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到底是谁最早提出这一科学命题的？很多文章认为，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11月在《解放》第57期发表时，题为《论新阶段》)中首先提出来的，他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提出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其实不然，如果说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概念的第一人”，据查证资料证明，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张闻天在1935年1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在长征出发途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三人团”，促成了伟大的遵义会议召开，为反对和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对党中央和红军的统治，作出了杰出贡献。加上他一贯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他被大家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他曾极力主张毛泽东为总书记，但毛泽东说我还是在现在的位置上好(指军事上)。经过长征锻炼，张闻天对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提高。他从实践中总结了“左”的教条主义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挫折，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1936年起，他在中央会议和一些文章及报告中，多次对此作出自己的论述。其中一次是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又一次提出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要中国化”。他提出：宣传教育工作目前主要问题是不适合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后来，他又在《解放》周刊上撰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通过张闻天多次讲话和论述，向全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时机成熟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担负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张闻天出席并主持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0月14日，毛泽东在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部分的“学习”一小节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原始的提法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辑录者注)的科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深刻、具体而精辟的阐述。在毛泽东的报告之后，张闻天在部署党的工作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他指出：“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2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宣传工作“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广大的人民所接受”。由上述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时任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从1936年起逐步提出，到1938年得到全党(党中央)的共识，而最后确定为全党行动原则的。而此前的毛泽东并未提出过这一命题。虽然他在实践中，早已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开辟了以“井冈山道路”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但他是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使用这一命题的，也可以说他是接受并赞同张闻天的提法，并进一步对之作了科学的和更深刻的解说。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开始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明确提出“民族形式”和“中国化”的概念却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三十年代的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中，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以“使听者明白”。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他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文集》(1)，第387页。）。1938年7月23日，陈伯达在他的《我们的文化运动的民族特征》一文中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说明。同月，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小册子的前记中对“中国化”进行了阐述。胡绳认为，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二是“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述。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第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之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第三，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3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等所作的经典性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张闻天在向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也表述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认识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号召全党：“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76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重视并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当初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让我们先看看他本人的有关说法。关于学生时代读书情况，毛泽东晚年的一次谈话作过这样的概括：“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关于自幼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据刘斐回忆，毛泽东晚年曾对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当谈到唯心主义把个人神化的错误时，他特别强调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关于学校生活结束时的思想状况，１９３６年他同斯诺谈话时，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１９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那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同斯诺谈话中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4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究竟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摘引大体回答了具体时间，主观条件，客观原因，及其关键所在。现在就这些方面，作些综合性的扼要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不是书香子弟），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目睹和经历了贫穷、饥寒、失学、欺侮和种种的不公正。经过同父亲的斗争，直到１６岁，才得以读完六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天分高，会读书，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事都熟记在心。描写造反英雄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为力争继续求学，反抗了父亲的安排，他才得以走出家门，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这时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夕，他自作主张来到长沙继续求学，这是晚清以来新旧斗争特别剧烈的地方。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辫从军，过了半年士兵生活。在军营中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直到上井冈山从未中断。这就说明，毛泽东一生造反者的气质，最初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不愿受束缚的性格，难于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半年后即退出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贪婪地阅读西方各种新书，爱读严复译的名著，尤其是《天演论》。于是进一步接受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进化论思想。毛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最有价值的半年”。可是父亲不支持儿子这种自由行为。２０岁，毛泽东终于又以第一名考取了不收学膳费的省立第一师范。从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１８年，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五年半。这时正是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湖南三次为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当年，这是一所办得好的“新式”学校，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这样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学生多出身贫寒，读书用功。一批不满现状力求上进的同学，与学贯中西的杨昌济来往密切，师生之间，切磋问难，交换心得，如鱼得水。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仍以自修社会科学为主。在这个学校的前期，毛泽东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这主要是指他说的“孔夫子的书”，包括孔孟儒家和宋明理学的学说，也有墨家、道家和佛家的学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主体。毛泽东对这些古籍的熟悉，翻开《毛泽东选集》便知，有关成语典故触目皆是，总不下几百条。由于时代（国家存亡之秋）和地域（湖南“湘学”传统）的关系，在国学方面，毛泽东深受从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谭嗣同直到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其最根本处在于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重视“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为这个刊物热心的读者，他进一步接受了“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于是“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为我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稿，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