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悟空形象

浅析《西游记》中孙悟空人物现象中国古典著名小说《西游记》于明朝中后期横空出世，同时也开启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西游记》学术史，400年来，随着人们对《西游记》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对孙悟空进行研究，促进了人们对孙悟空的认识与分析。孙悟空是取经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形象，我们要正确分析和认识孙悟空的形象。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形象，是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与理想的神话人物形象，在他身上，集中地表现了作品的战斗主题和作者的社会理想。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标志着我国古典幻想人物形象描绘的最高水平。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西游记》的研究经历了百年历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二十世纪初至中叶，是《西游记》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创期，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新的价值观念与批评标准对《西游记》进行阐释与定位，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第二期自二十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末，是《西游记》研究的单一化时期，由于受特定政治气氛影响，研究偏重于思想主题的探寻，且多以社会学批评甚至阶级斗争学说图解《西游记》，成果相对较少。第三期为八十年代初至世纪末，是《西游记》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的时期，其特征有二：一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反思与质疑，提出了许多新见；二是走向多元化，涉及到多个角度多个方面，且多有争鸣之作，时闻辩驳之声，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把《西游记》研究推进到了新的学术高度。在第一个时期中，代表性的学者及论著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有关论述，胡适《西游记考证》与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等文章，及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有关部分，另外还有陈寅恪、袁珂、汪浚等学者也对《西游记》作了一定论述。他们从作者、版本、人物、情节、主题、艺术等各个方面，对《西游记》进行阐释与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鲁迅与胡适共同确定了《西游记》的作者为明淮安人吴承恩；鲁迅提出《西游记》的祖本为杨本，郑振铎则提出永乐本说，孙楷第对现存的《西游记》版本作了详尽而精到的鉴别与著录，提出了许多创见；鲁迅与胡适分别提出了孙悟空原型的“国货说”与“进口说”；郑振铎则对西游故事的演化作了详细的归纳与论述；陈寅恪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的原型作了新的探讨；等等。当然，由于当时资料限制，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难免有片面甚至错误之处，但瑕不掩瑜，他们垦拓了《西游记》现代学术研究的处女地，为以后研究的逐步走向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二十世纪中叶，《西游记》研究进入第二阶段。1957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集中代表了1949-1957年这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从其中所收的文章可以看出，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方法，这一时期更多地是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对《西游记》进行解读。1954年张天翼发表《“西游记”札记》一文，首次把《西游记》中的神魔斗争与现实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并提出孙悟空大闹天宫象征农民起义以及孙悟空后来成为投降派的观点。这一研究方法被誉为“撇开了一切玄虚、歪曲的旧说，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西游记》的客观因素”，“应该是研究《西游记》以至其他一切神话小说的准则”。自此，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在此方法指导下，研究者们对诸如吴承恩的思想性质、孙悟空的阶段属性、小说主题的进步意义等问题作了较有意义的探讨，从发表文章的数量看，是相当可观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西游记》研究队伍的发展与壮大。但相对而言，由于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此时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方法也较为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时的研究，并对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进入八十年代后，《西游记》研究呈现出全面复兴与繁荣的景象。1982年10月第一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江苏淮安——连云港举行，会议议题涵盖了《西游记》研究中的诸多方面，如思想倾向、艺术成就、版本流变、故事来源以及吴承恩的生平、思想、创作等，次年编选出版的《西游记研究》是这次大会成果的集中展示，代表了本时期取得的初步成绩，昭示了《西游记》研究突破前一时期的狭小格局，走向全面、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随后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在各地持续不定期召开。与此同时，港台及海外的研究成果被大量介绍进来，台静农、糜文开、张静二、柳存仁、夏志清、余国藩、杜德桥等对《西游记》的版本、人物、本源等方面都作了富有意义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从三、四十年代的长泽规矩也、小川环树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的矶部彰、中野美代子，几代学者在《西游记》研究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其中如太田辰夫对《西游记》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的追索，矶部彰对孙悟空及猪八戒形象的形成过程的考察，都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有力地刺激和促进了国内研究的发展。对《西游记》译介与传播情况的研究也陆续得到许多学者的注意，其中王丽娜成绩较著。在阅读与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孙悟空形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不多，大多单纯的从文学、社会学或者是历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然而，我们通过对《西游记》的研读以及其他研究成果的思考，发现内在的性格特点和精神本质，是孙悟空形象中最为深层和稳定的因素，而且孙悟空的形象深蕴着多重象征意义比如他疏狂放纵，自命清高，露才扬己，自尊好名等性情气度和传统文人极为相似。超越、诗意、承担的精神品质也与传统精英文人的精神极为暗合。他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对庸俗的超越，对生命形式的超越，对权势阶层和社会秩序的超越，对金钱的超越；他战斗的诗意化，自娱精神，游戏精神，务虚精神，个人的自大精神；他的责任感，勇于担当大业，选择了就要承担到底，不逃避，不推脱的精神等等诸多方面又和中国传统人文英雄主义的精神相契合。基于此，本文主要对神猴形象的来历和孙悟空形象的分析两大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创作，其中形象分析又从孙悟空的英雄形象、悲剧性、人文和时代精神、社会意义等几个方面研究。一、孙悟空形象的来历。胡适主张外来说，他在《西游记考证》中指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记》的祖宗。并“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老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了一个哈努曼。”葛维钧在《西游记孙悟空故事的印度渊源》中也同意孙悟空从印度传入，他指出《六度集经》中的猕猴同哈努曼的关系至为密切，从而得出了哈努曼就是孙悟空的原型，它源于印度，传至中国，经过改造，发展成了孙悟空，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得出一个结论：孙悟空是吴承恩移来无支祁的“神变奋讯之状”创作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鲁迅的本土说成为最有力的说法，吴晓铃先生发表《西游记和罗摩延书》一文，表示支持鲁迅的本土说。关于孙悟空神猴形象来历的论争断断续续，直到今天，张强在《新时期孙悟空原型研究述评》中总结了孙悟空原型研究主要出现了四种观点，即本土说，外来说，混血说和佛说。二、孙悟空形象分析。1.英雄形象。曹炳建在《孙悟空形象的意蕴与民族精神》中提出孙悟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斗士形象。胡琳在《浅析孙悟空形象之多重性》中也提及所具有的反叛性。从大闹天宫他自封“齐天大圣”，偷蟠桃，吃仙丹，踢翻炼丹炉，到取经路上，永不言弃，嫉恶如仇，侠骨柔肠，分析孙悟空形象。2.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伊晓咔在《论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意蕴》中从对孙悟空的访师学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到最后成佛的分析，阐述说明了孙悟空从崇尚自我，追求自由，肆意张扬个性，最终在内外力量的双重作用下，走向个性泯灭，丧失自我，最终在佛光普照中放下金箍棒，双手合十的悲剧。胡琳也在《浅析孙悟空形象之多重性》中分析了孙悟空的悲剧形象，提出他是统治阶级的奴役，神佛眼中的异类。赵心宪的《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本质问题》和刘凤的《从紧箍咒看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也对孙悟空的悲剧形象做了详细的分析，“紧箍咒”也多被认为是佛法无边的象征，而孙悟空的英雄形象仅仅是其悲剧性的外壳。3.孙悟空形象的人文精神与时代精神。朱峰在《孙悟空形象的人文精神论分析》中分析论述孙悟空的形象所蕴含的是一种文人气质和精神，如他的疏狂放纵，自命清高，露才扬己，自尊好名等性情气度和传统文人极为相似。周先慎在《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中说明体现了孙悟空的积极乐观，勇敢无畏等美好品德，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精华，他的斗智斗勇也多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曹炳建在《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中从作者所处的时代的文化特质，民族文化，人类普遍精神的高度三个方面分析说明孙悟空形象的基本内核，是造福人类事业而奋斗的抗争与进取精神。4.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内容和典型意义。朱彤的《论孙悟空》中从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历史根据、形象的典型意义和取经故事中的孙悟空形象三个方面论述，提出孙悟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曲折概括了新兴市民社会势力渴望突破封建势力束缚，获得发展自由，贸易自由的进步要求。严云受在《论孙悟空形象分析中的几个问题》中也对其社会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对机构的批判与谴责，得出结论，作品在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中体现着鲜明的反封建正统的积极方面。《西游记》中吴承恩塑造一只可爱可敬，勇敢顽皮，机敏睿智，乐观进取的猴子孙悟空，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通过这次的阅读与整理，发现孙悟空并不完全是大多数人肯定赞扬他的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英雄形象。作者将神的本领，人的思想感情，兽的外形动作特征集孙悟空一身，是出色的人物形象，我们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去分析孙悟空的多重性格、气质，并与时代结合，分析其形象的意义。孙悟空形象所蕴含的精神和意义需要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其悲剧性也离不开明末清初封建主义到达顶峰的社会性质。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与机遇，面对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的快速更新与日益多元化发展，《西游记》研究要实现超越，实现新的突破，必须立足当下，对上一世纪取得的成果进行较好的消化与吸收，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同时也需要开拓视野，力求中外打通，古今融纳，以新知创新见，以更好地解决上一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文献研究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多做些功底扎实的史料辨证与分析工作，也应该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同时在对材料进行阐释时，应继承乾嘉朴学的优良传统，避免一意孤断和隐瞒论据。文本研究应尽快走出简单社会学批评的框架，力求研究方法的更新与熟练运用，避免纠缠于不得其解的老问题，而应以新的视角与思路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对小说的文本内蕴及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解读。文化研究在采用新进的批评方法、理论时，首先要做到对理论、方法本身的深入理解与把握，具体运用时更要避免削足适履，生搬硬套，盲目求新求异，要在对小说文本内容与研究方法都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合情合理而有说服力的文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