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域下的都市剩男剩女现象思考

现代化视域下关于都市“剩男剩女”现象的思考摘要：都市“剩男剩女”现象是现代化之下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剩男剩女”是现代化之下各种社会变革与发展所带来的客观后果，也是青年男女自身所产生的一种选择性后果。本文以现代化的视角从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交往方式、婚姻价值观等变革方面研究都是“剩男剩女”的成因，并进一步从都市“剩男剩女”在进行选择时面临的尴尬处境进行深入剖析这一社会现象，旨在引入对都市“剩男剩女”成因的另一种思考方式。关键词：现代化；剩男剩女；选择障碍一、“剩男剩女”现象概述近年来，随着各种相亲活动的频繁上演，各大社交媒体网站的宣传，使得“剩男剩女”成为大众关注的热词。我国婚姻法规定：公民法定结婚年龄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然而就一般情况来看，青年男女认为适合结婚的年龄“69.2%的人选择26—31岁，23%的人选择19—25岁，4%的人选择32—35岁”。[1]透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下青年男女普遍选择晚婚。在网络上有人将“剩男剩女”分出了几个等级：25—27岁为初级剩客，称为“剩斗士”；28—30岁为中级剩客，称为“必剩客”；31—35岁为高级剩客，称为“斗战剩佛”；35岁以上为特级剩客，称为“齐天大剩”。中国妇联亦是对“剩男剩女”的标准做出了划分：男30岁，女27岁。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30岁及以上的单身男性为1467.8万人，单身女性为328.3万人；2010年剩男2207万人，剩女1515.9万人。更有预测到2020年，”剩男剩女”的将分别达到3373万人和3372万人。又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统计显示：2000年城市“剩男剩女”人数为688万人；2010年城市“剩男剩女”的人数为1762.8万人。并预计到2020年，城市“剩男剩女”的人数将达到5202.3万人，2030年将达到6106万人。纵观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剩男剩女”人口数量庞大，都市青年男女成为主体部分。“剩男剩女”现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热议话题，也引起其广大学者的思考。人们共同的疑问是：为何都市中会出现如此多的“剩男剩女”。有学者将这中现象当作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也有的学者将这当作一种历史问题进行研究，也有的学者从“剩男剩女”自身的角度去分析这一现象。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剩男剩女”现象的产生都是和社会的现代化分不开。二、现代化与都市“剩男剩女”现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加快了现代化的步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对传统发起了挑战甚至是冲击。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的迅速集聚，一方面造就了都市的繁华绚烂，另一方面成就了都市的迷惘。都市“剩男剩女”的出现是现代化的都市之殇，是经受着各种现代化力量的冲击的都市年轻男女在现代固有的快节奏之下应对现代化张力的一种表征。都市“剩男剩女”问题已经不是个体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与现代化的方方面面联系密切。（一）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下，体力劳动成作为生产的主要动力，造就了男性在社会中的尊崇地位，也使女性成为生产活动的弱者，女性成为社会的负担，更成为女性的附庸。女性对于生产资料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男性的供给。男女个体在生活资料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必须依靠男女结合组成生产生活来联合体，这种男女结合组建的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生产生活中经济功能凸显。而家庭中的人口数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无疑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在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一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2]，以两性结合的婚姻家庭关系形成了种族和血脉的延续，其人口再生产功能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而家庭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也成为生活乃至社会发展的主线。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建立在体力劳动基础上的生产活动已成为历史。婚姻不再对男性体力的依附为建立基础，家庭个体成员的自由的寻求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快速发展对劳动的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劳动力的价值在于质量而非数量。人口数量不再是生产活动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之下，女性在现代化教育之中获得了较高的素质，拥有投入现代化生产创造价值的能力，从根本上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和社会地位。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每天都有许多原先可以维系微观社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被挤压成碎片，散落甚至消失”[3]，男女关系、婚姻观念这种地方性知识已渐渐碎片化，零散消逝。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晚婚或者不婚成为青年男女的一种自由选择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人们组建家庭从生产需要向情感需要转变，婚姻从“必需品”向“可选物”转变。关于建立家庭不再是因为生产力发展需要，不再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的需要，而是青年男女的现实情感需要，青年男女在现代化浪潮中关于结婚组建家庭显得不是那么必要和迫切。（二）现代思想观念多元化、自由化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也使青年男女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年男女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自由化的特征。我国古代乃至近现代以来，“男尊女卑”的男女不平等社会地位现象长久存在，女性成为社会的弱者，社会地位低下。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各种思想潮流涌进来的女权主义思想在我国女性中带来了不小的震荡。女权主义从倡导男女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到主张男女拥有共同的工作机会，再到女性拥有对自己身体支配的权利。从这一系列的变革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了迅速的提高。在现代都市的经济生活中，职场女性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女性拥有同男性平等的工作权利意味着女性有了摆脱男性的意识观念，甚至拒绝成为男性的附庸。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女性开始关注自身的自由发展和内心世界的需求，在择偶方面不再遵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宿命安排，传统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观念在现代化大潮下荡然无存，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她们忠于价值和理想，相信缘分是婚姻的最好解释方式，宁缺毋滥，在没有遇见心仪的对象时宁愿独处，做一个“单身贵族”。社会现代化之下伴生着思想观念的开化。人们对于性的接纳到逐渐在走向性开放，性自助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传统意义上，性的合法性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只有以家庭为基础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被世俗伦理所接纳。现代化之下，思想解放，青年倡导个性解放，追逐自身个性。作为生理需求的本能，性压抑成为一种束缚，青年都市男女的性开放正式需要去除这层阻隔。现代化之下的各种节育避孕工具和药物使得性的伦理成本降低，人们更趋向于满足生物的本能欲望，而不计后果。性开放的后果是人们在满足欲望的同时而责任意识淡化，家庭的存在，婚姻的组合变成了一种束缚，其合法性依旧，但合理性面对着挑战。“一夜情”、“婚外情”等有观婚姻情感的扎人字眼时刻警醒着人们看待婚姻的态度和行为。人们一方面在期待爱情婚姻的到来，一方面在践踏维系在性基础上的责任义务，破坏着对婚姻的信任和价值。以至于有人在怀疑爱情是否存在，婚姻是否必要。于是在现实面前，婚姻变得自助化，选择与不选择在于对婚姻本身的认可度以及自身对婚姻的期许度。或许，幸福是光鲜诱人的美餐，但是消化力不好的食客垂涎欲滴却望而却步。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多元价值观念中，油然升起一种迷惘的气息，选择成就了美好，但也为自己打造了一把美丽的枷锁。这把枷锁，锁住的不只是自由，还有通往幸福道路上的各种冲动和欲望。这又为“剩男剩女”之剩增添了一种可能。（三）现代交往方式网络化现代化之下的另一维呈现形式是人们的交往方式的网络化。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科技的应用，建立在以交往工具为媒介的交往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网络化的交往方式已成为人们交往方式的显著特征。人们利用互联网工具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传递语言符号，表达情感。在这样的交往方式中，交往双方相互“在场”，进行实时互动，这增加了社会交往的广度，提高了社会交往的频率，但缺产生了一个交往主体“相互缺场”后果，有人称之为“缺场交往”[4]，正如吉登斯所说，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现代性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5]现代化之下，个体生存空间的自由化，交往范围扩大化，交往方式多样化，但正是在网络视域之下，人们交往的“缺场”使得“城市中的交往具有肤浅性、短暂性、匿名和非人格性”[6]，个体在交往过程中缺乏深度和效度，正如现今有多种交往方式却出现了各种“宅男”“宅女”现象。个体的网络化选择造成个体的交往世界封闭，交际圈子萎缩。现代化之下的科技工具带来了交往距离的延展，也带来交往距离的短缺。频繁流动的城市人口，多变的工作岗位，以及对个性的追求，人们缺乏对建立起来的关系维护的耐心，缺乏关系长久发展的动力。因而，“剩男剩女”之剩在现带化的交往方式之下，显得无助又无奈的结果。此外，网络化的社会交往对于社会信任度有着极大的考验。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网络情感诈骗，网络背后的一张虚拟面孔，对于男女社会交往的信任有着很大的挑战，人们对网络中人好奇的同时也在衡量这样的虚拟交往所产生的成本与预期后果。事实上，早有学者提出了信任危机这一解释方法，“信任危机”指社会成员相互交往过程中由于缺失有效性承诺而导致的缺乏基本信赖之不确定乃至不安全关系状况。[7]网络化的社会交往方式面临着极大的信任危机，网络虚拟的不计后果的虚拟承诺不能够带来现实情感需要的真实安全感。因而“剩男剩女”在选择对象时绕开网络成为一种必然。有数据显示，在结束单身的最好途径的选择上，有48.9%的单身青年认为是亲朋介绍，42.2%的人认为是参加社交活动，多结识一些异性朋友。①这是反网络的具体表征和呈现。事实告诉我们，圈子的①数据来源于2011年新浪网关于“你是”剩男剩女”吗”调查结果。缩小与个人的自我心理防御，使得网络成为排解寂寞的一种手段，但走出去成为一种障碍。人们之间的交往正如齐美尔笔下所述的流动人特征，人们的流动性，不会增加都市生活的紧密聚合，反而使更多人成为都市中的“陌生人”。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剩男剩女”之剩，实乃都是繁华背后被抛却的信仰和价值追求，信任和互动沦陷，彼此成为独立的原子个体，相互分离。（四）现代婚姻功利化现大化极大的丰富了物质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丰富的物质世界解决了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问题，另一个世界落入到人们的视野。对精神世界的关注驱使都市中生活的男女青年以个体的自由为着眼点，择偶自由、恋爱自由成为一种政治上的权利，也成为青年表达个性和展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关注自由的同时，面对多样化的选择，人们选择退却和徘徊。因为自由意味着拒绝和否定，个体拒绝和否定与之价值情感不相干的存在方式和选择方式。于是社会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精于计算的彷徨、焦虑心态。追求个性和自我价值的表达的时候，人们对婚姻的选择类似于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更有甚者将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来看待，期待它实现价值增值。然而，选择总是与机会相伴相生，风险与机会并存，如乌尔里希·贝尔所说，“干脆将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风险正是源于选择性的增多和选择效果不确定。”[8]在个体的将婚姻和感情当作社会资本进行投资的那一刻，据预示着风险的存在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在经济理性的价值观下，婚姻变得可算计，如果这种投资回报不足、或回报失当，投资就算失败。“剩男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害怕投入过多的金钱，而剩女们则害怕投入过多的感情……一旦分手，付出的代价太高，谁也不愿意付出如此高的代价去谈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9]“精于计算的现代人往往以延迟投资或不投资作为规避风险的策略。既然恋爱和婚姻并不能保证情感资本增值，有时候甚至还使这种资本陷入风险并伤害自身，那么持‘币’观望成为一种不错的策略”[10]都市“剩男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