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第三章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发端于欧洲的工业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一方面承袭了古代文明的理想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深受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其主要意图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弊端，将现代科学赋予人类的强大力量变成造福社会的手段，从而实现启蒙运动所推崇的人道价值。本章将首先介绍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的特征，尔后将结合马克思恩格斯若干重要文献，来评介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一，理性化的现代工业文明与建立在经验与神话之上的传统文明不同，近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启蒙运动和科学昌明之上的理性化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以其理性批判的名义，对启蒙的思想基础----人的理性能力，从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目的论等哲学的根本视野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建构起了以张扬理性为目的的先验哲学，使理性成为了建构不同于中世纪宗教信仰社会的理性社会的基石。康德明确宣布，“人类理性的立法（哲学）有两大目标，即自然和自由。”1理性与自由被确认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前者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让人摆脱本能，而后者指明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和方向。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这样描述理性在启蒙时期的核心地位，“当18世纪相拥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共同理论的特征是，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2理性的胜利，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历史与自然的态度，理想主义者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像利用科学改造自然一样，同样也可以借助科学和理性来设计人类生活，来建构未来。论及理性主义，伯林曾经这样概括其三大思维特征：“首先，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问题。----真理总是能被掌握的------第二个命题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有些人可以透过学习和传授得到的方法获知这些答案------第三个命题是，所有答案都是兼容性的。如果答案不能兼容，混乱就会发生。明确地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不会与另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相冲突；逻辑上，正确的观点之间不会互相矛盾。如果所有的真命题原则上都可以被发现，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有一个关于理想世界的描述------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虽然我们可能无法企及，但至少是一种理想，我们借此以比照当下种种不完美之处的理想。这些正是理性主义传统的一般假设-------唯有一种方法可以发现答案，那便是正确运用理性，像数理科学运用演绎那样，像自然科学运用归纳那样。这是获得基本答案---严肃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唯一方法。既然这些答案已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结出硕果，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们应用于政治、伦理、美学这些更加复杂的领域”。3马克斯·韦伯洞悉了资本主义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4理性在科学与工业领域的成功，让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精英对于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期待。概况而言，工业文明的理性化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第一，经济的理性化。韦伯在论及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理性特征时，将其概况为一种簿记方式，一种严格的核算制度。这一制度追逐的目标是，在一个经营时期内，企业货币的收付余额要超过资本。一切都要从差额的角度来进行。在经营开始与结束时，都要进行计算。决策之前计算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可能获得的利润，而经营结束时的计算，是要确定所得的利润。任何一线合理的交易，都是以计算为基础的。计算得越是精确，审慎，其理性化程度越高。韦伯认为这种簿记方式以及商业同家庭的分离，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合理化的两个重要因素。工业化的经济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它首先是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化经济。所谓社会化，不仅仅指建立在工序环节之上的日益细致的技术分工，而且还是建立1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0页。2E·卡西勒著，顾伟鸣等译《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页。3以赛亚·伯林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29页。4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56页。在普遍联系之上的整体性经济。分工带来了高效生产，借助自由市场建立起来的的普遍联系，则突破了传统经济生活方式的地域性限制，人类经济活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真正的世界历史开始形成。这种理性化的经济方式，在理论上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奠基者亚当·斯密的系统阐述，而在实践上则通过多次工业革命逐渐深化，最典型的是二十世纪美国汽车工业中发展起来的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得以呈现。这种高效率的经济生活方式，让人类的生产力大幅提高，物质财富开始源源不断奇迹般的创造出来。第二，政治的理性化。工业文明几乎与民族国家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出现同步，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之后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态虽然千差万别，但与传统政治共同体建立在神话和家族之上的封建王国或帝国不同，民族国家是典型的理性政治共同体。这种国家建立在抽象的国家主权之上，有着相互承认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疆域，存在着对抽象国家认同的国民。国家的日常管理也与传统管理方式不同，而是建立在科层制的官僚体系之上。按照韦伯的理解，科层制的理性化集中表现为，首先它依靠规范的法律制度来中运行，这使得其运作具有可预测性。在官僚制度下，一切社会行动都可以通过在结构功能关系得到解释。充分发展的官僚体制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成为一个严密的权能体系。其次，从管理的技术看，它也达到最为完善的程度，管理与统治在现代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操控技术。再者，管理者的角色专业化、专家化，强调形式化、普遍主义的精神，于此相对应是在公务执行上不受个人因素左右。行政管理越是专门化，官僚制本身也就越非个人化。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理性之眼观审视政治生活，以科学的方式来建构政治秩序，也成为专业化的政治科学的主要任务。第三，文化的理性化。在精神生活领域中，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市民社会的兴起，使得人们从中世纪的狂热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宗教改革后在欧洲逐渐确立起了政教分离原则，新教教义赋予人们对宗教的全新理解，人们将生活的注意力更多转向世俗化的物质生活。用韦伯的话语表述，就是世界的祛魅，即宗教世界观的瓦解与世俗文化的产生。祛魅带来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5与此同时，与市场化的经济生活相联系，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亦主要经由法律来规范，一种普遍主义的契约关系，替代了传统社会中建立在血缘差序格局之上的特殊关系。如前所述，在大工业文明诞生之前，人类建立理想社会的首要困难在于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低下，物质生产能力的不足，使得任何完美方案，都只能是缺乏基本前提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但这种情形在工业革命之后，开始出现转机。十九世纪是所谓现代性在西方国家完全展开的时期，作为现代性的物质形态，蓬勃发展的大工业不仅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了世代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还重塑了人与人的关系。与工业革命一同发展起来的是不断壮大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他们辛苦工作在巨大机器充斥的工厂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创造者却无法分享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好处。建立理想社会的物质条件开始具备，但现存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却成为了建立理想社会的最大障碍。在此背景下，欧洲先进的知识分子站在不同角度，开始批判这个他们曾经抱有极大希望的社会。在众多的批判者中，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类拔萃，他们不仅运用自身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解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诉求，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无法违背的历史必然性。此外，他们与其他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不同之处还在于，在他们建立未来理想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工业无产阶级不再仅仅是被同情的对象，而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不仅将在先进理论和组织的领导下，首先自己解放自己，而且还将解放全人类。正是上述特点，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在此之前各种乌托邦学说区别开来，使之成为了现当代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进步理论。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学说包罗万象，但其理论最终都指向这样一个目的，即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来实现人类彻底的自由与解放。服务于这一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理论发展的逻辑，并结合欧洲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建构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因此深刻影响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二，唯物史观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哲学前提5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三联书店，1988年，第29页。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被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哲学基础上，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唯物史观也就是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命题，而是成为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在论及马克思哲学基础时，不能不简要说明马克思的哲学源流。18-19世纪，德国人的古典哲学，将近代以来西方启蒙思想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诞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哲学家，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等。这些德国知识分子将德国人抽象思维的长处演绎到了极致，构建出了庞大的各具特色的思辨哲学体系。不过，对马克思哲学产生最深刻影响的还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以及康德、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因醉心黑格尔哲学，大学时期的马克思专门从波恩大学转学到黑格尔任教的并成为德国古典哲学重镇的柏林大学。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时，他凭借其《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差异》一文，获得了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大学毕业时的马克思，在道德观上，继承了犹太父亲律师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政治上，是法国大革命民主主义的信仰者，在社会历史观上，则是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马克思本来打算在母校波恩大学寻求讲师席位，开始象牙塔式的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但却未能如愿。于是，马克思求职到《莱茵报》，任该报的记者与编辑。报社工作的独特生活阅历，使马克思有机会将大学讲堂上黑格尔的抽象历史哲学与现实对照，从而为创立属于马克思自己的社会历史哲学提供了契机。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尽管四分五裂，还未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是普鲁士西部莱茵河沿岸的资本主义经济却发展迅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利益结构和新的社会矛盾，受惠于资本主义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财产权意识不断得以强化。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在《莱茵报》工作的马克思卷入到了莱茵省议会有关林木盗窃法的政治辩论之中。依据传统日耳曼社会的古旧习俗，居住在贵族庄园的农民，在冬季时可以到土地贵族所有的森林里去捡拾树上落下的枯枝以生火取暖。但在新兴资产者看来，既然土地和森林属于土地贵族私人所有，那么依据现代民法原则，树上落下的枯枝的所有权同样也应该属于土地和森林的所有者，捡拾枯枝应视同盗窃行为。因此，他们要求议会颁布严格的林木盗窃法，禁止农民捡拾枯枝，以维护土地和森林所有者的财产权。马克思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同情农民，在《莱茵报》上发表系列文章为他们进行辩护。在争辩中，马克思第一次意识到，黑格尔将法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是超越阶级利益的永恒正义，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在莱茵，马克思发现，法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意志表示。这一重要发现，颠覆了他的哲学信仰，他知道，要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不在知识体系上清算德国古典哲学，建立一个真正能够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全新哲学体系。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就必然要从哲学的革命开始。由于马克思激烈批判莱茵当局和议会，结果导致《莱茵报》被政府所封。1844年，马克思携新婚妻子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