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己对疆独问题的认识

浅谈对“疆独”问题的认识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无论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时期还是新疆地区存在地方政权时期，这一事实从未改变。“疆独”是指宣扬中国新疆地区独立的势力，支持或者企图实现将新疆地区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以东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为主。“疆独”问题由来已久，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疆独”起源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众所周知，清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大力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政策，而穆斯林受到的压迫尤为严重。这使得新疆地区人民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极为不满，不断进行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中华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在军阀统治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较清朝有增无减。先是杨增新统治新疆17年。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树仁继新疆都督，上台以后顽固地推行“亲乡”政策，起用河州同乡，排除异己势力，从而引起哈密农民的反抗，1930年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1933年末，金树仁被迫出逃。阴险狡诈的封建军阀盛世才接任都督，开始他长达10年之久的反动统治。在盛世才反动统治之下，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孕育了三区革命风暴。哈密农民起义和三区革命风暴都一度被分裂势力利用。可以看出，“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只有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才能根本上消除“疆独”的土壤。“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编造出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而捏造的一个政治概念。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简称“双泛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运动则源于沙俄统治时代受压迫的鞑靼人，其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在新疆地区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情况下，“双泛主义”迅速传播，为“疆独”打下了思想基础。“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东突”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多次制造动乱。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这是分裂主义分子把其理论变为现实的一次尝试，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不到三个月便瓦解了。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新疆社会稳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形势整体是好的。但是“东突”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违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伺机从事分裂破坏活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一些“东突”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在警方查获的“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明确提出，要“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他们编印的小册子《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毫不掩饰地宣称要不惜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学校等场所制造恐怖气氛。“东突”恐怖势力策划实施了一系列血腥的恐怖事件，留下了一篇篇血淋淋的记录。“东突”分裂运动在20世纪后期开始恶性发展，近年来第一个发展趋势是联合，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东突”分裂组织大多是在境外，活动分散，而且规模和影响都较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独立，给“东突”分裂主义者卷土重来带来了机遇。原先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东突”分裂组织达成了统一集中发展的共识，提出了“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统一领袖、统一武装、统一行动”的目标。先后出现了“伊斯兰真主党”、“伊斯兰改革党”等联盟性质的组织。第二个发展趋势是国际化。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趋势发展。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生存空间，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而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为此，分裂组织的头目频繁与西方大国接触，并连年在西方国家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到处举办“东突厥斯坦问题”国际研讨会、展览会，并不断组织示威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因特网等现代通讯传媒的作用，扩大影响。第三个发展趋势是恐怖主义化。从地理上看，新疆在与中亚地区东部相连，使得“东突”分裂组织与该地区活跃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联系”。事实上“东突”分裂组织已经逐步成为“东突”恐怖组织，不但得到了臭名昭著的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拉登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数年前，“东突”恐怖组织就得到了拉登在经费、物资上的大力支持。1999年初，拉登会见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求其“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大多与这些组织有关。目前，中国警方已抓获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恐怖组织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东突”恐怖组织不得不表示对美国军事打击的支持，并努力拉大与拉登恐怖组织的距离，千方百计抹掉自己的恐怖主义色彩，要求其成员暂时不要发表过激言论，避免所在国将其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南亚的恐怖组织则抓紧进行战略转移，组织其在阿富汗的成员向周边的南亚、中亚或中东地区转移，以保存实力。同时“东突”恐怖组织再一次扯起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利益”的大旗，编造所谓“中国政府借机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混淆视听，以逃脱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打击。考量未来疆独势力发展，必须着重考虑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外部势力对疆独的支持问题。未来，美国为阻碍中国崛起，甚至颠覆中国现政权，必将加大对疆独势力的帮扶和借助。二是疆独势力发展空间问题。随着美和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撤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很可能卷土重来，形成塔利班政权与卡尔扎伊政权分庭抗争的局面。届时，东突、东伊运等极端疆独组织，将在境外迎来滋生发展的大好时期。三是国际伊斯兰力量对疆独的态度。目前看，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基本都抱着对疆独的支持态度。四是疆独势力是否在国内有生存空间。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在思想渗透，还是在组织发展上，疆独势力在新疆地区都有土壤。综上，未来疆独极端势力在美的暗中支持下，在国际恐怖势力的培育下，将可能可能在阿富汗地区扎根、滋生，并迎来大好发展时机。一旦未来思想上和组织上走向成熟，甚至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力量，甚至可能独立成军。2020年，美倘若对我实施非常规作战，疆独势力将内勾外联、首当其冲，成为其颠覆、分裂中国的重要抓手。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并早做筹划：一是防止“祸水东流”。阿富汗战争伊始，美就极力想通过中阿边境的瓦罕走廊来运送装备、给养，意图借此将中国引入阿富汗战争，把基地组织反美的矛头转嫁给临近的中国。未来，一旦阿富汗成为东突组织滋生、发展的大本营，我出兵剿灭将面临“祸水东流”风险，我不出兵将面临任其发展的窘境。对此，我必须早做筹划，加大对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和帮扶力度，以此来挤压、剿灭疆独势力在阿的发展，并做好最大限度避免与整个伊斯兰世界极端组织为敌的准备。二是防止连锁反应。随着十四世达赖喇嘛年纪增高，其对藏独势力的控制力正逐渐减弱，倡导极端、暴力的藏青会逐渐掌握藏独势力权利。未来，我国外部安全环境一旦发生重大变化，或国内社会稳定发生重大异常，疆独、藏独势力必然在美的主导下，相互勾连、南唱北喝，共同发难。对此，我必须要有相应的应对预案和准备措施，确保及时有效应对。三是防止新疆地区失心。新疆地区人民群众不失心，疆独势力发展始终难以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影响。新疆在我国的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发展等领域有着总要的地位。有了新疆，我们才能通过陆路与巴基斯坦形成紧密的盟友，通过巴基斯坦打开通向印度洋的窗口。有了新疆，我们能通过新藏公路和未来的新藏铁路有效的支援西藏地区，形成一个有效而完整的对印防御线。有了新疆，我们能利用这里作为桥头堡，与中亚诸国密切合作关系，从而在中亚和中东的逐鹿中拥有一席之地。有了新疆，我们可以在俄国的腹心放一把利剑，有效的制约对方。而且新疆地区地广人稀，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主要聚居地位于新疆的维吾尔族，是我国最重要的几个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它人口众多，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着灿烂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对本民族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我国这种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是一个敏感而不可避免的话题，也是一个需要极大的智慧才能解决的议题。处理民族问题，我们不仅要考虑国家的稳定和谐，也要考虑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和可接受程度。在文化传承，民族风俗留存方面，我们应当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因为这些都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但是对于一些极端的思想、落后的陋习，也不应当姑息，不能以民族风俗为借口任其发展。我们应该同样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对“疆独”分裂势力决不能妥协，对各少数民族中存在的极端思想也决不能姑息。同时我们也应该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一个民族只有拥有开放的心态和海纳百川的气势，才能长久地繁荣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