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再造中华文明

1第一章再造文明第一节新世纪的开端一、从帝国到近代民族国家在帝国时期，中国古代民族有其实体，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划分并不严谨，主要依地理位置和文化来划分。居于“世界中央”的是“华夏”，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南为“蛮”。这种划分比较笼统，且有抬高中原民族、歧视周边民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依文化皈依来划分，信守中原礼仪文化的就是“华夏”，即中原民族——汉族；背离中原礼仪文化的就是“夷”、“戎”、“蛮”、“狄”，即偏远的少数民族，双方具体人员可以因文化信仰的改变而互相转化。由于汉族地理疆域不断扩大，其先进的文化又不断吸引周边民族的民众，因此，两千多年来，汉族通过融合、同化其他各古代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多，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汉族主要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民族，在汉族的文化系统中，孔子缔造的儒家文化是主流。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对汉民族能够敞开胸襟融合、吸纳其他民族的人群，最终浑然一体不断壮大成新汉族有重要影响。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民族主义”一词，但大汉族思想是有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将其命名为“大汉族主义”，或者传统民族主义。其性质是带有歧视色彩的族类民族主义和比较开放宽和的文化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外患内忧之下，传统民族主义完成了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化，这又促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原因是国势衰微之际，中国有识之士为应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而对本国民众的再造和重新整合。至20世纪初，中国国民仍多重家族、宗族、乡党、地域而少有国族的概念，亡国在多数民众看来只是改朝换代，皇帝改姓换人而已。汉人仍可以像历史上一样，凭借先进的文化和经济实力同化“蛮夷”而恢复天下。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并不这样看，经过与西方半个多世纪的接触，他们很清楚西方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如果现在亡国，就不可能再恢复天下，“江山四望，忍豆剖而付人”，“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与日之支那乎？”若要中国不亡，就必须唤起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为此，有识之士直接借鉴、引进了欧洲学者的民族主义理论，将其介绍给中国民众。1903年，梁启超撰文介绍了德国学者布伦奇理（J．K．Bluntschli）的民族理论。他指出布氏认为民族是“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有八个特征:相同的地域、血统、体貌、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生计，“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布伦奇理的民族理论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根据布氏理论重新建构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梁启超受布伦奇理的启发，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度里，要建立统一有力的次序与世界各国竞争，境内的各民族就必须统合起来，汉、满、蒙、回、藏、苗共同组成一个大民族，名字就叫中华民族。“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开始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其目的是推翻满族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他批判满清政府实施种族主义压迫，侵犯和剥夺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权。由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断变化：由排满的种族革命到五族共和，再到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孙中山后来接受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观念，也提倡整合汉、满、蒙、回、藏五族，2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后，首先对于清帝国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各阶层民众群起响应，很快促使清政府垮台。这不仅是武装斗争的结果，也有民族主义这一强大且日益深入人心的思想武器在发挥作用。胡适对于梁启超及其倡导宣传的民族主义评价很高，“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五四运动的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四运动本身也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高潮。这一运动展现了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国家存亡的深层忧虑，以及对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使命的主动继承。这些构成了以后数十年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也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历史认知和危害中国最甚的日本紧密相连。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开展的国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也使这一运动产生了很大成效。民族主义对这两个政党都发挥着影响力，两党都不愿意放弃民族主义旗帜而失去民众的支持，但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诠释是有很大不同的。国民党把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声称“三民主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立国精神，就是智、仁、勇。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只有完全具备了“这智、仁、勇整个的民族性”，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观念，国民党做了不少工作去宣传、教育和推广，并为此尽量弱化国内的民族差异，淡化各个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提法，共产党表示赞同。但其民族主张在实质上更接近“小民族主义”，即强调中国各民族间的区别，重视各少数民族。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了明确的目标。1937年，在全面抗日的洪流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又走到了一起。斯时，中国已经是个标准的近代民族国家了。二、从君主专制到议会内阁制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在1912年走到了尽头。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孙中山在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前，革命党人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保障民主议会政体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被继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出于权宜之计而暂时接受。但在内心深处，袁世凯则一直欲废限制自己权力的《约法》而后快。袁世凯虽然是晚清一系列新政如警察制度、君主立宪等的推动者，在促使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他本人也曾发誓拥护共和制度，“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但他本人及其属下——北洋各军阀，本质上都是旧官僚，个人专断、独揽大权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使民国初年的民主政体很不稳固，也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维护民主革命成果的肇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宋教仁等革命党人为约束袁世凯而制定的。《约法》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制度所应有的主权、人权、三权分立、国土以及模仿美国两院制国会等一般性条文外，还特意把政府的模式由原来的美国式总统制，改为法国式的议会内阁制；议会中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筹组政府，组成内阁，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这样，3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革命党人希望用这部《约法》来限制住权欲熏心的袁世凯，但袁世凯军事、政治实力雄厚，岂肯就范，他很快就施展传统的权谋之术，破坏《约法》，自行其是了。在1912年3月组建的袁世凯的新政府中，袁世凯安插自己的人占据了关键部门的位置。袁世凯政府最早的人事架构如下：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时年53岁。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时年48岁。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时年52岁。外交总长：陆征祥，字子欣，上海人，时年41岁。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时年53岁。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时年47岁。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时年54岁。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时年42岁。唐绍仪内阁实际上是袁世凯的钦定内阁。实权部门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等都掌握在袁系人马手中，其他如教育、农林、工商等非要害部门才交给原革命党人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人执掌。即便如此，袁连形式上的法律规定也不愿意遵守。袁故意违反《约法》关于总统命令需经总理副署才能生效的规定，直接将原拟定为直隶总督的王芝祥改任为宣慰使，派往南京帮助遣散军队。唐绍仪与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人被迫辞职以示抗议，这正中袁世凯下怀。此时同盟会在中央政府已无权力，在地方22个行省之中，也只据有广东、安徽、江西三省，实力大受削弱。革命党人的主要政治舞台遂转向议会，全力维护、实践议会内阁制，以抗衡袁世凯。宋教仁辞职后，全力从事政党政治。他改组扩大了同盟会，并吸收了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党派，在1912年8月正式组建国民党。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理事长，但他坚辞不就，宋教仁遂为代理理事长，并领导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准备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袁世凯虽然以其附庸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与国民党对抗，但袁为老派人物，对抓权、夺位、抓钱、抓军队经验老到，但对群众工作、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些现代民主政治手段却很生疏，可谓外行，终致国会选举失败。袁世凯使出“不重用之则除之”的传统权谋之术，先对宋教仁进行金钱收买，但宋不为所动，袁即起杀宋之心。此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揣测袁的意图，也为了去除总理大位的竟争者，遂派特务收买失业军人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宋案的发生，标志着议会内阁的道路在中国寿终正寝，中国民主政治的首次尝试实际上已经宣告失败。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正式反袁，欲救民主政治于危亡，但很快失败。袁世凯抓紧控制国会，用流氓手段强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后又为终身大总统。此外，袁世凯还有权提名总统继承人，这样袁就有了将总统之位传给子孙的权力。但袁世凯仍不满足，他狂妄自大，不知适可而止。他没有意识到尽管共和初期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人民对现状、对乱世民主也不满意，但有一点是多数民众的共识，即帝制不容复辟。袁对共和的背叛及对帝制的复辟，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最低容忍限度。即便是他的心腹徐世昌、冯国璋和段祺瑞也不支持他复辟帝制。袁的倒行逆施使他自食其果。1916年3月，帝制运动在施行了83天后即告失败。6月，袁在内外交困中死去。袁虽死，但其恶劣影响仍在。继之掌权的北洋各系军阀都学他用暴力、流氓手段玩弄民4主政治那一套，极大地败坏了民主政治的名声。民众认识到中国的土壤还不能提供施行良性民主政治的各种条件，于是就有了后来“党治”在中国的尝试与实践。第二节新道路的开辟一、新思想——开路先锋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在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新思想，欲为中国的发展开辟新出路。新思想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北京大学。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明确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并非官僚和专业技能养成所；提出了“学术第一”、“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胡适等新派人士来校任教；支持新文化新思想。当时，民主涵盖的范围较广，它不仅指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也指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观念。人们认识到民主在政治上主要指人民享有主权，权力是制衡的，政府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共和指民有、民治、民享。宪政是指以宪法、法律治国，“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议会政治只是人民举代表来办政治的制度而已”。所谓自由，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平等，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博爱，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仁者，爱人。人权，则是指人按其本质应该平等享有的权利，如生存权、财产权等。科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自然物质、自然现象以揭示其真相的学问，它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即“辨别事实的真伪，把事实取出来详细地分析，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科学的目的也不再局限于揭示自然，创造发明，更在于“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