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

1丙编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九章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第一节唯物史观激起的反响唯物史观诞生一百多年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潮中激起的反响，有一个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过程，而且，随着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推进，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唯物史观诞生后的最初半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经历着种种的危机，但总的趋势是向前推进，工业化水平稳步提升，民主共和制度渐入常轨，殖民扩张所向披靡。与之相应，在史学领域，也正值西方“自由派史学的全盛时期”1，也就是西方近代“传统史学”的鼎盛时期。那时活跃于西方史坛上的一些著名学派，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等等，大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深信不疑，把那种“文明”视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榜样，由此形成了“自由派史学”或十九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特有的一套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由于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当唯物史观刚诞生不久、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初创阶段的一个时期里，西方思想界的主流思潮，或者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绅士姿态对它加以蔑视和讥讽，或者加以粗暴的攻击，指责它以历史必然性的“宿命论”否定了“自由意志”和“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鼓吹“经济上的牟利欲望”，煽动“原始的野蛮性”等等。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有一些严肃治学的学者开始觉察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了。1879年，俄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发表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又于1890年发表了《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及其进化的图景》一书。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实证主义的，但他曾亲自结识过马克思，而且自己承认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1888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杰斯（J·E·Th·Rogers）发表《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沿引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认为巨大的历史事件只有从经济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1891年起，德国著名史学家兰普莱希特（KarlLamprecht）开始发表多卷本《德国史》巨著，把经济因素作为理解中世纪德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1896年，德国学者格罗塞（Grosse）和希尔德布兰（Hildbrand）发表了《家庭型式与经济型式》和《不同经济阶段的法律与习俗》两书。他们都被认为是受到了“经济史观”（当时流行的一种对唯物史观的误称）的影响。189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安东尼奥·拉布利奥拉（AntonioLabriola）发表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其中对唯物史观的解释虽有欠当之处，但比起同时代那些把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经济史观”的学者前进了一大步。还有意大利学者齐科蒂（EttoreCiccotti）于1899年发表了《古典奴隶制的衰落》，荷兰学者尼布尔（H·J·Nieboer）于1900年发表了《作为产业制度的奴隶1见克拉克为《新编剑桥近代史》写的总导言，载该书第1卷（TheNewCambridgeModernHistory，Vol.1,1961）第XXXIV页；中文译文见拙译克拉克：《〈新编剑桥近代史〉总导言：史学和近代史学家》，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1期。2制》，比利时历史学家马雷兹（DesMaraz）于同年发表了《中世纪弗兰德尔的社会斗争》。这些学者和著作都被认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所谓“经济史观”的影响。19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利格曼（EdwinR·A·Seligman）发表了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这位教授也像其他一些受到唯物史观影响但又远不能理解它的内容的西方学者一样，把唯物史观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史观”，而且把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分离开来，肯定前者，否定后者。他说：“我们可以同意经济因素对于进步的首要影响；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奇念创造了历史；我们或许甚至可以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这些承认没有一项会必然导致任何与社会主义相似的东西”2。而且，就在他承认“经济史观”的正确性的同时，也总是说它有些“草率”和“夸张”。不过，他毕竟承认，“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首次卓越而鲜明地强调了一定的法律、政治和宪法事实同经济变迁的关系，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的思想和拓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方面已经起到的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纪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3。塞利格曼在回顾“经济史观”到他写作该书之时已经发挥的重要影响时还指出：“在这一‘大胆的’推动已经引起而尚未了结的激烈争论中，这一新潮流的逐渐取胜，看来绝不是不可能的。4”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在本世纪初就能作出这样的预断，确有出众之处。那时距马克思逝世才19年。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流逝了近一个世纪，情况又如何呢？1976年，在当代国际史坛享有盛望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责起草一部对当代世界历史科学概况和趋势加以综合概述的著作。他在一批国际著名史家协助下，历经2年完成初稿，经集体讨论后定稿，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编的《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MainTrendsofResearchinSocialandHumanSciences5）丛书之一，于1978年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就是杨豫先生翻译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这是了解当代世界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概况和趋势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其中有不少段落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影响。2塞利格曼：《历史的经济解释》（EdwinR·A·Seligman，TheEconomicInterpretationofHistory），纽约，1934年版，第106页。3塞利格曼：《历史的经济解释》（EdwinR·A·Seligman，TheEconomicInterpretationofHistory），纽约，1934年版，第160~166页。4塞利格曼：《历史的经济解释》（EdwinR·A·Seligman，TheEconomicInterpretationofHistory），纽约，1934年版，第85页。5HumanSciences一词，在我国文献中多被译为“人文科学”。我觉得这种译法和用法欠妥，因为它很容易与西方术语Humanities一词的含义混淆。Humanities一词，在我国文献中也常被译为“人文学”、“人文学科”或“人文科学”。但在现代西方术语中，Humanities和HumanSciences这两个词的含义有重大区别。前者从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出发（如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狄尔泰、克罗齐、科林武德等人），强调诸如哲学、宗教学、美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由于主要是以人的内心世界或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的内心目的、动机及其驱动的行为都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不可能归纳出任何“法则”或“规律”，因而不可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科学”（Science），只能称为“精神学科”或“人文学”（Humanities）。这一观念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已引起强烈的非议，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摒弃这一观念，有的学者即使还使用Humanities这个术语，也把它当作SocialSciences（社会科学）的同义词使用。（参见拙文《“人文学科”是一个模糊概念》，载《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4期。）HumanSciences（人的科学）这个概念的含义与Humanities（人文学）相反，强调应该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强调对人的研究应该成为科学。如法国年鉴学派主张历史学应当与其他社会科学“在一种‘人的科学’中得到结合，这种‘人的科学’探讨结构和历史现实中的动力”（见伊格尔斯著：《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把“人的科学”当作社会科学的总称，其含义与Humanities（人文学）的经典含义恰恰相反。3巴勒克拉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思想所发生的真正影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1848年以来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疑惧。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里，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实质上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终于开始崭露头角的话，也还是被‘当成流行的崇拜实证主义的变态形式，是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6。……促使这种状态开始真正转变的是1928——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7。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这时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正像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说的，是应付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然而，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8我之所以在此大段地沿引巴勒克拉夫的论述，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者，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想在这里尽可能实事求是地简略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影响”9。这种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且他在这里阐明了一个十分深刻的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们接受，取决于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现实生活体验中感受到它言之有理。这就是巴勒克拉夫说“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这句话包含的真理所在。这也正是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揭示的人们的认识规律。巴勒克拉夫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10如果单就西方史学而言，人们可能怀疑巴勒克拉夫夸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但是，当代的历史学，包括西方史学，大都在上述五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唯物史观的影响，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巴勒克拉夫之所以能够相当锐敏地看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力，是与他对唯物史6H·S·休斯：《意识与社会》（H·S·Hughes，ConsciousnessandSociety），纽约，1958年版，第226~227页。——巴勒克拉夫原注。7J·格伦尼松：《当代法国史学》，载《1949—165年的法国历史研究》（LarecherchehistoriqueenFrancede1949a1965），1965年版，第21~22页。——巴勒克拉夫原注。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页。引文中提到的C·韦伯斯特的话，见他所撰：《历史教学和研究变化的五十年》，载《历史协会，1906—1956年》（TheHistoricalAssociation，1906—1956）。——巴勒克拉夫原注。9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注③。1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