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案例

1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目录案例1：计划经济的记忆——从老北京的“秋菜指挥部”说起案例2：伟大的创举——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路案例3：意义深远五元股案例4：浙江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案例5：小平未了心愿二：从“先富”到“共富”案例6：《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案例7：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典范——歼10案例8：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案例9：案例9、华西村的“八大变化”案例10：大路朝天——高巨谦和黄海的世纪探索案例11：俄罗斯私有化教训多案例12：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经典微缩案例13：中国非公经济规模有多大案例14：民营经济：崛起在中国的市场力量案例15：义乌：民营企业迈出开放新步伐案例16：一个“傻子”带动一座“瓜子城”案例17：“小动作，低成本，大效益”案例18：贫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案例19：“小龙少爷”网络炫富案例20：“未富先老”的挑战案例21：“烤红薯问题”案例22：化出一个新天地案例23：河南“莲花”走上“循环经济”之路案例24：“中国制造”耀太空案例25：“小平您好”案例26：“五朵金花”为什么这样红？案例27：东北农民：给点阳光就灿烂案例28：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案例29：人人都在倒腾他们的穷根案例30：五年开发面貌大变——西部大开发五年成就综述案例1、计划经济的记忆——从老北京的“秋菜指挥部”说起为一种菜组织一场战役“大白菜从种到收，都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惊心动魄的战斗。”北京市菜蔬公司副总经理张来喜说。当然，这说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当年。区区一白菜，因为“关系国计民生”，从种植到上市，从贮存到销售，都由政府部门严格下达计划。为了保证“每人每天一斤菜”的计划供应量，从1959年起，北京市政府每年都要动员各种资源进行社会性的大白菜销售、贮存，这便是“冬贮大白菜”说法的由来。“头伏萝卜二伏菜”。京郊6月中旬麦收，几十万学生、干部、战士下乡拔麦子，被称为“龙口夺粮”。随后便在麦茬地播种大白菜，长成的大白菜在11月初集中上市。当时的北京市常住人口四百万，用每人每天吃一斤菜的平均数字计算，再加上损耗，一个冬天，全北京起码要吃掉2亿公斤大白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数字最高时曾经达到3.5亿公斤。2收割季节，要在立冬之前把地里的白菜全砍下来。各区县菜蔬公司生产科的工作人员走遍菜地去给白菜分级定价。更紧张的还在后面。几亿公斤大白菜要在十几天时间内完成从产地砍收到运往全市各处销售的整个过程，所有白菜必须赶在每年11月中旬初霜之前就由市民买回去分散贮存，否则大白菜一冻，百姓一冬天就没了菜吃，冻后一化，流汤的大白菜就能臭遍街巷。为了统一协调指挥冬贮大白菜的集中上市，专门设立了一个名称听上去很有点“前敌”色彩的机构，叫“秋菜指挥部”，分市、区两级，市秋菜指挥部由副市长挂帅，计委、商委、财政局、物价局、菜蔬公司、交管局、运输局、公安局、环卫局、气象局等多个部门的主管领导参加，“规格”非比寻常。年过七旬的孙毓楼从1987年起直到退休，一直担任原北京市菜蔬公司党委书记，作为北京蔬菜供应权威渠道“掌门人”的他，在“秋菜指挥部”里只是一个办公室主任。“集中上市一个多星期，很少有凌晨一两点之前能下班的。”他回忆说，“把这段时间形容成一场战役，真是一点不夸张。”满街长龙买白菜四十岁以上的北京人，未曾在寒夜里排过买大白菜的长队的，大概没有。全市1200个菜店和临时售菜点，个个人头攒动，用帽子、大衣、围巾、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女老少们，怀揣副食本，在街头排成一条条蜿蜒的长队，缓缓向前蠕动。菜店的样板台上，冬贮白菜被分成一级、二级、三级和等外几类分别展示出来，供市民根据定量分级购买。上市前，物价局已经对大白菜进行了分级定价，以1986年为例，包心严实的青口大白菜是一级菜，每公斤6分6厘，七成心以上的是二级菜，每公斤6分，更差的三级菜每公斤5分4厘，几个等级的大白菜搭配着卖，每家都有固定的限量，有钱也不能全买一级菜。“谁也不敢营私作弊，排着长长的买菜队伍，什么都在老百姓眼皮底下摆着呢。”张来喜说。集中供应期上市的大白菜，有政府财政补贴，菜价相对便宜。过了集中上市期，零售的大白菜没有补贴，价格就要比集中供应期贵得多。当时的人们用“冬贮菜”和“议价菜”的不同称呼来区分这两种大白菜。在少有其它蔬菜替代的年代，如果靠“议价菜”度过冬天，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此，尽管过了集中上市期也能买到大白菜，还能省去不少贮存的麻烦，可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一下子买几百公斤大白菜，存在家里慢慢吃。张来喜当时是北京市菜蔬公司物价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日夜不息地在“秋菜指挥部”加班，没时间排队买菜，只好抽空悄悄走个“后门”。每次他都是找到宣武区小马厂一菜店的张经理，还没开口，对方已知来意:“还是老样子，你晚上带副食本过来，我给你留够了白菜，留辆板车，回头你自己运回家去。”于是张来喜会在半夜里敲开菜站的门，把自家的白菜拉回去。“全小马厂一菜店的定点住户里，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走后门，别的住户，不管是领导干部也好，普通百姓也好，都得拿着副食本在菜站排队买菜。”张来喜说，“忙碌两个月，就落下了省得排队等白菜这点‘好处’。”就这样，还总是受到排队的人们的诘问，一边推着板车一边四下解释的窘境几乎年年都伴随着他。白菜上市时节，买菜就是京城里关乎民生的头等大事。卖菜的，一路绿灯。原本禁止马车进城的北京，无论大街小胡同，对马车统统解禁。大卡车车窗前放一张蓝色衬底、画着棵大白菜的车证，便可以在天安门前畅行无阻。买菜的同样一路绿灯。双职工家庭两口子都要上班，可以直接向单位请半天假，理由就是“买冬贮大白菜”。遇见这个理由，单位不能视为私事，得立即准假。等到一车车白菜搬回家，当晚，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醋溜白菜、白菜熬豆腐什么的热腾腾地端上来，北京人的心里就踏实了。一年里贴掉两座立交桥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物价整体水平逐渐上涨，但白菜的价格却很少变动。以一级菜为例，1974年4分钱一公斤，1980年5分钱一公斤，1992年大白菜购销放开时9分43厘一公斤，近20年时间，大白菜价格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这当然是因为政府给了补贴在里面。冬贮白菜卖到6分钱左右一公斤的时候，地头上的收购价大约是4分钱一公斤，摊进流通环节的各项费用，实际上每公斤白菜的成本大约要在1角5分钱左右，其间的差价，全部由北京市财政来负担。“1986年北京市财政一年能动用的资金大概是40多亿，光一个冬贮期花在大白菜上的财政补贴就是四千万元。”孙毓楼回忆说，“菜篮子在当时绝对是头等大事。”不仅冬贮大白菜，曾经，北京人菜篮子里几乎所有的蔬菜都带有政府财政补贴的印记。当时的北京，每年要经历4月和8、9月两个蔬菜淡季。每年4月是“南菜北运”的最后时期。每年8、9月份则从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自治区调运菠菜、青椒、西红柿、蒜苗等蔬菜，每年的调菜量在4万吨上下。再加上储运、保鲜、经销等层层成本，市财政一年对蔬菜的补贴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当时的市领导曾算过一笔账，北京市每年用于蔬菜补贴的花销，相当于两座立交桥的造价。分水岭:1989年“爱国菜”大约是在17年前，1989年，大白菜遭遇了一次被“抢救”的命运。这一年，北京同样遇到了大白菜生产过剩、卖不出去的情况。当时的大白菜有着非常神气的别名，在遍布京城大街小巷的菜站里，堆满了新鲜的大白菜，黑板上大大地写着几个字:“爱国菜”。“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意思。”孙毓楼提起1989年的冬天忍不住哈哈大笑，“上了几次电视，号召大家买白菜。在电视上讲大白菜如何有营养，常吃对人的身体有好处。”那年也赶上多年不遇的暖冬，地里的大白菜长得格外茁壮，等到收割季节，8万吨大白菜一下子成了卖不动的积压货。市政府不得不紧急动员全市各个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购贮大白菜。有的单位直接把大白菜买回去当作福利分给职工。有的单位是职工买了白菜后可以报销。连市长都亲自到菜站推销白菜。媒体机器也开动起来，电台里把“清早起来吃白菜，晚上回来白菜吃”编成了歌曲，报纸上连载着“佛手白菜”、“荷花白菜”、“糖醋白菜”、“蒸酸白菜”、“烧熘白菜”等各种新奇的做法。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有一集讲全民买萝卜，其实影射的就是推销大白菜。那一次的大白菜滞销危机，在行政力量促销下得以度过。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1989年这一场京城全民买“爱国菜”的运动，恰好是大白菜地位变化的一条分水岭。同一年，作家刘震云在他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中，通过对主人公小林的心理描写，清楚地记载了大白菜地位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变化——“年年买大白菜，年年上当。买上几十棵便宜菜，不够伺候它的，天天得摆、晾、翻，天天夜里得归拢到一起码着。这样晾好，白菜已经脱了几层皮。一开始是舍不得吃，宁肯再到外面买；等到舍得吃，白菜已经开始发干，萎缩，一个个变成了小棍棍，一层层揭下去，就剩一个小白菜心，弄不好还冻了，煮出一股酸味。每到第二年春天，面对着剩下的几根小棍棍，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发誓，等秋天再不买大白菜。可一到秋天，看着一堆堆白菜那么便宜，政府在里边有补贴，别人家一车一车推，自己不买又感到吃亏。这样的矛盾焦急心理，小林感到是一种折磨，其心理损耗远远超过了白菜的价值。”从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雄霸北京人冬令餐桌数十年的大白菜逐渐让出了当家地位，开始泯然于其它蔬菜。春意之时，88岁的邓小平在南海边一锤定音。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一年里，大白菜和很多人们熟悉的物品一起，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粮票作废了，上大学要交学费了，“下海”再不是什么时髦词……。国人的腰包也已今非昔比。当年社会个人资产总额首次超过国有资产总额，新华社的一篇评论中喜孜孜地说:“老百姓比国家有钱了。”4这一年年底，北京的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不再采用政府定价的方式，全部由市场决定。新发地、大钟寺、岳各庄等几个大型农贸市场成了蔬菜价格的晴雨表。但这时，大白菜是唯一一种没有彻底放开价格的蔬菜。每年11月，政府依然要组织一批冬贮菜集中上市，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当时，普通市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已有明显提高，集中上市期每公斤便宜几分钱的冬贮菜已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这一年，“秋菜指挥部”调配的大白菜数量第一次明显下降。此后，大白菜受到的冷落一年比一年明显。到1997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接近1000万，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冬贮大白菜的销量萎缩到不足一亿公斤，大多时候，菜站里堆积着政府高价补贴的大白菜却无人问津。1998年秋天，当各个部门按惯例又重新集结在一起，准备成立“秋菜指挥部”时，在筹备会议上，一位负责人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我们不要再自作多情啦！”全场会心地轰然大笑。从这一年起，北京一年一度的“秋菜指挥部”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北京人正式和每年冬天集中买冬贮大白菜的历史说“再见”了。案例2、伟大的创举——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路（即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调节机制开始逐步形成，物质利益原则与价值规律得到正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被广泛调动了起来，经济出现了加速增长势头。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也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着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他列举了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端：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计划又时常脱节，人们忽视价值规律，没有利润概念等等。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林达光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因此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解决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