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科学与理性的时代启蒙运动

1第三章以启蒙运动为典型代表的科学与理性时代第一节科学与理性的勃兴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自然科学在生产力（尤其是工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推动下，经历了与封建神学的艰巨斗争之后，从17世纪中期起，零星的科学研究汇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科学研究的高潮，自然科学与技术蓬勃发展，到18世纪时已经建立起初步的科学统一体系。16－18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摆脱中世纪礼堂束缚获得迅速发展的“革命性”时期。天文学、力学。数学和生理学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17世纪末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中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大综合。近代自然科学一开始便是沿着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和以数学演绎为基础的逻辑推理方法两条并行的研究路线前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揭示的宇宙结构图景及其认识事物的方法，改变了当时人们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孕育出近代欧洲的机械唯物论自然观与理性主义。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的积累、规律的发现和方法的完善，人们的心理素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怀疑、反思批判意识和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代替似是而非的经院思辨以明晰的自然定律代替神秘的宗教启示的理性主义精神产生了。人们热烈地崇尚以科学为代表的理性，在欧洲大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理性主义思潮，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威尔·杜兰指出：“近代心灵的真正问题并不存在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也不在宗教与文艺复兴之间，而是基督教与启蒙运动之间。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1考虑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蒙昧状态，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与启蒙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启蒙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人们身处其中的自然界的正确认识以及对人自身的正确认识。在中世纪，自然和人本身都被当做工具或手段，只有上帝才是目的本身。大自然被看作是一堆不值得留恋的“垃圾”，一切自然现象――风雨雷电、彗星、地震、日月食等等――都被解释成为上帝意志的特殊体现，自然界本身并不具有客观独立的规律和秩序。另一方面，人的理性也遭到贬抑，情感欲望更是被当作魔鬼的诱惑。在近代，对自然秩序和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构成了17世纪科学、哲学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2，而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正是由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或启蒙才真正开始的：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曾大大有助于在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建立两个相互补充的观念，这两个观念赋予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种应付社会变化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在今日世界仍具有推动前进的力量，这两个观念是：一、自然秋序的观念。对于那些无所用心的人来说，宇宙似乎充满着不规则与混乱，其实，在不规则与混乱的表象之下，自然是有其一定秩序的；二、人类天赋的观念。这种天赋最好称为“理性”，不过大多数人的“天斌”常常因为错误的传统教育而隐没不彰，恢复“天赋”之道，只要提倡健全的――即理性的――教育就行了。3在17世纪，科学启蒙的主要内容就是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然，即摈除一切神学因素的干扰，从自然现象本身出发，通过经验的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从科学理性的发展史来看，16世纪是萌芽和殉道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是哥白尼和布鲁诺；17世纪是怀疑和发展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是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牛顿等人；1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6页。2需要说明的是，15、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虽然已经伸张了人的情感欲望的正当权利，但是对于人的理性本质的发掘却是由17世纪的科学家、哲学家以及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来完成的。3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西洋文化史》第五卷，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313－314页。218世纪是批判和凯旋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在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处处受到攻击，罗马教会的攻讦就不用说了，即使在新教中，哥白尼也被看做是“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路德责骂道：“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科学全部弄颠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大地”。加尔文以《旧约·诗篇》中的“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为根据，叫嚣道：“有谁胆敢将哥白尼的威信高驾在圣灵的威信之上？”4这种以《圣经》作为准则来判定真理的做法，在17世纪开始受到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普遍怀疑，尽管宗教信仰和种种偏见依然具有强大的势力，但是科学毕竟在不公开触犯宗教信条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发展起来了。在世俗社会方面，由于各国统治者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带来财富和增强国力，所以纷纷对科学持赞许的态度。在君主们的首肯之下，英国皇家学会于1662年成立，法兰西学院于1666年成立。科学家们尽量避免与宗教信仰发生正面冲突，他们把“目的”、“隐质”、“形式”、“实在”等抽象概念留给神学，而去研究那些最具体和最琐碎的自然现象。他们避开形而上学这个中世纪的庞然怪物，埋头于经验的观察、实验和求证工作。17世纪是科学忍辱负重和委曲求全的时代，为了给科学争取一席生存和发展之地，科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宗教作出了一些让步。伽利略迫于教会的压力在悔过书上签了字，表示放弃“日心说”，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以便进一步研究“旧心说”和其他科学理论。笛卡尔在用怀疑否定了一切虚妄的信条之后，又从“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中引出了上帝的存在，为的是用上帝的权威来担保“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并且使物质实体（它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能够获得对于精神实体的独立性，成为科学驰骋的王国。牛顿之所以在太阳系中为上帝保留了“第一因”或“第一推动者”的位置，是为了给他的整个机械世界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说服力的起点。牛顿说过：“这个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治。”5但是上帝并不参与和干预机械世界中的运动，他仅仅只是在最初推了世界一把，然后世界就按照牛顿力学的原理运转起来。忍辱负重的结果，使得科学迅速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到了18世纪，羽毛丰满的科学理性开始掉过头来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复仇和清算，从而导致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启蒙运动。17世纪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可谓琳琅满目，人类的视野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伽利略利用透镜原理制造了望远镜去观察天体，雷汶胡克则制造了显微镜去观察微生物；意大利科学家托里切利(EvangelistaTorricelli，1608－1647)发明了水银气压计，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则利用气压计创立了“气压随高度而递减”的原理，并且论证了真空的存在。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建立了光的波动说。英国人吉尔伯特证明了地球本身是一个大磁场，哈维则在被加尔文烧死的塞尔维特的启发下发现了人体的血液循环。在数学方面，苏格兰的耐普尔制定了对数，大大简化了乘，除法和求平方根的复杂过程，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用坐标曲线图来表示代数方程式，从而把自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彼此分离的代数与几何重新统一起来。不久以后，牛顿和莱布尼兹又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这些数学上的重大发明为17世纪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突破提供了必要的手段。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无疑当数牛顿，他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天文学的重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作为经典力学根基的牛顿运动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此外他在光学方面的重大发现奠定了现代光谱分析的基础。牛顿几乎涉猎了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所有领域，他不仅发现了许多具体的自然科学规律，而且还创立了一种基本的世界观，4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7页。5H．S．塞耶编，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3这就是以力学原理为基础的机械论世界观。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坚持从经验事实出发，坚决从科学研究中摈除一切玄奥的形而上学概念，如“目的”、“形式”等，把最适宜于进行观察和实验的力学原理当作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纲领。牛顿明确地表示：“我希望能用同样的推理方法从力学原理中推导出自然界的其他许多现象；因为有许多理由使我猜想，这些现象都是和某些力相联系着的。”6这种从力学原理出发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做法使人们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具有力学结构和进行机械运动的系统。在17－18世纪，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取代了基督教的目的论世界观而成为科学家和知识阶层的普遍信念。17世纪的科学理性虽然没有对宗教信仰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它却在宗教气氛依然浓郁的西方精神世界中为自己开辟了一块绿洲。与16世纪科学到处受到迫害和四处避难的状况不同，17世纪的科学已经有了发表自己见解的阵地。随着科学“绿洲”的不断扩大，宗教信仰的领域日益收缩。科学不研究信仰问题，尽管科学家们都承认形而上学的崇高性和至上性，但是他们却把形而上学束之高阁。形而上学固然是根基，但它却被深埋于幽暗的地下；物理学和其他科学虽然是从根基中生长出来的，但是它们却在阳光明媚的大地上盛开着美丽的花朵7。上帝属于崇高圣洁的形而上学，而17世纪的科学家们却只对卑微渺小的自然事物感兴趣。牛顿把上帝安排在一个“太上皇”的位置上，他自己的力学原理却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宰。牛顿与上帝分了工，上帝管世界的设计和创造，牛顿管世界的运行；上帝主宰高贵的精神，牛顿主宰低贱的物质。世界的一切和谐与美以及最高的光荣均归于上帝，但是自然界却按照牛顿力学原理做着机械运动！人们高唱赞美词：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8第二节自然神论虽然在17世纪下半叶已经出现了宗教宽容的氛围，但是宗教信仰的影响仍然是无处不在的，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公然反对宗教信仰的无神论思想都是难以被社会所容纳的。17世纪充其量只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反信仰的时代；宽容的范围也仅限于不同的宗教教派之间，尚未扩及到无神论。因此，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家们仍然披着一件宗教信仰的外衣，他们可以激烈地批判基督教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但是却不敢否定上帝存在本身。理性在17世纪的批判对象是基督教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它的锋芒所向是人间的教会，而不是天国的上帝。因此，当理性在近代开始要求自己的独立权利时，它最初采取的是一种怯生生的形式，即自然神论的形式。之所以自然神论会出现于17至18世纪，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受到17世纪欧洲一场名为“三十年战争”的影响，由于那场涉及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给后来一些自然神论者造成了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因此他们认为基督教应产生一种能给各宗派带来和谐的神学体系，他们希望藉以和谐的神学思想来避免宗派的战争和冲突，带着这种理念他们便试图在建构神学方面寻找突破。其次便是受17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由于17至18世纪的欧洲正是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思想大行其道的时期，因此自然神论的形成正是启蒙运动的思潮所驱使的。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乃是一场以推崇理性为主的思想革新运动，它所掀起的运动热潮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包括宗教、文学、政治、法律在内的所有领域无不受到深深的影响。在这种大环境下，自然神论者便出现了，这些自然神论者也试图藉此时机来全面更新基督教的传统信仰体系以便来迎合时代的思潮。他们所采用的手段便是试图跳出传统的教会范畴和教理体系来构建一种全新的神学架构，而他们所采用的思路正是启蒙运动6H．S．塞耶编，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7笛卡尔曾把全部学问比作一棵树，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具体科学则是树枝。8这是英国诗人波普为牛顿写的两行墓志铭体诗。牛顿逝于1727年，该诗于1735年发表。该诗句的格调口吻仿效了《旧约·创世记》第一章的前三节。4所提倡的核心理念——理性决定一切，正因为启蒙运动对自然神论的影响，因此有人甚至称自然神论为“启蒙运动的宗教”。总而言之，在自然神论者看来，任何神的启示和真理都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理解的，也就是说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