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边界

理性的边界读卡尔•R•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可以坦白地说读这部书我没有任何感觉，还出现了停滞，直到感兴趣的读了几本与其相关的书籍，在大致了解其思想之后才继续进行我余下的阅读，痛苦而艰涩，尤其是对基本没有严密逻辑思路的人来说。无论怎样这毕竟是历史爱好者喜欢的话题。有感于此，我便浅陋地谈一下我的体会。翻开这本书时寻找半天也没有明白历史决定论为何物，或许直到现在，唯一欣慰的是作者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将其理解为“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马克思强调社会学中的历史方法，我把这种倾向叫作‘历史决定论’。”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人类对过去及现在的观察和理解，能否预测未来历史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波普尔重点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他甚至承认其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研究，就打上了受马克思影响的印记。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影响最广泛，也是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马克思理论宣称物质生产规律决定历史进程，并将社会运行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蕴涵着毁灭其自身的因素，因为它自身包含有不可调节的因素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这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规律。所以它是一种彻底的历史决定论。波普尔说，历史的这种规律是自欺欺人的，历史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即便有，也只能是一种趋向，而趋向不是规律，趋向只是一种可能的进向。波普尔作为哲学大师，其思辨性严密程度可以想象。作者在序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本书的观点：“我试图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并简明扼要地将其论证概括为五个论题。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摒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历史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是可以构成历史预告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基本目的因此就是错误的构想，于是历史主义也就崩溃了。其实在其后面可以加以补充，那就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之后的出路，也就是波普尔给出的方法：对社会“渐进性修补”和“批判性分析”才是最恰当的方法，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保证“自由”。在这样的严密逻辑的推理下，其理论似乎无懈可击了，这正是其高明之处。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必然失败，原因在于历史决定论所固有的局限性所致，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不能改革，只能被摧毁，预言工人阶级的处境将越来越糟糕因此革命不可避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对马克思本意的曲解，但事实证明这些预言都是错误的。在波普尔的笔下，“历史主义者”似乎是这样的学者：相信历史的规律，相信历史可预测，或者相信人类社会受某种恒定的、必然的历史规律的支配，“那些愿望在社会生活中增强理性影响的人，他们只能由历史主义者劝导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便发现历史规律”。那么历史究竟由什么决定？应是由人来决定吧，这不仅是由于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与中心，没有人何谈历史，更何况一切历史都是人书写记录。其实不然，自然是自然，人是人，历史不过是我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切事物，包括如何书写历史，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把这个决定权交给时间，时间先于人而产生，人仅是时间是记录员，没有时间的判断就没有历史。波普尔在将历史决定论初步定义之后将通过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提出了“泛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划分，并以此为依据，将全书分为“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以及“对泛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四章。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即先在学理和逻辑上再从思想史中进行批判，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其“可错论”——这也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基点。波普尔对历史的看法就是以可错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波普尔认为，科学史和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但科学却是一种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人类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系统地加以批判，并且往往可以及时改正”。此外，以证伪主义方法论为依据，波普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系问题上采取一元论立场：“在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上费力劳神，长期以来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麻烦。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猜想与反驳的方法，是这两种科学都采用的。”根据这种观点，历史的知识也都是通过不断地尝试和不断地纠正错误来实现的，它同科学知识一样，都只是猜测的产物，人们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对历史做出各种不同的假定和解释。而历史决定论“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除此之外，在实践中历史决定论所要求的整体主义社会实验，“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其中的原因有二；它们既是技术上的，又是道德上的。”基于以上认识，波普尔得出了反对“历史决定论”的立场。波普尔在他的作品里强调在不同的领域必须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对于科学与伪科学地区别界限只能通过证伪的方式。其实他不并排斥一般性规律的发掘，只是更偏重考察一般性中的临界条件，由此分化出更为严格的规律。他提出任何规律需要满足可验证性的要求。这一提法，无疑将经验的作用摆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作为在经验领域做过如此透彻研究的学者，波普尔显然不会相信历史在冥冥之中存在一种决定着未来的力量。任何再科学的东西都无法成为可信的语言，尤其在人文领域。对历史的预测只会使人陷入迷茫之中，更有甚者对未来显得无助。但他也同时提醒着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们能通过小范围的‘社会实验’去探索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而推进人类的更大进步是可能的。作为人类理性的探路灯，即使它覆盖的半径不足以满足我们的现实欲望。波普尔反对的是一种绝对化的观念。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波普尔将历史主义列为对象，历史主义恰代表了这样的努力，它企图通过考察历史事件的起源等来发现一套能够解释和预告具体历史事件的所谓的“历史规律”。波普尔认为这样的“规律”在历史中不存在，因而历史只能是一门解释特殊事件特定因果联系的学科。它不应该去做普遍化尝试的努力。这是种历史不可知论的表现，体现了波普尔的某种傲慢和自大。受这种影响在整个论证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通过概念转换的方式被回避掉，从而以模糊概念等手段导致其论证的贫困，而使得其结论的说服力不那么有力有理。他的一些论点足以使人受益匪浅：“历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这一结论书中多次提及，波普尔认为历史学由于历史记载、遗存的不完整性，是不可能整体研究的，不管是在技术层面还是逻辑层面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考察到全面的历史面貌，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关注的个体和特定的事件。这一结论与历史决定论恰恰相反，波普尔从多个角度论证它的科学性，从而达到了对历史决定论的有利批判。“换句话说，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以史为鉴的经验主义，历史的作用无非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但波普尔却另类地说：“它们既是技术上的，又是道德上的，既然在一个时期里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种措施应对某一个结果负责。”即对于重大的历史错误我们很难从整体上清晰地得出应该吸取的教训。这真是难以理解，却不可否认其启迪意义。“害怕变化的人正是历史决定论者；他们“似乎因为丧失了一个不变的世界而希望获得补偿，从而倾向于相信变化时可以预见的，因为它受一个不变规律支配。”这虽然有失公正，但却可以给坚信历史决定论者已警戒，切勿将理论神圣与教条化。实证主义学派波兹曼认为，社会科学其实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道德神学。社会研究只是重新发现人们曾经被告知的并需要再次被告知的事情。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重新发现社会生活的真相；去评价和批评人们的道德行为；最后提出隐喻、图景和观点可以帮助人们带着一定的理解力和尊严生活。即使社会科学声称自己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和道德使命，它们依旧会对世俗政治产生或显性或隐性的影响。从这个层次上来看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也是有道理的。波普尔从整体主义及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预测的不精确性等方面来丰富他的论据。历史决定论对世界的预测不可避免的促使其实践者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来达到这一理想。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历史规律性在波普尔看来，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对进化过程的描述不是规律，而只能是一个单称历史命题。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发展趋势，但趋势不等于规律，规律可以用作科学预测，但趋势则无法帮助作出科学预测。这种对社会改造的整体主义的结果只能导致悲剧与失败，狂热地追求理想主义结果只能是集权主义，大跃进与文革等以说明这一点。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预测与被预测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带来的复杂性，导致社会科学的预测的不精确，波普尔称之为“俄狄普斯效应”。预测会影响到被预测的事件的发生或者不会发生的可能性正是由于预测对被预测事件存在这样的深远影响，这会对预测者本身的预测产生反作用力。也就是说，“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某一未来事件的倾向，进而觉察到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事件，这很可能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并且这些反作用也许言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结果的客观性。社会科学家也许正在努力发现真理；但同时他也必定总在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他的意见确实起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就破坏了意见的客观性。”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清醒的，尽管他从内心也向往那样一种理想社会。正如他在晚年时说：“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但情感终究无法克胜他的理智。在面对未知世界时我们应当相信自己的理性，通过大胆的猜想和不断试错的理论调整来塑造我们的历史。波普尔的反对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主要是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断章取义的曲解的角度上，但这种反驳空洞而无力。但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及其缺陷。也不能过度抬高作者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地位，任何一种科学学说都是其创作者对社会的一种理性看法，而科学也有真伪之分，因为科学使人赋予的，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我们无法给出我们的答案，只因为往者犹可追来者未可知。在惊叹作者清醒独立精密的思考艺术之后，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待事物的态度：科学判断，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