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4

1第八讲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2课时）教学重点与难点：通过学习要掌握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和制度安排会对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不仅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决定性的。即是说，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变迁，而不是传统所说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是怎么提出来的?它有何根据?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是什么？这是本章需要讨论的。第一节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经济增长的最简单定义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一国在一定时期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也要有所增，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增加。这两种增长(总量增长与人均增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增长现象一致是例外情况，而相反的关系(即不一致)倒是一般的情况。在工业社会以前，总生产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增长。这是人口因素在起作用：经济的繁荣导致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又往往超过生产的发展，并使每个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著名的马尔萨斯循环规律表现在个人的贫困化恰恰出现于经济普遍繁荣的时期；相反，大危机时代，至少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倒是个收入增加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两种增长的统一。它是始于17世纪的新现象，在荷兰和英国最早出现的。当时欧洲人口和经济第一次出现了差别，在法国和西班牙，人口减少了，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而在荷兰和英国，虽然人口持续增加(英国增加了25%)，实际生活水平却提高了(大约提高了35%和50%)。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两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地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的是荷兰和英国，而不是法国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看诺思之前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怎样看待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一、诺思之前经济增长决定论及其不足诺思之前的各种经济增长决定论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经济增长决定论：资本决定论、技术创新决定论和人力资本决定论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最大的不足就在于它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忽视。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几乎看不到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的：第一，经济学家“分工”观念的产物，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制度、规则、意识形态、法律、文化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固然重要，但它们应该留给政治学家、法律专家、文化专家们去研究；2第二，在交易费用概念和方法产生之前，经济学家们缺乏一种分析制度问题的工具；第三，这些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长期的增长问题；第四，也许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发达国家的制度问题显然没有在其发展初期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严重。二、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发展经济学家是十分重视制度变迁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在发展经济学家中，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是较早注意到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一个。在其1955年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他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知识、资本、人口与资源、政府等等。刘易斯重视制度变迁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中作用的思想对其他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7年，发展经济学家鲍尔与耶梅写了一本开创先河的著作《欠发达国家经济学》。该书打破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许多神话，并号召对比较制度进行研究，以考察哪些制度更有助于经济增长。鲍尔与耶梅并不是把非经济变量，如产权制度和非正规行为规则作为既定的变量，而是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发现：“制度结构的选择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有深远的影响。与法律条例、个人财产、资源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开放社会，与那些自由被限制和剥夺的社会相比，其增长率是后者的3倍，其效率是后者的2.5倍。”过去不少人把缺乏资本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其实，缺乏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所以，著名经济学家阿克劳夫1970年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劳代尔发现，在历史上，一些国家有大量的钱闲置，这些钱都没有用于生产和投资活动。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有效的制度显然是关键的原因之一。鲍尔与耶梅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过分关注资本积累的作用而忽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作用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指出，与其说发展依赖资本积累，不如说是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本。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制度及其变迁作用的强调显然具有很高的价值，诺思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的提出显然也借鉴了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发展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强调是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家可能会以发展中国家情况特殊为由否定其理论的普遍意义，因而其影响受到限制是自然的。三、诺思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的提出对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了。如前所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之所以展开对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正是基于科斯定理有关产权和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结论。至于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尚未有人回答的问题。3在诺思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反例。例如，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诺思正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于1968年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各方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例如，海运因海盗受到了打击而变得安全了，保险费用减低，武装护航人员减少，结果是单位船员的载货能力提高和船速加快；其次是市场规模扩大，运输的货物总量大大提高，因此空返次数和滞港时间减少，装卸人员由港口提供，不再随船跟从，从而劳动成本降低，装载量提高。这些制度变迁最终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使诺思的这篇论文不仅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而且也启迪他从此以后就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这一课题进行深层的、全面的研究。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这里，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即指进行制度创新，就是说，制度创新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从而经济增长的关键。他还说：“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也就是说，按照诺思的观点，以往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决定论，无论是“资本决定论”，还是“技术决定论”、“人力资本决定论”等，都是不正确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引起的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这就是诺思著名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第二节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为什么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其途径是什么？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是什么？历史上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缺乏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必须回答的问题。一、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的途径：有效的制度结构——造成刺激——使人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制度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作为一种规则的制度是如何决定经济增长的呢？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正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确切地说，是通过对人们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的影响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出现取决于人们是否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如发明创新、实物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要使人们积极地从事这些有4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显然必须使他们受到刺激和激励。按照诺思的话说就是必须对人“造成一种刺激”，一个人必然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什么因素能给人们以刺激和激励呢？显然，它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制度，即一个有效的制度结构。如前所述，诺思在1973年提出其“制度决定论”时，明确指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在1991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诺思还提出制度结构的主要功能是给人们以刺激与激励的观点，并使用了“制度激励结构”的概念。他说：“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为了试图解释不同的历史经验以及当今的发达经济、集中计划经济与欠发达经济的经济绩效的差异，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无论是新古典模型还是剥削模型，都受财富最大化游戏者所驾驭，因而它们也由制度激励结构所决定。这里的差别是，前者暗含的制度结构产生了有效的竞争性市场经济，它受报酬递增或资本积累及增长所驱使；而在后者，帝国主义国家或核心国经济的增长却是由一种靠剥削依附国或边缘经济的制度结构所致。”这里，诺思的观点很明确，即：对人的刺激和激励离不开制度结构，而刺激和激励人的制度结构有优劣和好坏之分。好的制度结构驱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不好的制度结构则驭使人们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很明显，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增长之所以十分关键，是因为如果没有制度给予人们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的刺激与激励，那么，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变得十分稀缺，无论是发明创新活动，还是实物或人力资本投资活动，都会因缺乏动力而萎缩或停滞不前。正如诺思所说：“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刺激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停滞状况就与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直接相关，至于为什么人们的积极性不高，关系最大的恐怕就是当时的各种制度安排没有对人们造成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的刺激。所以，诺思1990年强调指出:“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因为，“激励是经济绩效的基本决定因素，……应该将激励置于它应有的位置来研究，即它是经济绩效的关键。”二、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制度安排柯武刚和史漫飞在其《制度经济学》一书中说：“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既然制度激励结构对经济增长如此重要，那么哪些制度对经济增长最为关键和根本呢?诺思说：“由于历史上和当今都存在大量的关于经济处于成长、停滞或衰退的例子，对那些决定绩效的制度特征的分析就是有价值的。”在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1981年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特别强调了能够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在给予人们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的刺激与激励，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