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东亚文化圈的小中华思想

浅述东亚文化圈的小中华思想东亚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中国及中华文化（或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韩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并不使用口头语言的汉语官话作为交流媒介）、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中国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中国化佛教。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小中华思想则是指东亚文化圈内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小中华”或“中华”自居的思想观念。古代中国的华夏文明以自身的强大魅力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中华思想，又常自称“华夏”、“中国”，小中华思想也就因此逐渐的出现了。这是在朝鲜、越南、日本、台湾等中国以外的东亚文化圈（儒学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内存在的“文化认同”和“文明继承者”的思想，不过严格来说，只有朝鲜才算是真正的“小中华”思想，因为只有朝鲜曾在古代长期自称“小中华”，这代表朝鲜不敢僭越中国天子，才自称“小中华”（意为“中华第二”）而不自称“中国”（中国意为“中心之国”，使用时意同“强大的国”或“最文明的国”）；而古代越南、日本因为系统接受了中国儒学思想，又觉得自己相对独立，进而认为自己是“强大的国家”和“最文明的国家”，同时也为“得沐教化”（习德中华文明）而自豪，所以仿照中国本土也自称为“中国”，其中又以越南的“中国”自我认同最强烈，常称呼北方的中国本土为“北朝”，而称呼自己为“南朝”（认为天下有南北两个“中央帝国”）。台湾则比较特殊，台湾是最晚也是最短的“中华”自居者，17世纪中期，在满清覆灭明朝后，获赐姓朱的明朝遗臣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建立政权，台湾才始以正统王朝自居，近现代民国政府弃守中国大陆而迁至台湾后，台湾政府又再次以正统中国自居。早期的小中华思想是出于对中国的仰慕，即追随中国并自居“中国第二”的思想，以此来将本国与不同文化的“蛮夷”相区别。但到了后期，小中华思想则出现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背离的趋势，即认同中国文化而不认同中国地域上的政权，甚至有对抗中国王朝的意味。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朝、日、越各国的小中华思想空前膨胀，均认为中国已沦为夷狄，而本国才是中华文明的正统传承者。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华夷秩序崩溃，朝、日、越各国也先后以民族主义取代小中华思想。台湾被康熙收复后，小中华思想也自然就破灭了，近现代的民国台湾则是在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主体意识、民主运动思潮等影响下，中华思想认同也逐渐被台湾认同所取代。总体概况唐宋以后，中国周边一些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度如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相继出现了自称“小中华”、“中国”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中国文化对周边多年来（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扩散和辐射之下，这些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开始运用儒家华夷思想来为自己国家定位；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文明在长期受汉文化的熏陶后已经发展成熟，民族文化和民族自尊大为提高，已不甘心以夷狄自居，特别对周边未接受中国文化的“夷狄”产生了优越感，故以“华”而自豪。这些国家所秉持的思想就被称为“小中华思想”。小中华思想是由“中华思想”派生而来，而中华思想则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观。古代中国的中心主义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一种概念，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世界观。称作华夷之辨，或者华夷之防，它以是否中国化作为区分华夏和夷狄的标准，韩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比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而事实上在古代东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中国作为唯一的文明中心，一个野蛮民族中国化的程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的程度。华夷之辨是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从商周时代起，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就以“中央之国”自居，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理论性地说明中华和夷狄区别的文献，目前能确认的最早文献始于春秋战国，或许是孔子所提出的。孔子主张将周初的礼乐制度化，并排除夷狄起源的文化要素。“中国”的含义也逐渐延伸到了地域、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权这四个层面，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及“中华思想”。而后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都以中华思想为指导，通过征伐、招抚、羁縻、册封等手段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了华夷秩序。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曾包含在华夷秩序之内，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受到了中华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就为“小中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这些国家往往立足于“中国”含义中的文化层面，来解释本国的“用夏变夷”并自称“中国”。新朝皇帝王莽曾一改西汉将夷狄册封为王的习惯，改变华夷秩序的观点，将匈奴和高句丽的“王”降格为“侯”，导致这些国家的疏离。唐朝对西域拥有主导权，重视异国文化，外国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并不少见。宋朝的儒学则较强调华夷秩序。明朝被异民族的清朝所灭亡，一些明朝遗臣不愿为清朝效力，并采取抵抗清朝或流亡他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方式。朱舜水则是一位流亡日本的明朝遗臣，据其著作记载，他认为被夷狄治理的中国已非中华，而流亡地日本则更有资格被称为中华，并成为日本的小中华思想的先驱。唐朝时期，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正式形成，小中华思想也萌生于此时。而东亚文化圈内的各个国家的小中华思想各不相同，严格来说，“小中华思想”只属于朝鲜，因为朝鲜长期处于华夷秩序之下，离中国政治中心较近，恪守藩属之道，奉行事大主义，所以只有朝鲜才自称“小中华”。日本、越南都是自称“中华”而非“小中华”。琉球则没有小中华思想。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各国在华夷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日本则游离于华夷秩序边缘，独立性和民族自尊较强，而越南虽也长期处于华夷秩序之下，但离中国政治中心较远，周围也无匹敌之国，因此独立性和民族自尊也比较强，故此两国能直称“中华”；琉球加入华夷秩序及吸收中国文化都比较晚，到17世纪中叶才开始全面接受汉字及儒家思想，未能发展到较高程度且独立性最弱，故没有形成小中华思想。各国的小中华思想最初形成都是出于对中国的认同感及作为“中国第二”的自豪感，但越到后期就越发生变质，出现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背离的趋势，即认同中国文化而不认同中国地域上的政权，甚至有对抗中国王朝的意味。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朝日越各国的小中华思想空前膨胀，均认为中国已沦为夷狄，而本国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华夷秩序崩溃，朝日越各国也先后以民族主义取代小中华思想。以上就是小中华思想的总体概况及基本脉络。朝鲜早期阶段：朝鲜人接受中华文化甚早。传说在公元前11世纪商朝贵族箕子东渡，便为朝鲜带来了最早的文明，近代朝鲜儒学者柳麟锡曾谓：“朝鲜始国于唐尧之世，有与于涂山之会。而及箕子来君，则以叙九畴之见，有设八条之教，为辟小中华。”到了唐朝前期的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政权开始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穿唐服，行唐礼，“以夷易华”。而后新罗在唐朝的协助下统一半岛，此后中国文化正式成为了朝鲜半岛的主流文化。而朝鲜半岛之称为“小中华”，则是滥觞于11世纪后期的高丽文宗时期。据史料记载，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高丽文宗三十年），高丽文宗派遣使臣到北宋朝贡，“宋以本国为文物礼乐之邦，待之浸厚，题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公元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高丽文宗三十四年），高丽使臣朴寅亮、金觐所作诗文为宋人称赞，将二人诗文刊行为《小华集》。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小中华”最早是中国人赠与高丽国的美称。但是，这些记载难以在中国史料中得到印证，并且中国历代绝少称朝鲜半岛为“小中华”，而仍将其视为东夷，所以有学者怀疑这是高丽人建构出来的记忆而非真实发生过的事实。也有可能是双方重视程度不同，宋人只是随口称高丽为小中华，而高丽却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引以为傲。不管怎样，朝鲜半岛以“小中华”自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小中华思想发轫于高丽王朝，并非偶然。除了吸收中国文化到了一定高度以外，高丽对北边契丹、女真等“蛮夷”民族所产生的文化优越感也是重要条件。高丽太祖王建临终遗言《十训要》中便说：“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乃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后来的高丽仁宗亦曾下诏强调要“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在这种情况下，高丽不可能自归夷狄，而是开始寻求“小中华”这种新的国家定位。高丽后期诗人李奎报写道：“万国森罗数幅笺，三韩隈若一微块。观者莫小之，我眼谓差大。今古才贤衮衮生，较之中夏毋多愧。有人曰国无则非，胡戎虽大犹如芥。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从中可见“小中华”在高丽人心目中反映的是针对“胡戎”的民族自尊心和效仿中国的文化自豪感。不过总体来说，高丽时期的“小中华”仅限于一种荣耀性的称呼，而尚未发展为高丽人的普遍认同。发展阶段：14世纪末，随着朝鲜王朝的建立，“小中华”正式成为了朝鲜的国家定位并深入人心。朝鲜王朝建立后就立刻对中国明朝称臣，奉朱子学为官方哲学，坚定不移地奉行事大主义政策，并且仰慕和效仿明朝的文物制度，在朝鲜社会中形成了“事大慕华”的氛围和“一遵华制”的语境。由徐居正所编的朝鲜通行史书《东国通鉴》称朝鲜“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而朝鲜人的启蒙教材《童蒙先习》中写道：“我国虽僻在海隅，壤地褊小，礼乐法度，衣冠文物，悉遵华制。人伦明于上，教化行于下，风俗之美，侔拟中华，华人称之曰小中华。兹岂非箕子之遗化耶？嗟尔小子，宜其观感而兴起哉！”由此可见，朝鲜王朝时期的朝鲜人自幼就被灌输小中华思想，而在其他场合中使用的“小中华”一称更是不胜枚举。如《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记载：“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中宗实录》记载：“我国家邈处日域，自中国视之，与安南、交趾无异，而中国之人不鄙夷之，至称小中华。”在明朝时期，朝鲜自称“小中华”主要是出于对作为“大中华”的明朝的认同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向往。繁盛阶段：17世纪，女真（后来的满洲）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后金政权（后改国号为“大清”），于1627年和1636年两度入侵朝鲜，使朝鲜变成清朝的属国。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清朝逐渐统一了中国。朝鲜人对此感慨道：“天运如此，中华之礼乐文物将复入腥膻矣！”尽管入清以后的朝鲜仍然奉行事大主义，表面上尊清朝为“天朝”，但内心却将清朝视为夷狄，严华夷之辨，由此带来了小中华思想的空前膨胀。这一时期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思想具体表现为“尊周大义”和北伐论，最早由朝鲜孝宗和宋时烈君臣倡导，并成为了此后朝鲜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一方面体现的是尊明贬清，朝鲜自明朝灭亡后仍普遍使用崇祯纪年，“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朝鲜肃宗修建“大报坛”、朝鲜儒林修建“万东庙”，都用以祭祀明朝皇帝，来表达对明朝的感激与怀念，同时又无比鄙视满清，认为是“凶奴之入处中华”的非正统政权，朝鲜孝宗甚至打算出兵北伐，反清复明，在朝鲜士林间掀起了“北伐论”，后来北伐计划因孝宗去世而作罢，但“北伐论”却一直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朝鲜认为清军入关以后，中国已亡，特别是汉人遭剃发易服而沦为蛮夷，朝鲜才是明朝正统和中国文明的继承者，声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朴趾源也说：“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尤存于鸭水以东也”。朝鲜英祖将朝鲜定位为“一隅青邱，大明犹在”、“皇朝日月，我东大明”，朝鲜正祖也指出：“今天下皆左衽，惟我东有中华之仪章”。（不过根据明代朝鲜诸多使臣的《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