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不好煤怎么治得了霾及能源消耗比例-2015

烧不好煤怎么治得了霾不久前，京津冀地区经历了“寂静岭”式的雾霾围城，PM2.5严重爆表。短暂“蓝天”后，雾霾今天再度来袭。燃煤污染一直被视为雾霾的最大“元凶”。雾霾治理不好，有人怪清洁煤推广难。为什么会出现推广难？而且，光烧清洁煤就够了吗？控制燃煤污染以治雾霾，清洁煤成“救星”煤炭散烧对大气污染“贡献大”“成也煤炭，败也煤炭”，这句话是中国的真实写照：我国依赖煤炭能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却牺牲了环境。数据显示，我国煤炭消费比重接近70%，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左右的平均值。这个数字直接造成了如今“难缠”的雾霾问题。2013年我国能源消耗构成去年，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发布《煤炭使用对中国大气污染的贡献》报告称，约6成的PM2.5由煤炭直接燃烧产生。其中工业过程和民用源是贡献最大的污染源，排放量占比接近60%。而煤炭散烧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我国的煤炭集中利用度低，学者刘科曾提到，“世界平均煤炭集中利用度是60%左右，欧美日等能达到90%以上，而我国煤炭集中利用度不到50%”。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汉臣估算，工业锅炉、家庭取暖、餐饮用煤等“散煤”的煤炭消耗量占全国的20%。煤炭散烧很难统一管理，“散煤”的使用者用着价格低廉，但却污染严重的“烟煤”，且不会装任何环保设施，相当于污染直排。笼罩在雾霾阴影下的河北省，“散煤”燃烧问题就很严重。据半月谈10月份的报道，石家庄市农村地区“散煤”使用量大，直接导致“2013年12月到2014年3月采暖期的统计数据显示，市区周边县区的二氧化硫和PM2.5浓度均值分别高于市区均值的52%和8.8%。”正因如此，很多专家认为，治理“散煤”燃烧是治霾的着力点。由此，从上到下纷纷制定洁净煤推广任务，京津冀地区是重点华北地区煤炭消耗量占全国的25%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后，环境保护部等六大部委又出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简称《细则》），重点防治华北地区的大气污染。《细则》提出，“到2017年底，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基本建立以县（区）为单位的全密闭配煤中心、覆盖所有乡镇村的洁净煤供应网络，洁净煤使用率达到90%以上。”目标定下来后，地方层层制定清洁煤推广任务。由此，京津冀地区开始了“散煤”治理、洁净煤推广的工作。但现实中，清洁煤推广阻碍重重相比散用劣质煤，清洁煤不仅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还能提高煤炭利用效率，节煤率在20%以上。但其推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多头管理，造成制度性障碍以河北省为例，该省推广清洁煤已有两年，但却成绩惨淡。据财新网的报道，河北全省2014年的型煤（洁净型煤，也称型煤，是清洁煤的一种）推广任务为200万吨，实际完成52万吨，仅完成目标任务的四分之一。今年河北省仍“咬牙”将任务目标定为700万吨，虽然这看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部分人只看结果，将清洁煤推广难的矛头指向农民不配合。这样的分析常见诸报道：农民认为相比型煤，劣质“散煤”性价比更高，不仅便宜，而且燃烧效果更好。清洁煤的多头管理不可否认，农民确有对成本的考虑，但清洁煤接受度低，制度障碍也是“推手”。如上图所示，洁净煤的生产、市场推广、使用、补贴发放等涉及多个部门。多头管理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各部门“打架”，导致清洁煤推广做无用功。比如，环保部门负责推广清洁煤，农业部门负责推广炉具，新型炉具推广不及时或不到位，就会让清洁煤购买者产生“不如散煤好用”的误解。据财新网7月的报道，按照政府分工，河北省发改委目前对型煤推广工作负责，省农业厅目前专注于“通用高效节能环保燃煤炉具”的推广工作。但石家庄市农业部门两年来推广的一款环保炉，却受到河北省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黄涛的质疑。黄涛认为，石家庄主推的环保炉是为烟煤完全燃烧设计，对型煤并不适用，该环保炉的推广，反而增大了型煤推广的难度。这无疑还间接使得专项资金得不到有效利用。《经济》杂志在调查北京市治霾资金的去向时，遭遇了环保局、发改委、财政局互相踢“皮球”，说不清楚治霾资金的具体情况。二是不能环环相扣，致使清洁煤生产企业生存艰难。以石家庄为例，按照石家庄市《2014年城乡居民分散采暖燃煤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清洁煤补贴发放对象是生产企业，购买人则只需支付差价，比如原价880元的型煤，政府每吨补贴360元，购买者只需付520元。而这差价则需企业先行承担，清洁煤要实际销售后，企业才能获得补贴。财政局对清洁煤生产企业的补贴，要到年度终了后，才能按照对付程序进行清算。如果这一年清洁煤遇冷、销售不畅，则生产企业生存艰难。部门之间互相扯皮虽然多个部门都参与到雾霾治理中来，但在多个部门的共同管理下，雾霾天气反而愈演愈烈。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让企业难“奉命行事”上个月，环保部对冀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区“散煤”洁净化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在随机抽查10家集中供热企业，7家储煤煤质没有达到非电工业用煤标准。对供热企业来说，首要考虑的是成本。一方面，守法成本高。如果要严格执行“限煤令”，企业不仅要更新设备；还要高价购买优质煤。没有甜头可吃，企业就会“阴奉阳违”。以哈尔滨供热企业的现状为例，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由于设备改造和用煤成本的增加，且政府未能及时兑现给企业的补贴，导致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劣质煤与优质煤搀着烧。另一方面，违法成本低，也让企业“放心”违规。集中检查能够发现问题，但平时地方政府却对违规环境污染现状却视而不见。一来是因为型煤供应能力建设还不足，出于社会稳定考虑，政府不可能一下子命令禁止劣质煤的销售，二来是，新环保法虽然提高了中国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但实施仍会面临困境，一个供热企业涉及到多头管理，环保部门有牙齿却承担不起环保责任。既然清洁煤推广如此艰难，不如认真考虑“去煤化”国际经验表明，改变整个能源的消费结构是重点主要指标对比（图片来源：《煤炭消费减量化和清洁利用国际经验》）今年初，自然保护协会发布《煤炭消费减量化和清洁利用国际经验》报告，报告选取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四个典型国家作为案例，介绍四国煤炭消费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采取的措施，为中国煤炭消费控制提供经验。整体上看，四国的煤炭消费发展有三个特点：一、从单纯依靠煤炭，到发展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二、从各行业分散用煤、消费量增加，到煤炭集中利用度提到，再到发展替代能源，逐步减量化。三、在减量完成后，发展清洁技术，逐步实现低碳、零碳、负碳的技术升级之路。因此，对中国来说，煤炭“减量化”和“集中化”利用才是重点。单就“散煤”来看，比起推广清洁煤，煤改气也更为现实有效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汉臣认为，“散煤”因其难以集中治理导致单位燃煤治理成本高，应是“以气代煤”的重点。但现实中，火热上马的“煤改气”项目，改造对象却从“散煤”转移到了“大电厂”。比如北京定的目标是，到2017年，建设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全面关停燃煤电厂；天津定的目标是，2015年60%烧煤的发电厂要达到烧燃气的标准；河北省也定下了淘汰燃煤锅炉，提高天然气供应的目标。但已完成和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却受到诸多质疑，被指环境效益不明显，投资成本却过高，而且还面临着天然气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热电厂“煤改气”项目是地方政府“目标驱动”下的投机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指出，由于国家制定了煤炭“减量”目标，压“散煤”难度很大，但压大企业用煤相对容易，于是一些地方制定减排政策“避重就轻”，将宝贵的天然气资源用在可通过煤炭清洁技术有效减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