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宁波近代外籍传媒的发展

1第二章宁波近代外籍传媒的发展在美国传教士创办《中外新报》后，宁波的新闻传播业并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得到迅速发展，而是留下相当长的时间真空。直到1881年2月，才出现第二份近代中文报刊。第一节“世俗化”报刊——《甬报》19世纪70至90年代，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势力与外国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互相勾结，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国内形势暂趋平稳。在这种表面缓和的背后，却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仅与清政府已签条约的英、法、美、俄四大国加紧对清朝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就连各列强小国也纷至沓来，争取与四大国同样的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中国从立足未稳到站稳脚跟。这一时期宁波报刊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了从事近代报刊工作的宁波人，这是发生在宁波近代新闻传播业中的崭新现象，标志着宁波人正式参与创办近代报刊的工作。报刊主办者不再直接站出来主持报务，而是雇用中国人担任主笔，负责办报。究其原因，外国人不懂中国语言，对中国国情比较陌生，另外通过中国人经营管理报刊，更容易与中国读者沟通交流，克服语言障碍。由于中国人能够加盟报业，掌握了办报经验，为后来独立办报打下了基础。这不仅说明西方殖民者在宁波地位的渐趋稳固，也说明他们在对中国状况的长期摸索中逐渐熟悉了中国、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与阅读心理。在《甬报》的创办者阚斐迪看来，在中国办报，实质上是满足中国读者的需要，与其煞费苦心地经营报刊，不如让自己信任的中国人负责办报并担任主笔，这在逻辑上是合乎他们的利益要求的，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人不闻不问。办报思想、办报立场仍牢牢掌握在主办者手里，中国人毫无权力可言，但“这比《中外新报》更具欺骗性”[1]。事实上这一设想在实践中确实有效。在宁波新闻史上以“甬报”命名的有三种，分别是1881年由英籍教士阚斐迪创办的，1898年由德商洋行创办的和1908年由宁波人独立创办的。第二种由于刊面上印有“德商”二字，为德国德丰洋行创办，史称《德商甬报》。李提摩太在1895年著文说：“前有耶稣教会派人查考中国各报始末，去年已经布列，除京报外，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计新加坡一带报有六种，香港亦六种，粤东报六种，台湾、厦门、汕头共报六种，福州报三种，宁波报两种……”这里所说的“宁波报两种”，其一就是1881年的《甬报》。在专门著作中明确提及《甬报》的是白瑞登，1933年他在上海出版的“TheChinesePeriodicalPress,1800——1912”[2]一书中有《甬报》书影一帧。据新闻史专家查证，1881年（清光绪七年）2月19日出刊的《万国公报》第六七二卷载有消息《新出甬报》：“1881年2月（光绪七年辛巳正月）创刊，在宁波出版，月刊。由英国牧师阚斐迪邀李小池太守等创办，慈溪徐漪园主笔政。”《甬报》第八卷有一篇文字有“宁波府宗湘文太守”句，宗湘文可能是李小池的继任。而李小池却在该刊从未露面。1890年美国传教士范约翰提供的《中文报刊目录》第50号记载了《甬报》（TheNinpoNews）的相关信息：主编“钰记”，出版地宁波，创刊时间1881年2月，发行份数700，性质世俗，形制册页，备注中有“月刊，1882年1月停刊”字样。关于英国牧师阚斐迪，在《甬报》第十二卷《纪宁郡新立劝除鸦片公会》的报道中是这样提到的：宁郡北门外向有西国医局，凡沾患者均可到局拯治，并不收取药资……该局系白牧师保罗向西商集捐，共成义举。今年春白君回苏格兰，郡人攀留不得，如失慈父母焉。继其事者为美国之高牧师雪山。秋间，因筹款艰难，而经费甚大，不得已将局停止。于是，英国之2阚牧师斐迪，燕牧师乐拔，相顾慨然曰：“吾力虽不足开局济世，而中土之沉迷鸦片日盛一日，其害伊于胡底，安忍袖手其旁作秦越人之视哉！当思扫除毒物与斯民共登仁寿。由甬而浙，而十八省，共相戒绝，庶不负东来一片心耳！……这是英国传教士阚斐迪首次在《甬报》上亮相。阚斐迪(FrederickGalpin)于1860年在宁波开明讲堂原址创设蒙馆（学塾），后改称斐迪书房，阚斐迪主教务，1912年定名为斐迪小学。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编译了《俄国新志》，出版了阚斐迪的《俄史辑译》[3]，并在其所办之《甬报》上发表。1875年（清光绪元年），阚斐迪自宁波来温州传教并开辟教区。1887年（光绪十三年），阚斐迪创办的斐迪学堂在江北岸泗洲塘开学。阚斐迪牧师自任英文教师，所教有西文、西算、天文、地理等课程，而兼授音乐、体操等课，所教课程无不井井有条。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英人雷汉伯被派来宁波任校长。1906年泗洲塘新校舍建成，迁入后规模逐步扩大，改校名为华英斐迪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改称为宁波斐迪学校。1878年（光绪三年），阙斐迪曾短暂回国。1881年2月，邀时任宁波太守的李小池，并聘请中国慈溪文人徐漪园主持笔政，在江北岸钰记钱庄内选馆设址创办了《甬报》。关于李小池，管元耀在《海昌胜迹志》序言中说：“……先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邑侯江宁李小池圭重修邑志，粗具成稿，旋以病去职，不蒇厥事。此稿转辗收藏二十年来，竟佚去三册，余于斯时即允任补亡。而名胜古迹亦在佚中。即汇余曩所辑录，并广其诗文，以点缀之。束稿如笋，乃病其太占篇幅，厉加芟除，然非意之惬也。今邑志已告成，且付之印矣。而区区愚陋亦得贡诸世矣。顾旧稿尚存箧中，未忍抛弃，适旅窗多暇，复以篇幅所溢出者，次第录之，更益于新所得者，并附以风景题咏，厘为八卷名之曰《海昌胜迹志》。倘骚人逸士欲考其遗迹，证以旧闻，则是编之录或不无小补也。”这个李小池圭应该就是《思痛记》的作者李小池。李小池曾撰写《思痛记》一书。周作人在《风雨谈·鸦片事略》的正文中说：“李小池后来做了外交官，到过西洋，著有游记等书，我未得见。”在该文的“补记”中，他又说：“从来薰阁得李小池著《环游地球新录》四卷，盖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往美国费里地费城参观博览会时的纪录，计《美会纪略》一卷，《游览随笔》二卷，《东行日记》一卷。”钱理群《周作人传》记录有：“周作人曾购得清代人李小池著《思痛记》一书。此书历述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破坏，详记江宁城附近杀戮之惨。给周作人以极其强烈的印象。”[4]李小池曾以“环游地球客”的署名于1876年6月7日在上海《申报》上连载通讯《东行日记》（后结集为《环游地球新录》），在介绍海外见闻时，常与国内情况相比照，力陈国外先进的工商机械、教育制度以图我国能有所借鉴与引进，其所表露的社会责任感更为明显。可见，在办报前李小池已对新闻事业比较熟悉，又身兼太守，是一个集官僚与文人于一体的人物。而主笔徐漪园资料有限，只知其是宁波慈溪文人，曾任宁波斐迪学校中文教师，所教皆是经书史乘及八股制艺，五言律诗等中国传统文化。由于阚斐迪与徐漪园均在斐迪学校供职，又分别是英文教师和中文教师，彼此应当交接甚频，相互了解。兼之宁波太李小池的撺掇，结为一起创办新式报刊亦在情理之中。但是，从现存的《甬报》资料来看，其报端并未出现主笔徐漪园的名字。大概出于以下原因：（一）惧于严苛的大清律例，怕获“造妖书妖言”之罪；（二）新闻工作在当时还未得到社会的承认。一个天子门生甘为外人捉刀，则被视为文人的末流。溯及近代中国的报刊市场，在戊戌以前的报馆普遍受人鄙视，少有文人愿意从事报业。姚公鹤曾引左宗棠所谓“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之语，表示“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论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5]。16世纪直至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由于了解报刊具有解蔽达聪、去塞求通的功能，大多视发行报刊为传播思想及变法维新的利器，遂使文人办报蔚成3风气，各地的新闻事业也在此风气带动之下，俨然成为新的传播事业。这应当也是近代中国民族报业迟迟不发达的一个原因。“而所谓邀宁郡太守创云云，可理解为向地方政府登记，备案之意吧。”[6]阚斐迪在选择用人上是费了一番苦心。在英人的操纵之下，由清政府出面，打着中国人旗号创办的《甬报》就此创刊。这种做法更能接近中国人，获得发行上的便利。与《中外新报》相比《甬报》确有较大改进，“已不像玛高温、应思理那样赤膊上阵，孤军奋战，而可以委托地方官吏，指使文人墨客，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事。变成洋人—官吏—文人—商人四合一联盟作战”的办报体系，《甬报》“是一份由外国传教士主办、由中国地方官员与知识分子合作出版的报纸，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少见的。《甬报》发行于东南各大城市以及北京、天津等地。1882年停刊。”[7]报社地址设在宁波江北岸钰记钱庄内。《甬报》用赛连纸单面对折铅字印刷，有边框，中逢有“象鼻”、“鱼尾”，“象鼻”上印“甬报”二字。页高25.5厘米，宽13厘米；框高18厘米，宽12.5厘米。每卷8张16页。第一页为封面，正文占15页，约1万余字。月出一卷；因光绪七年辛巳闰七月，故全年十三卷。各卷装帙成册，即可成为象线装书一样的“册报”。封面亦有铅条印的边框。居中印宋体“甬报”二字，右侧印“光绪七年ⅹ月第ⅹ卷”，左下侧自第二卷起印“美华书馆摆印”字样（按，第一卷则无此六字）。三部分由竖线分开。《甬报》正文用大小两种字体排印，均为宋体。大字比现在的老四号稍大，小字相当于现在的老五号。大字既用于文章，亦用于题目。小字则用于文章的夹行（为使文章不超过篇幅，一行内夹排两行小字）、注释及告白。自第五卷起，告白亦取大二号宋体字作题目，如“寄卖书籍”、“新书出售”之类。正文每页满印字数（大字）为678个，每卷约有一万来字。分“选录京报”、“中外近事”、言论、译文、告白、杂俎等项。“选录京报”、“中外近事”均有栏题，议论、译文、告白、杂俎等则无栏题。《甬报》采用文言文，由美华书馆排印。《甬报》以新闻为主，不重宗教宣传，重视工商业信息的发布。比较贴近当时发达的商业经济，适应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可以看出该报在走向“世俗”方面的努力。《甬报》虽掌握在英国牧师名下，但并非宗教性质，而是以新闻、言论、广告、文艺副刊为主的“世俗”报刊，很接近后来的商业报刊。“这里所说的商业报刊，指的是刊载较多商业内容而又直接为商业服务的报刊”[8]。这与以后出现的以办报为手段，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报刊（如上海《申报》）是有所区别的。这类报刊并非没有政治立场，但本身并不一定都赢利，《甬报》即是如此。有的学者认为《甬报》仍是宗教报刊，是被其表面所迷惑。美国传教士范约翰提供的《中文报刊目录》第50号记载了《甬报》（TheNinpoNews）的一些情况，在“性质”一栏中标有“世俗”字样。这份报刊目录把报刊、报纸的性质分为两类，一类为“宗教”；另一类为“世俗”。前者如《中外新报》；后者如《申报》、《甬报》。判断一份报刊是否为宗教性质，关键还要依据报刊本身所刊载的内容。《甬报》的负责人李小池，主笔徐漪园本身并非传教士，实难办出传教士报刊。在《甬报》之后的1898年创办的《德商甬报》第一期上白鼐斯所撰《甬报缘起》中也说：“前数年间，英国阚君斐迪，曾有是举，未及数旬，阚君以有事回国，旋而终止。今子欲赓续其事，某愿竭力资助，以竟阚君之志。”作为商业报纸的《德商甬报》“欲赓其事”，“以竟阚君未竟之志”，这当然是把《甬报》作为性质相同的新闻纸看待。新闻纸与中国传统的官报在性质上有明显不同。官报所印发的是朝廷、官府的公文、人事，阅读范围是有关官员，文字都经官方审定，传播渠道及读者范围都很特定而狭窄。而新闻纸所印发的则是以承载新闻及其他信息为主的内容，它内容广泛，样式灵活多样，以适应和满足最大范围的读者认识世界，了解社会变动，周知身边情况的信息需要。一、《甬报》的新闻《甬报》以新闻为主，新闻报道面广，是新闻、言论、广告、副刊皆备的符合新闻体例4的独立的近代报刊。内容比较接近实际，多能反映当时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第一卷首页的“本馆谨启”写道：……今中国以声明文物之邦，举十八省之地，不过报馆数家，固由人未尽知其利益，风气难开。亦由开报者不能日新月盛，使人尽知其利益，风气渐开。本馆有感于此，因在宁波特设一馆。报中首选京报者，懔尊王之大义；作论文者，寓讽世之微言；登近事、告白者，符新闻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