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1

30年代小说：京派与海派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名称由来：跟30年代发生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的一场论争直接相关。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评那些主要在上海的新派作家，指责他们对创作缺乏严肃性。稍后又写了《论海派》一文，对上海某些文人作风提出更为尖锐的批评。指责他们是“名士才情”加上“商业竞买”，命名他们为“海派”，而对背景等北方城市的作家则标榜为“诚实和质朴”。苏汶写了《文人在上海》进行反击。鲁迅曾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说“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着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这实质上指出了两排的弊病。京派小说定义：指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国的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后，继续活动于北平、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又称北方作家群。他们在文化观和审美观上具有明显的传统意识和平民色彩，追求古朴、纯真的人性，描写清新美丽的自然，既有写实主义的抒情风格。该派的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萧乾、芦焚、李健吾等。强大的刊物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国闻报》、《文学月刊》、《水星》、《骆驼草》等。京派作家群：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丛书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京派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既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文学观念：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地位：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京派作家：主要的京派小说家：废名：京派小说的鼻祖，周作人先生的得意门生。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枣》和长篇《桥》、《莫须有先生传》。作品不易读，既有玄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涩味”境界。萧乾：近代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记者。1933年第一篇小说《蚕》得到沈从文的赏识后进入进入京派文学圈。短篇集《篱下集》、《栗子》、《落日》、《矮墙》以及自叙传长篇小说《梦之谷》。芦焚：1945年后用笔名师陀。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与曹禺的戏剧《日出》，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一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他创造但基本倾向于京派，写有短篇小说集《谷》、《门里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作品多写故乡河南果园城的风物人俗。代表作是《果园城记》李健吾（刘西渭）：在现代文学史上，李健吾出手多面，文备众体、30年代的京派风格小说是《陷阱》、《坛子》。文学批评出色。废名（1901—1967）个人经历原名冯文炳，于1901年11月9日生在湖北黄梅，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1929年，废名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由俞平伯推荐受聘北大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先后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常委。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关于笔名的来历废名在1926年6月10日的日记写道：“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几年日罢。”单从废名这两个字，就知道他心内的佛意，他是北大英文系的，却写出了最中国的小说。汪曾祺曾说，废名的小说是中国式的意识流，有李商隐的天马行空和温飞卿的轻艳。文学风格废名被认作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跟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废名得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加以实践，融西方先到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补讷和生辣奇僻之美。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废名风”，对其后的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废名名气最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缺少，在文学之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温习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废名作品特别之处：1、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2、透露出一种哲人式的人生态度和对普通生命方式的体悟。3、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体。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4、作品不易读，既有玄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是一种作家有意为之的“涩味”境界。《桥》·可能因为他信奉的佛教的影响，《桥》里竟看不出他对沧桑世事的怨叹，只看到内在禅悟的美好，周作人替废名作序的时候写：“这好象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朝宗了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再往前走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几句话，非常恰当地道出了废名小说里随喜的精神，随处留心，随处欢喜。·朱光潜先生也曾说，废名不是循规蹈矩的小说家，他写小说的时候，眼睛朝里看，关注着自己的内心，他的人物沉没在他的自我里面，处处都在过他的生活。·《桥》于1925年开始写作，前后延续了十余载，所以人们说废名“十年造桥”，是他的精雕细刻之作。这部小说没有总体上的情节构思和连贯的故事框架，通篇由片断性的场景构成，男主人公小林和两位女主人公琴子、细竹虽然构成了经典的三角恋爱模式，但彼此间的关系远没有《红楼梦》中宝、钗、黛三人间那么复杂，小说的每一章写的几乎都是读书作画，谈禅论诗，抚琴吹箫，吟风弄月，每一章独立成段。这一切使《桥》逸出了经典意义上的小说成规，因此，三十年代的评论家都从诗化特征的角度分析这部小说，称“这本书里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朱光潜也认为：“《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桥》的世界是一个镜花水月的世界。它的田园牧歌般的幻美情调正是通过对女儿国、儿童乐园、乡土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世界等几个层面的诗性观照具体体现的，从总体上说，它们由此都具有了一种乌托邦属性，最终使《桥》生成为一个东方理想国的象征。这可以看成是废名创作《桥》的总体性动机。··《桥》中的具体的人生世相，由此构成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东方理想境界的象征图式。因此，废名笔下的心象世界获得了双重指认：它既是文本中具体意境的生成，意象世界本身具有审美自足性；同时又是周作人所谓的“梦想的幻景的写象”，象征了一个乌托邦梦。这种幻象性使人们对小说的总体性超越领悟成为可能。最终读者从《桥》中收获的是“镜花水月”，是一个梦。·诗意的生成：距离观照，向后“回眸”·《桥》中有一章写细竹和琴子在夜里拿着盏灯去照花：“白日这些花是看得何等的熟，而且刚才不正擦衣而过吗？及至此刻，则颇用得着惊心动魄四个字。”（《灯》）·《桥》中最能印证“距离”在审美中的重要性的是那些看上去本来极寻常普通的场景：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象一个梦境。颜色还是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之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她而一笑。从此这个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依傍。（《桥》）《桥》的隐逸色彩表现在它有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使人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它是在幻想里构造的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缥缈愿俄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这本书引读者走人的世界是一个'世外桃源'。同时《桥》的世界中也有《红楼梦》和《镜花缘》的女儿国的影子。琴子和细竹的形象正是纯美的女儿国世界的象征。无论是桃花源，还是女儿国，都是东方的理想国，在这个意义上，《桥》中的具体人生世相，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化的充满诗意的东方理想境界的象征图式。因此，《桥》中的小说世界获得了双重意义：它既是文本中的具体意境的生成，又是周作人所谓的梦想的幻景的写相，象征了一个乌托邦梦。这种乌托邦色彩与诗化小说的文体是统一的。萧乾：《篱下》（环哥在姨父家撒尿、逗表妹、打表弟、打枣，最后被姨父礼貌地赶走）·严家炎说，只爱读故事的人，读不了废名的小说，因为废名的小说里少了扑朔迷离的故事；读惯了一般新文学作品的人，可能也读不惯废名的小说，因为废名的小说有时连人物也是隐隐约约的；一目十行的急性子读者，更读不了废名的小说，因为废名的小说必须静下心来仔细品味。·严先生这话，确乎就是废名小说的特点，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甚至没有性格分明的人物，却有氤氲着的空气，需要心内明净的人，最好有废名那样的经验，先积淀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古诗文，会跳跃性发散思维，于作文与审美上双重谨慎，双重敬惜，又要有些浪漫情怀，温婉情义，才能柔着一颗心，了无挂碍地沉浸，才能体会他的意，发现他的美。萧乾1.作家介绍：原名萧秉乾，蒙古族，现代作家、记者、翻译家。出版有著译作品43部，其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译著《好兵帅克》（捷），以及《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等。曾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并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写下了《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伦敦一周间》、《雨德的暮秋》及《美国之行》等优秀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