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伦理学思想研究

毛泽东的伦理学思想研究众所周知，自马克思与德国的古典哲学决裂之后，面对腐朽的社会，不仅主张要清算从前的一切哲学信仰，用科学根据戳穿资产阶级哲学的夸耀和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虚假繁荣进行辩护的华丽词藻；而且强调要“用实践代替自我意识”，重在社会变革和政治实践。只有如此，才能够使无产阶级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最终消灭剥削和压迫。为了使得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给每位公民和每种观念都提供自由选择的平等权利和机会，马克思不仅发展了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念，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还坚决主张：只有用暴力革命和各种斗争形式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和拥有整个世界。因此，他将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批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展现了完美的人格、高尚的德性，将美德和智慧、理论和实践、哲学家和革命家集于一身，塑造了伟大的人生；并使他的彻底的人道主义有别于其他一切形式的人道主义，具有强烈、鲜明的革命性、批判性、战斗性、超越性、乐观性、实践性和现实性等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的先进理念、伟大思想、革命精神、批判意识和道德实践，紧密跟踪历史进程，密切结合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的现代化及其结构自身的激烈分化”，针对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潮与主题，如“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对现代性的否定，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以及广泛流行的非理性主义、解构主义、文化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深入、全面地分析了人性的异化及在当代的延异，立足于社会批判、非暴力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极权主义、反霸权主义、国际和平主义、生态主义、新人格主义、新虚无主义、异化消费、持续发展、艺术革命、解放美学、新时期的阶级和剥削概念[1]，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前景，围绕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自由、尊严、公正、人权和虚假主体，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使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得以进一步丰富发展。一、坚持社会批判和道德实践社会批判，包括武器的批判，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伴随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一扫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之后，新生阶级充满朝气的活力及气势磅礴的革命热情，不仅激励马克思虔心地关注社会现实，从理论上有力驳斥德国的哲学和其他社会主义作品，为公众精心准备他的政治经济学，以揭露和批判德国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且直接推动马克思站在“这个把普通劳动者变成魔鬼，剥夺其一切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的对立面”大声疾呼：“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停留在平静和安谧之中，我将要不断地怒吼”，“公开地向广大的世界挑战”。尤其应该向德国这个垂死的封建制度开火，同这个腐朽不堪的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底自相矛盾和正在扬弃自身的混合物决裂；为复归倍受摧残的人性而战，通过身体力行使异化返回本真，“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1]。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尤其是早期的一批著名的革命家和社会批判理论家，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道德实践，坚信“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2]，身先士卒地投身革命，组织革命，发动工人阶级运动，还从理论层面探讨了相关的伦理思想。比如卢卡奇就立足社会存在本体论探讨了伦理道德发生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他通过对法西斯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激烈批判指出：毫无疑问，在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劳动是天经地义和最光荣的事，劳动者也是最道德和最主要的道德主体，但是若从辩证法的高度上看，社会存在决不是单纯孤立的自然客体，而是存在和意识的统一。任何革命阶级、政治团体，若不充分意识到首先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打破资产阶级传统，发现、培养能够对抗和取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便不能组织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有效冲击和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决不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能够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既作用于生产者也制约着整个生产力发展；既使得意识通过社会实践得到提高，也同时造就了一个本体论上的结果，使人的个性作为类的个别性，也即一定的自在“合类性”，具有自为存在的特征，从而使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必将不断地超越“自在的合类性”，转向“自为的合类性”。为此，卢卡奇呼吁人们要团结在理性的旗帜下，警惕由于抛弃或反对理性而给人类带来危险。尤其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仅利用生命哲学、自由意志瓦解对理性的信赖，摧毁对进步的信仰，制造对非理性主义的轻信，严重地破坏了惯常的伦理道德观念，摧毁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真善美标准，而且践踏了整个人类文明。他说，如果把这种反人类的行为只是简单地归罪于希特勒本人的卑劣思想和道德水平，那就太低估了德国命运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从谢林、叔本华，经尼采、狄尔泰、斯宾格勒等直到哥比诺、张伯伦、罗森堡、希特勒，一条道路急转直下，所恰当表达的反理性主义的本质和发展的必然性”[3]。这必然颠覆和推翻德国乃至全人类的伦理信条和道德准则，并导致全人类的灾难。在这里，无产阶级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最异化的阶级，而且“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愈发达，它便愈是以强化个人身上的这些异化形式为己任；而对于革命的工人运动来说，唤起、促进乃至尽可能地组织工人阶级的主观因素，把异化当作异化来加以揭露和反对，便愈是构成了革命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4]。这样，无产阶级就必然肩负着解放自身及全人类的历史重任；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的实践意识才拥有这种改变事物的能力”。在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教育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懂得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要向他们灌输勇敢、诚实、守信、关爱、团结和忍让等优秀的精神品质，要让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理念日新月异、长盛不衰；要让人们普遍地懂得：只有在日常生活领域内从意识形态上自觉和积极地进行有效的反抗异化的斗争，个人才能够打破局部性的限制，超出日常生活本体论的视界，并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最终超越必然王国，从而达到自由王国。在这里，实施教育的主体，卢卡奇认为是无产阶级政党，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化身、可见形态、组织体现和运载工具”，是“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自觉实现”。[5]而葛兰西则强调教育主体应该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成员首先必须由知识分子组成。因为知识分子往往具有独立自治、远见卓识、思想活跃等特性。只有他们才能从事能动的“理性活动”，才有希望创造新的力量，开展自觉和有意识的宣传、鼓动、组织和领导工作，以“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6]。这样一来，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知识分子就被寄予厚望，肩负着重任。但是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会经常以“家长式”作风对待人民群众，还会以“奴颜婢膝”的态度对待统治阶级。因此，一个政党主体必须由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组成，正是他们具有直率忠诚、朴实无华等道德属性，充满献身精神与革命热情。由此，葛兰西竭力主张工人阶级应当和知识分子精英合作，一起组建强大的“知识—道德集团”，共同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这种带有革命性的新理念既突出了他的“能动主义和自主性”的实践哲学，也表明了他的“智慧即道德”的苏格拉底式的伦理思想。“在这种伦理学中，道德意志的基础在智力、智慧中，因而错误的作为是由于无知，而对批判知识的寻求，则是高级道德或简单道德的基础。”[7]在这里，若没有智慧的指引，愚蠢的忠诚和热情往往会变成政治生活的附庸、统治阶级的奴隶和传统道德的义务，从而失去革命性和进步性。但是，他坚持知识分子和群众是一种相互支持的非极权关系，而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要求一切组织和计划都不应该强加给无产阶级，而应该被广大民众合理地看作创建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和举措；要相信在广大群众中隐藏着无限潜力。“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是社会分工将其归为不同类群。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就是使每个人都能支配自己的精神生活，使整个社会都能够有效地在一个“知识—道德集团”的控制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则继承马克思的道德实践和批判精神，在实践上建立了一支革命的知识分子精英队伍，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批判和教育民众的职责与任务，并从两个方向上对社会进行了激烈批判：一是批判了独裁的国家与政党，以及与之相应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二是批判了人民大众对统治阶级的容忍和屈从。其批评的领域几乎涉及人类社会中的宗教、家庭、道德、大众文化、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不公正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早期，霍克海默作为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批判理论家，坚信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对法西斯主义的甚嚣尘上和前苏联独裁主义的大清洗运动充满着愤恨。他站在革命的人道主义高度，十分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希望人类能够克服和杜绝法西斯主义和残酷野蛮的状态。在道德问题上，霍克海默认为，理性作为先验的超个体自我，理所当然“包含有人们自由的生活的观念”[8]。然而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所谓自由的生活中，经由自己组织成的普遍主体，却消除了在整体自觉的团结一致中纯粹理性和经验理性之间的矛盾，从而表现出远离社会现实的普遍观念；并在国家权力操纵下，逐渐使得这种说教加空想的道德学说具有宣传鼓动力和感人至深的科学严肃性。结果，这种所谓的道德也就日益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从而带有暴力强制的性质，并使得一些道德家日益与罪不容恕的权力同流合污。因为统治阶级，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从来都没有遵循康德出自善良愿望制定的“道德律令”。相反，正如巴塔耶所言：“那种以道德认同的方式联系元首与其追随者的情感流……起到了一种产生增强力量并发展起一个过度暴力国家的公共意识的作用。”[9]结果，一切道德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都变成虚无，而不道德则使用所谓“道德的制度敞开的大口，像吞掉一滴水那样吞掉整个国家”。[10]此时，当人们自觉遵守“康德之爱”来对待同类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却用铁的纪律和严酷的惩罚来控制民众和他们的道德感情。在那里，“与绝对命令和有更深影响的纯粹理性相对立，法西斯主义把人当作东西，集中地执行活动方式”[11]。显然，这种精心策划的极权制度和诸多规范是始终沾满鲜血和灾难的。这种情况从康德的批判直到尼采的道德血统学，哲学之手都在史册上留下记载。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进行了自由主义的短暂表演之后，便公开采用各种暴政形式来代替宗教幻想，用更加暴戾的刑罚来代替人民对未来地狱的恐惧。在统治阶级看来，只有处于最低层的人民大众才会拥有不满的情绪，才会引起国家内部的骚乱。为此，法西斯主义者不仅用恐怖的手段来镇压人民，也利用一切办法来榨取在他们压迫下生活的人。在这里，理性作为处心积虑的机关可被任何人为任何目的服务。结果，理性往日的光芒日渐黯然失色，人们从理性概念中能够领悟到的思想也越来越少。尤其是“当技术知识扩展了人的思想与活动范围时，作为一个人的人的自主性、人的抵制日益发展的大规模支配的机构的能力、人的想象力，以及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也显得日益缩小”。[12]这样，理性反而倒过来否定自身，走向非理性、错误、混乱和反动。这种反动理性的集中表现是：“上层人物的狡诈的维持自我生存，就是为了实现法西斯主义权力的斗争，而下层个人就是牺牲一切去适应这种罪行。”[13]结果，人们普遍地被理性制造的概念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所支配，并逐渐拒绝自我解放的理想和希望。此时，最具悲剧性的是，往日最具革命性和震撼力的真理与正义再也不能激发起人们的普遍斗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活动。理性的日益形式化、教条化和工具化已经使真理堕落为单纯的技术操作；致使它既不能解决人类社会中的自由和正义问题，也不能解决存在于私人领域的那些极隐蔽的情感以及冲动、本能或欲望等人本身的问题。相反，可能会刺激起人们的更多欲望和争斗，导致社会陷入更加复杂的混乱和失衡。尽管科学技术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产品，但是这些死物毕竟要受人的支配和控制。只有现代工业主义的头脑才是那些拥有和控制能够创造无数物质财富的科学技术的统治者和领袖。这些人的野心、贪欲和强力必将使绝大多数人成为一堆没有自身目的和利益的工具。这就务必使整个人类失去其奋斗方向、生存目标和生活的意义。统治者所竭力鼓吹和不惜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