本优劣，对于研究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的作用。《90年》作者重视被研究的文献的版本研究，反映了较高的学术素养、学术研究追求。以上这些版本等的校勘、研究，是《90年》资料工作扎实的反映，也是其研究相当深入的体现，是《90年》学术水平、学术价值的体现。三、重视史学思想的揭示、分析研究史著、研究史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其史学思想，这有助于对史著、史家有本质认识。《90年》在这方面对有代表性的史著、史家都设专节进行了史学思想的研究分析，这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径和对策。如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1923年底在美国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对于这篇论文前文已指出有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90年》不但分析指出这篇论文不是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而且对陈公博写作这篇文章时的思想倾向加以了剖析，指出陈公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但以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认为很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解决。在中共二大前后，他已在政治路线上与中共中央持反对意见，并且最后公开宣布和共产党脱离一切关系，到美国去学习西方的思想了……可见“陈公博在写作这篇论文时……他的立场、观点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他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观察问题、研究历史，所以他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一些历史现象的真相，但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该书第102页）。并分析了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进行论述的种种局限性。从而揭示了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真实面貌。华岗于1931年出版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90年》指出华岗写作此书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90年》借助华岗的话说：“中国大革命给予革命阶级与革命政党的教训也特别重要。现在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时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的时候，我们更需仔细研究过去在大革命各种重要流变的过程，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4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这便是我在百忙中编著本书的目的”。《90年》对此进一步分析到：“华岗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研究大革命史的重要任务。他在书中对大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比较全面的，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等的经验教训都作了专门的论述，甚至对中国共产党每一个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都进行了总结”。“他是希望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吸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也希望他们能从《大革命史》中得到这方面的启迪(该书第60-61页)。《90年》的这些论述，利于从宏观上、本质上加深对《大革命史》的认识。2001年在李新等人主持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卷。《90年》分析认为该书的史学思想之一就是写信史、写真史。为此《革命通史》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一是材料不足、问题没搞清楚的不写，宁可少写些事，少写些问题。二是所写的事所写的问题，都尽可能写得详尽充实，将原始材料充分摆出来，重要的原始材料全文照录。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及其结局和影响等等，都通过材料的叙述把他们展示出来，即保持原始材料的原始性、完整性，不作人为的加工、取舍，从而保持所述史事的真实性。三是少论，即以述史为主，以摆史料为主，寓论于述史之中，一般不作专门篇幅的论断。所作论断一般都必须合乎历史实际，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的论断才能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才是写真史必要的，否则不必作论断，而由读者自行判断。《90年》指出，这样的指导思想思想是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思想进步的反映(该书第262-263页)。这样的肯定，起了指引中共党史研究方向的作用。《90年》对“文革”时期印的《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讲稿》也进行了史学思想的研究、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讲稿》的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的研究中还是第一次。而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分析，更清楚地揭示了其为“文革”服务的本质，揭示了“文革”时期中共党史著作的本质，也揭示了“文革”时期为“文革”服务编写的中共党史著作、路线斗争史著作的虚假性、伪科学性及其原因。以上都充分说明《90年》非常重视对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中史学思想的阐发与揭示，重视史著思想性的研究，这是《90年》政治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