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moglu-制度作为长期增长的动因

－17日于北京聂辉华白鲨在线等（2005）《制度作为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一、主要观点本文1概述了制度经济学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这些工作，主要是由Acemoglu做的。该框架如下：经济绩效teconomicperformances政治制度tpoliticalinstitutions法定的政治权力tdejurepoliticalpower经济制度teconomicinstitutions政治制度t＋1politicalinstitutions资源分配t+1distribu-tionofresources事实的政治权力tdefactopoliticalpower资源分配tdistribu-tionofresources二、主要内容（一）导论1、问题经济增长和发展领域最陈旧但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贫困？以Solow（1956）、Cass（1965）和Koopmans（1965）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把答案归于某种要素积累（factoraccumulation），例如储蓄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后来者如Romer（1986）和Lucas（1988）内生了这些因素。尽管这些理论对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颇有洞见，但是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根本的（fundamental）解释。但是正如North-Thomas（1973）所言，这些因素只是增长本身，而非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要素积累和创新仅仅是最近的原因（Factoraccumulationandinnovationareonlyproximatecausesofgrowth.），比较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差异（differencesininstitutions）。本章把制度看作是内生的（endogenous），因此国富国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有更糟糕的经济制度。尽管诸多学者（包括Lock、Smith）等论述过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离一个解释制度如何被决定以及为什么在国家之间不同的理论框架还很遥远。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三个：选择性地评论一些证明国家繁荣程度的差异源于制度差异的证据；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经济制度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差异的分析框架；展望未来的研究。2、观点（1）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塑造了一个社会中关键经济主体的激励，特别是，它们影响了对物质和人力资本、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投资。尽管文化和地理因素也是重要的，但是经济制度是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不仅影响饼的大小，而且影响其分配。（2）经济制度是内生的，它由社会的集体选择决定，但是面对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由政治权力决定。1Acemoglu,Daron,SimonJohnsonandJamesA.Robinson,2005,InstitutionsastheFundamentalCauseofLong-RunGrowth,HandbookofEconomicGrowth,forthcoming.（3）由于政治权力的使用不能实现可置信的承诺（补贴转移和单向支付），因此效率和分配是难以分离的，即利益冲突的集团不能先把饼做大再来谈分配问题。换言之，政治科斯定理是不成立的。（4）政治权力的分配也是内生的，它包括法定的（制度的）政治权力和事实的政治权力。（5）政治权力来源于资源分配，即便拥有者没有法定的权力。（6）从演化的视角看，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是状态变量，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经济制度，因此这形成了一种制度层级（ahierarchyofinstitutions）。政治权力又决定了新的政治制度。一个简单的对比：中世纪的欧洲（476－1453年），只保护国王或世袭君主的产权，结果地主和商人没有激励投资，经济长期停滞；而内战尤其是“光荣革命”（GloriousRevolution）后的英国，以及荷兰革命之后的荷兰则为保护产权和限制君主权力开辟了道路，结果迅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工业革命。作者简单地解释了为什么政治承诺是不可信的，因为政治权力可以改变资源分配。也解释了为什么取得事实政治权力的集团要谋取法定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后者才能确保未来的持久利益。作者把“好的”经济制度定义为一种对社会各阶层来说（abroadcross-sectionofsociety）拥有安全的产权和相对平等的接近经济资源的机会。该理论框架的几个重要含义是：（1）考虑了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应该在社会中创造一种权力平衡，这有利于出现好的经济制度。（2）当政治权力掌握在那些拥有重要投资机会的、相对广泛的集团手中时，好的经济制度更容易出现。（3）当一个社会中当权者能够攫取的租金非常有限时，好的经济制度更可能出现并持续。（二）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1、经济制度说（Economicinstitutions）该学说认为经济制度的差异是经济增长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这建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人们自身组织社会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繁荣程度。这一观点可以上溯到Smith和Mill。早期的Pirenne（1937）和Hicks（1969）遵循Smith的理念，强调了市场的扩张作用。晚近的Rosenstein-Rodan（1943）、Murphy-Vishny-Shleifer（1989a，b）和Acemoglu（1995，1997）等人指出了市场的不完美可能导致多重帕累托排序的均衡（Pareto-rankedequilibria）。Banerjee-Newman（1993）和Galor-Zeira（1993）则指出了资本市场的不完美造成的后果。但是这些研究都把市场结构作为给定的，而本文作者则认为市场至少部分地是由产权和政治权力决定的。2、地理位置说（Geography）地理位置假说主要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认为气候（climate）是工人努力甚至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此观点至少可以上溯到Montesquieu（1748）在《论法的精神》里的观点，Marshall（1890）竟然也部分地赞同此观点。第二个版本认为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社会特别是农业可利用的技术。诺奖得主Myrdal（1968）年很早强调了此观点。第三个版本认为人口和疾病因素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如Sachs，2000）。3、文化说文化是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偏好和信念的关键决定因素。Greif（1993）认为文化决定了给定制度集在多重均衡中的选择。最有名的是Weber（1930）在《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强调了现代工业在西欧兴盛是因为新教（Protestant）特别是加尔文教派改革。Landes（1998）也持类似观点。尽管Barro-McCleary（2003）检验了宗教信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表明其间的因果关系。除了宗教信仰，文化决定论也包括了其他文化禀赋，例如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Veliz，1994），社会资本（Putnam，1993；Knack-Keefer，1997；Durlauf-Fafchamps，2003）。这些研究同样不能表明因果关系。（三）制度是重要的图1表明了国别的1995年人均GDP的对数和1985－1995年间平均的产权之间的双变量关系，它表明了安全的产权导致了经济增长。这些实证研究同时排除了地理和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因果关系。1、朝鲜试验1948年南北朝鲜分裂为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当时它们拥有相似的或者相同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条件。此外，当初日本占领时人为建设的经济基础集中于北朝鲜。Maddison（2001）估计南北朝鲜在分裂时拥有近似的人均收入。但是两者拥有根本不同的组织方式，这近似地表明了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绩效。但朝鲜毕竟只是一个特例，我们需要考察更大规模的制度“试验”。2、殖民地试验从15世纪早期开始，欧洲占领了许多国家，并在不同的殖民地强加了不同的制度。结果在地理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欧洲人创造了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极大差异。这有助于我们检验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四）财富逆转（reversaloffortune）欧洲的历史表明存在一种明显的财富逆转效应：那些1500年时富裕的国家，如印度和美洲现在变得非常贫穷，而当时贫穷的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今天则成为富裕的国家。检验繁荣的主要指标是城市人口。但是1500－1995年间财富逆转效应没有发生，这说明它不是一种一般现象。地理位置说和文化说难以从时间线上解释财富逆转效应的存在，但经济制度说能有效地解释财富逆转效应。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2a）检验了初始人口密度、城市化和好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其他条件相同时，初始人口密度越高，或城市化程度越高的殖民地，后来的制度（包括独立和今天的）制度就越不好。相反，那些初始人口密度不高或者城市化不高的殖民地，由于接纳了欧洲的移民，发展了保护多数社会成员的产权制度。2重要的是，在人口密集和资源丰裕的殖民地，殖民者建立的制度仅仅是为了便于资源掠夺而非保护产权；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他们反而有兴趣建立某种保护产权的制度。这就是制度逆转。制度逆转现象和制度假说共同解释了财富逆转现象。除了本土的人口密度，疾病也是影响制度落地的重要因素。考虑到欧洲殖民者自己也要在当地生存下来，因此疾病环境可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检验经济制度的后果。从经济计量的角度讲，欧洲人的疾病环境会影响当时的制度选择，但是却不会影响今天的收入，因此可以作为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1）表明了历史上殖民者面临的疾病风险和今天产权保护程度之间的高度正相关关系，并用疾病率作为产权的工具变量证实了经济制度的差异导致了国家贫富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热带疾病导致的）疾病风险越高，2这与作者之一Robinson在评价Herbst的《非洲的国家和权力》一书时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又见Robinson,JamesA.,2002,“StatesandPowerinAfricabyJeffreyI.Hertst:AReviewEssay”,JEL,XL:510-519.相关笔记见制度笔记12_非洲的国家失灵。如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等，殖民者就越是没有动力建立好的产权，从而越是贫困；疾病较少的新西兰、澳洲等则例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地理环境（如纬度）与人均收GDP之间为什么会有正相关关系。因为欧洲殖民者对于当地的热带疾病没有免疫能力，因此难以在热带地区建立好的经济制度，所以看上去地理位置和经济制度、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某种欺骗性的关系。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1）也通过控制经济制度的效应，从经济计量的角度证伪了文化说。例如，17世纪的荷兰拥有全世界最民主的制度，但是它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却建立了掠夺资源和不保护产权的制度。（五）为什么会有制度差异？1、有效制度说（Theefficientinstitutionsview）——政治科斯定理该观点源自科斯定理，认为社会有效的经济制度会被选择，并且剩余的分配不影响选择效率，例如Demsetz（1967）、Williamson（1985）、Grossman-Hart（1986）等关于产权和治理结构的选择。但是，Williamson、North和Thomas等人并没有具体地探讨制度如何在公共选择而非个人谈判过程中实现。Becker（1960）和Wittman（1989）等从压力集团相互竞争的角度论证了无效制度不能长久。该观点把政治制度或者权力的结构看成是无关的，Acemoglu（2003a）称之为“政治科斯定理”。Acemoglu等指出：首先，由于内在的承诺问题，政治科斯定理是不成立的；其次，该观点认为经济制度内生于社会需求，从而难以解释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如南北朝鲜），应该从其他方面（比如政治权力）来看待经济制度的选择。2、意识形态说（Theide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