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中国模式

第十讲中国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和舆论存在四种基本论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始于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80年代末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2001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提出疑问说，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方面的论点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冲突论”。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威胁论相伴随的是中国机遇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带动世界的发展，给各国带来机遇。但在擅长炒作的西方舆论中很少成为主要话题。中国责任论由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论”。2006年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中国责任论”浮出水面。中国影响论与2GG2概念是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在2008年7/8月份的《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实际上提出了中美共治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认为，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四种论调既是不同时期中国实力发展的反映，也是西方舆论对华心态变化的折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主要内容一、中国模式的由来二、中国模式七大特质、六大理念、四大成就三、对中国模式的深层思考（一）华盛顿模式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并与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华盛顿共识是专为应对拉美金融危机而设计的、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良方的一系列政策的通称。三大支柱：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主要内容：缩小政府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放松监管、迅速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美国以“华盛顿共识”为招牌，以新自由主义为突破拉美市场的缺口，通过促成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改革实现控制其经济为美国服务的目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引导或依托，出现了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惨败。拉美的经济危机巴西综合实力居拉美首位。经济结构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人口长期保持50%以上。1967－1974年，巴西经济创造了年均增长10.1%的“巴西奇迹”。上世纪80年代受高通货膨胀困扰，经济出现停滞甚至严重衰退。从90年代开始，巴西向外向型经济模式转轨。1994年政府实施了雷亚尔货币稳定计划，有效解决了高通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宏观经济结构改革，大力推进私有化。1997年后，由于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巴经济发展受阻。1999年初巴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政府被迫放弃1994年以来实行的固定汇率制，货币大幅贬值，经济受到重创，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缓慢，通膨率和失业率均有所上升。2003年卢拉政府上台后，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金融形势趋于稳定，外资流入加大，生产恢复增长，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实现复苏。巴西GDP变化情况墨西哥经济在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7％。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50年的20％降至1980年的9.3％，1980年，制造业所占比重已由在1950年的17.8％上升到24.1％，城市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72％以上，墨西哥是产业结构合理、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80年代的债务危机引发了墨西哥的经济衰退和艰巨的经济调整。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付到期外债本息，全国经济陷于长期的停滞或下降的危机之中。1980一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人口增长率的水平。通货膨胀持续上升，1987年达到创纪录的159.2％的比率。墨政府大力推行调整、改革、私有化、对外开放的措施，使得1995年前墨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中低速增长，也造成了某些痛苦和混乱。1994年12月墨由于执政党内部矛盾激化、政局动荡，致使外商信心动摇，纷纷撤资，而导致货币大幅贬值，爆发金融危机。1996年，塞迪略政府在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大量紧急援助支持下，使墨经济渡过了紧急状态阶段。1994年至200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十年时间里，墨西哥人均GDP年增长率不到1％。阿根廷经济截至2008年四年来一直不景气，失业率如今高达18.3%，还拖欠着1320亿美元的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广开来，该“共识”曾经取得非凡的成就。然而，拉美国家却积累起成堆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最近阿根廷和巴西等接近经济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加剧。东亚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初以泰铢的汇率暴跌为序幕，逐渐引发一场波及亚洲的金融危机。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面对严重的危机，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以换取体现华盛顿共识内容的IMF贷款。IMF的“挤牙膏式”资金援助，效用大打折扣，有时甚至会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严格遵照IMF处方行事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深陷经济低迷，反倒是灵活执行IMF方案的韩国和马来西亚，更快的恢复了经济。在美国的支持下，“华盛顿共识”变成万能药方。IMF有个很简单的模型:每个面对危机的经济有两个逆差，即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改革药方是货币贬值、提高利率、加税、减少财务开支，以及最大限度私有化。市场化也好，自由化也罢，都不过是手段，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等，才是目的所在。不分皂白地普遍推行华盛顿共识，无疑是错将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为了自由化而自由化。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是一套政策，而是成为了一种信仰，一种意识形态。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曾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推动，其后果引起较大争议。在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称「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二）北京共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2.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二、中国模式的七大特质、六大理念、四大成就从1820年代开始，中国衰败进程加剧，中国曾尝试过各种办法，归纳起来无非是改良和革命两种，学习的模式从西方到日本，又到苏联。但十九世纪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几乎都告失败，最后只能诉诸革命的道路。二十世纪又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另一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两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大地先后出现了两个国号，一个是中华民国，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哪一场革命或哪一个国号，归结到最后，都是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和意识形态，试图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改良和革命的过程就是中国人通过追求富强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国家,选择能有效地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体制的过程。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于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905年以后又走向筹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这一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模式。大国的崛起、衰落甚至灭亡历史是有周期的，崛起过程也有周期特征。崛起到最高点之后就是衰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持续崛起的国家。崛起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后，不仅有一个在经济上持续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还伴随着整个国力的全面膨胀和相对应的文化复兴。就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在一个历史周期中，可能经历崛起衰落再崛起的阶段，德国、日本和俄国就提供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德国从俾斯麦倡导的统一开始到今天，一个多世纪，不仅经历过崛起，也经历过毁灭。其中，法西斯纳粹的第三帝国的崛起和灭亡就是理解德国民族崛起中不可逾越的历史篇章。日本至少从明治维新到今天，中间包含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国主义时代，而这个军国主义时代几乎致使日本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也是日本崛起全过程不可逾越的历史篇章。前苏联则是俄国这个民族国家崛起的一种形态，然而已经消亡。历史过程的共性、特殊性以及不可重复性所有的国家崛起和复兴都有共性可寻，但是，其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共性。到目前为止除日本之外，所谓“大国”崛起的案例，都属于西方国家，而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划入基督教国家的范围。没有德国的宗教改革，欧洲大陆国家，以至英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而美国崛起的深层结构，也是以新教为基础的。美国的创建者们，几乎都是新教徒。很难想象，宗教可以在21世纪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复兴还会重复发生如此之大的作用。大国崛起历史过程的共性，除宗教的作用，表现为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人才的尊重。德国的高等教育有诸多创新，曾为世界的榜样，对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都有影响。德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造就了素质极高的国民。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精英在哲学思想、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外，普通公民的敬业自律、劳动者的技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为世界之首，因此“德国制造”本身曾一度成为工业品的世界品牌。细节：1820年，普鲁士王国的一家乡村小学的学生们上学几乎是免费的，不上学却要受到处罚。德国的免费教育从19世纪中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