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起止时间与意义

法国大革命的起止时间与意义一、法国大革命的起止时间我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起始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结束于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但从广义上说，法国大革命远远不止是五年时间，直至1830年7月君主立宪制在法国确立，法国大革命才算真正结束。对于法国大革命起于1789年7月14日的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这一点的质疑不多，顶多是有学者认为1789年6月17日国民会议宣布成立这一事件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而我认为，法国大革命还是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为起点比较合理，如果非得提前，那就提前一天好了，因为，巴黎人民于1789年7月13日就举行了武装起义，占领了巴黎绝大部分城区，资产阶级接管了市政权，并决定组建国民自卫军。而巴士底狱是巴黎人民攻下的巴黎市最后一个堡垒。那为什么说1830年7月君主立宪制在法国的确立意味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呢？目前史学界已有人对把热月政变作为法国大革命下限提出质疑，因为热月党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所发动的政变只是退到当时已经成熟的基点上去，后来热月党人所推行的“秋千政策”，始终是在巩固一般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内左右摆动，从广义上说，革命并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中。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并破坏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的这句话规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摧毁旧的制度；二是建立和巩固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法国大革命是在1830年7月革命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才真正完成了它应做的一切。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从1789年到1815年，法国连年战争（包括国内与国外的战争），经济遭受严重破坏。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法国经济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向资本主义的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它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即还没有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当时，欧洲反法联盟军有16万人驻扎在法国境内，这些占领军时常劫掠和屠杀居民，直到1818年才撤走。因此，法国人民身受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占领军的双重压迫，不得不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继续革命。在整个复辟时期，法国经济很糟糕，与同期英国相比，法国工业发展很缓慢。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国的工业革命才大规模地展开。到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大工业在世界上仅次于英国而居于第二位，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了一个时代，七月革命所产生的七月王朝，废除了路易十八的宪章，制定了宪法，确立了最适合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建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1830年，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所以，从广义上说，直到1830年7月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法国大革命才算真正结束。二、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一）对法国国内的意义（见论文）（二）对欧洲的意义（见论文）1、神圣罗马帝国灭亡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夫，法王路易十六被推翻。而他妹妹，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法国共和政府处决，再加上“公平、自由、博爱”思潮的扩散，利奥波德二世极力联合欧洲各国君主，以武力保卫法国的君主制。1792年利奥波德二世正式与普鲁士缔结同盟，准备以武力干涉法国。他却在这时暴毙，不过他的儿子，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继续了他的政策，更于次年与普鲁士、萨丁尼亚、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组成第一次反法同盟。但这个联盟在1797年，因联军被拿破仑所率领的法国意大利方面军打败，被迫议和而土崩瓦解。1799年，欧洲列强趁法军猛将拿破仑的军队被困埃及的契机，再次发起反法战争。这次帝国联同英国、土耳其、俄罗斯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但同年底拿破仑只身返国，发动雾月政变并取得法国军政大权，成为法国第一执政。此后拿破仑亲自指挥意大利方面军，回头对付反法各国，于1800年打败联军，帝国不得不与拿破仑议和，解散反法同盟。而拿破仑在政变结束后三周发表的公告中，宣布“大革命已经结束”，令欧洲列强稍微安心，再加上他们的实力受损，因而暂时放弃反法的行动。但拿破仑的野心令欧洲在几年后再起干戈。1804年5月18日，拿破仑称帝。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见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崛起加剧了德国诸城邦的分化，担心法国再次扩张，与神圣罗马帝国抗衡。因此，他决定纠合英国，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1805年，帝国在俄军支援下入侵法帝国盟国巴伐利亚。而那不勒斯则和帝国军一道进攻拿破仑在意大利的盟国。不过拿破仑迅速做出反应，自本土挥军渡过莱茵河。12月2日，法、俄、神圣罗马三国皇军，在奥斯特利茨了一场“三皇会战”。拿破仑最后不但守住巴伐利亚，更攻入哈布斯堡领地摩拉维亚，更将帝国军赶出意大利，并在普鲁士境内打败俄援军。1805年12月16日，法国和帝国最终签订《普雷斯堡和约》。和约签订后，拿破仑决定成立以自己为护国公的莱茵邦联，以整固自己在德意志地区的盟友。1806年7月12日，在拿破仑的威逼利诱下，16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邦签订了《莱茵邦联条约》（Rheinbundakte），脱离帝国，加入邦联。此举严重削弱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的领主地位，令弗朗茨二世大为不快。拿破仑为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邦联，决定亲手终结神圣罗马帝国。因此他对奥皇弗朗茨二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并且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人民的国王的称号。最后弗朗茨二世于1806年8月6日放弃神圣罗马帝号，仅保留奥地利帝号。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灭亡。（四）对世界的意义1、对中国法国大革命正值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权最久的皇帝——乾隆在位时期，虽然法国大革命轰动一时，对十九世纪的欧美国家都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但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对这一影响世界的大革命没有丝毫的了解，中国就这样与这一大好的历史机缘擦肩而过。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实际上开始于十九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像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已经开始关注法国大革命，他们试图通过对西方的革命和改良的探索获得教益，作为他们变革中国的借鉴。这其中尤属谭嗣同“对法国大革命评价最高而个人气质又最接近于法国革命志士”[《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刘宗绪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67页]，他在《仁学》一书中这样写道，“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谭嗣同：《仁学》下卷]再看看后来谭嗣同能够以身试法，甘为变法流血，正像大革命中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这正说明谭嗣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康梁二人虽然也对大革命有着不同程度了解，但此二人更大程度上并不赞同大革命的暴烈行动。康有为始终坚持他的君主立宪理论，以至后来的保皇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只可改革，不可革命。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恨之入骨，处处加以诋毁了。金重远教授在《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一文中指出，在康有为看来，法国革命不过是给法国和欧洲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大动乱。这样的话，康有为就不可能看到大革命的积极因素。为此，章太炎专门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反驳康，而青年革命家、章太炎的弟子汪东也撰写《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和《法国革命史论》等文对康有为的观点进行批驳。而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是排斥大革命的，但与老师不同的是，梁启超也有赞同大革命的一面。这首先在于梁启超并不反对社会变革，并且他看到了大革命的积极性所在。可他之所以排斥大革命，在于他看到人民在革命中被屠戮，大革命还使得党派纷争国家政局不稳，另外他看到法国在大革命后并没有实现民主共和。事实上，梁启超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观点立场是多变的，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很矛盾。故而他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并不是一贯的，很多时候表现出前后不一。可以说在戊戌变法后辛亥革命前这段时间里法国大革命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大热门话题，而保皇派和革命派关于大革命的思想论战对于宣传大革命中民主共和的思想史能够起到积极地作用的，并且可以召唤民众的革命情绪。不夸张的说，关于大革命的论战对于辛亥革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宣传作用，并且革命派的胜利也更加促成了辛亥革命。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对于辛亥革命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它所引发的论战对辛亥革命的宣传作用。在思想方面，像邹容、陈天华这样的年轻革命家都受大革命的影响很深。邹容在其《革命军》一书中高度赞扬了法国大革命，并且他自己还以“卢梭诸大哲”的后继者自居。同样，陈天华受卢梭《民约论》思想的影响很深，也非常推崇法国大革命。他在《狮子吼》中曾这样评论大革命：“当初法国暴君专制、贵族弄权，那情形和我现在中国差不多。……（卢梭）做了这一本《民约论》，不及数十年，法国遂连革了几次命，终成了一个民主国，都是受这《民约论》的赐哩。”[陈天华：《狮子吼》]而孙中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更深，“最早接受民权思想并且最先提出建立民主共和的奋斗目标，他从理论到实践都效法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刘宗绪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71页]另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也是大力地宣传法国大革命的相关情况以及其思想宗旨。在纲领上，大革命同样对辛亥革命有着深刻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革命家建立了国民政府，政府的政体以及所颁布的临时约法都体现出大革命的影响。诸如参议员、临时大总统、法院等等行使统治权并规定人民自由、权力与义务，这些都体现出《民约论》人民主权、公民同志以及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而在具体实际的策略方面也同样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例如革命党人直接采取发动革命的措施而没有把希望寄托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还发动学生，接受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做法或多或少地都能体现出辛亥革命所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法国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民权主义”则是提倡人民在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而“民生主义”图的是四万万人幸福，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孙中山：《民权主义》，《中山全集》卷3，上海孙文学说研究社印行，40页]对于辛亥革命后不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法国大革命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属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中，那些追求民主、科学、人权、解放的思想实际上是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青年杂志》中曾经特别论述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随后发生的五四运动，学生们抗议政府，不畏强暴，以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情感，跟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民众的行为如出一辙。北京大学冯棠教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一文中指出：“正是从法国大革命的‘天赋人权’思想的启发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伟大口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革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法国大革命虽然在当时以至十九世纪都未对中国产生影响，可是到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世界逐渐被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了解，法国大革命却在中国产生了惊涛骇浪般的影响。从戊戌变法后改良派的反思到辛亥革命时革命派对大革命的宣扬，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们对大革命的思考，这些无一不能看出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法国大革命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对中国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2、对拉丁美洲的意义（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