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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及金融改革——从服务实体经济角度展开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北京2013年06月03日内容引言全球危机仍未有尽期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型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工业化进入新阶段总结:实体经济发展变化对金融业的挑战进一步金融改革的要点引言金融业要服务实体经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应当贯彻落实这种理念实体经济领域的未来变化,决定了哪些改革和发展措施是应当做且具有可操作性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绩效,要看其是否有助于实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未来影响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实体经济变化全球危机仍在深化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型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工业化进入新阶段一、全球危机仍未有尽期危机标志着一个全球长增长周期的结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本轮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20年左右的“好时光”,世界发生了一个300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全球经济稳定、增长较快,且伴随着较低的通货膨胀。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平稳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经济发展,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此次危机之前,中国经济也曾经历了长达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过程,年均增长率高达9.8%。2007年初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了本轮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全球经济开始深度调整。全球危机仍在深化旧患未除经济发展方式扭曲(过低的储蓄率、过度消费和过度福利)经济结构扭曲(产业空心化、服务业过度发展)金融结构扭曲(过度杠杆化)财政结构扭曲(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长期超过正常水平)“新忧又至”。危机以来,各国当局均采取了大量非常规措施。这些措施或有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死亡之效,但也有延缓危机恢复的副作用过多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继续高筑松懈的市场纪律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等全球经济的“新常态”美国财政及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的经济和政府债务危机等都将长期持续。两个多月前在俄罗斯结束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公报称:“全球经济表现疲弱,源于政策不确定性、私人去杠杆化、财政拖累、信贷中介受损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不完全。”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将成为相当长时期中全球经济的新常态。新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主要经济体都在实行货币扩张,这个世界事实上已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未有尽期为解救欧债危机,欧洲央行获得了最后贷款人功能,从而也加入了货币扩张的行列日本安倍政府立足未稳,日本央行便在其胁迫下,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使日元对美元汇价下降7%,对一揽子货币汇价更急降20%中国自2009年推出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以来,M2走势重攀高位,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密如蛛网、规模巨大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在各国竞相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各主要国家货币间的汇率也变动不居,出现了竞争性贬值趋势。更严峻的挑战来自新的“国际规则”发达经济体正在利用目前仍由他们把持着的全球治理的主导权重塑全球化新模式和新规则。由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其运行规则。为了夺回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发达经济体正另辟蹊径,甚至试图建立新的WTO。新规则的倾向是提高各国正常交往的门槛。其中最重要的门槛限制,就是所谓“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以及所谓“竞争中立”。这些“新规”,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中国。这对我国的未来发展形成严峻的外部压力。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充分利用上述压力,进一步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将使我国经济再次获得长期增长的基础。全球危机深化的金融影响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迫使发达经济体致力于平衡其对外账户,一方面迫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少其对外需的依赖。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结构性外部失衡正趋于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越来越小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利润下降、全社会投资意愿下降、外部经济环境趋恶等共同成就了上述变化。我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扩张已近极限。它们已不足以在中长期支撑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等,已成为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必须面对的外部不稳定因素。二、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危机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危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作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危机的“镜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先后也陷入经济减速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困境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经济增长是由很多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经济增长发生结构性变化,是经济成长阶段移转的结果。它区别于周期性,更区别于政策性。这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在历史上,发达经济体也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的通道。有关联的结构可有很多,其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结构性减速:基于产业结构的分析过去30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了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中,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二次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二产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一产(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意味着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二产已趋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例如,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显然,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并进而拖带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结构性减速:基于生产要素结构的分析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劳动投入: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们过去30余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每年一千万左右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资本投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将导致中国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技术进步:我们希望技术进步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弊端。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2011~2030潜在增长率预测最近,国内外研究机构都在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预测。我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的预测结果如下:α1-α潜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技术进步份额节能减排冲击效应2011-20150.70.37.8-8.710-110.80.2-12016-20200.60.45.7-6.69-10-10.3-12021-20300.50.55.4-6.38-9-0.50.4-0.5减速并不可怕断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振奋,但是,考虑到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和机遇,这一变化值得欢迎。利用这一压力,我国的经济运行将全面转移到尊重规律、重视质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续的轨道上来。沿着这一发展轨道前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被压去水分,更为真实,从而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总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恰为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实的物资保证。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金融后果连续数十年不断增长的国民储蓄率可能下降。居民、企业和政府皆然。这将导致自然利率上升,从而要求更有效率地利用储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与储蓄率下降一致,银行存款(特别是企业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与此对应,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至末路。整个金融业亦然.它们必须寻找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金融体系内的竞争因此将加剧。这种竞争不仅来自传统金融业,更来自各种创新型金融业态,如“影子银行”资本回报率下降。直接引致的结果就是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这将引致延续多年的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三、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中国人口结构已发生趋势性转折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结构变动的金融影响十分深远储蓄率将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的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建立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的机制。发展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总的结果是,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财富管理业将获得长足发展。上述发展趋势,将大大提升资产证券化的要求。稳定物价成为货币当局极为严厉的任务。“关注更广泛意义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无确定的城镇化方略;文革期间,甚至出现逆城镇化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稳步推进,但一直由工业化带动。工业化领先于城镇化,这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相反,由于它遵循的是“产业发展——就业——人口集中——城市发展……”的道路,保证了流动人口基本都能获得就业,这种路径可能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主要由各级政府主导,沿着“造城”的路径展开,设立名目繁多的开发区,便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方式。但,成功者固然有之,失败者更不在少数。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不断有新表述习近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共同繁荣。农村发展水平高了,城镇发展水平也会提高,城镇发展水平高了,人们就不会都挤到大城市去。”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目标。并要求,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尚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城镇化的内涵、经济动因及国际经验城镇化中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城镇化的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的模式及成本收益分析城镇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城镇化的财政成本及其分担支持城镇化的金融体系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并举”理清思路至关重要动因:城镇化为的是将生产要素与产业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其目标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集中,产生聚集效应,借以提高效率。其集中体现就是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目标:彻底打破城乡分割,实现城乡一体化,应是中国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城乡分割,是传统体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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