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逻辑错误

(一)李约瑟难题可以按常规的形式逻辑推理方法求得最终解答吗?(二)仔细推敲一下李氏难题的语义，它难道不是一个矛盾性的陈述吗?李氏难题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上不完备的设问。研究这一难题，不在于追求一个终极的解答，而是在于每一位研究者都将在求解的过程中不断做出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李氏难题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的一面号召性旗帜，而不应再将其作为最后攻克的目标。关于李氏难题的由来，李老博士曾这样甸忆道：“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打开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章，我们不难找到作者当年对这一难题的最初陈述：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Galileo)、哈维(Harvey)维萨留斯(Vesalius)、格斯纳(Gesner)、牛顿(Newton)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昵?”反复研读这道“难题”不难看出关键概念有两处，一是“近代科学”，一是不同地域。即“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亦即通常所说的欧洲)与“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如东亚或印度)。这两处关键词的联用，是导致“难题”出现逻辑矛盾的根本原因逻辑矛盾之一：由“近代科学”定义所产生的矛盾。关于“近代科学，李氏给出的定义是恰当的。按此定义“近代科学”指的就是近代以来产生于西方的各种科学理论与传统的一个集合。既然如此，再问产生于西方的科学为什么产生于西方，便成为同义反复。逻辑矛盾之二：关于地域定义的矛盾。我们还是从李氏难题的原初表述出发。依其定义，“近代科学”是由伽利略等一大批西方科学家们所开创的一种科学传统。仅据李氏本人所开列的人名录核查一下，伽耕略是意大利人，哈维是英国医生，维萨留斯是比利时佛兰芒族人，格斯纳是瑞士博物学家，而牛顿也是英国人。由此可见，“近代科学”是由西方多个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贡献而产生的。如果说它没能在中国产生，又何以在中国以外的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出来呢?如果李氏难题成立，我们同样可以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欧洲的任何某一个国家产生。因此，从地域定义的角度看，李氏难题仍然面临着不能简单成立的困境，这是其逻辑矛盾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用中国或印度一个国家的文明与西方诸多国家文明的集合体去作比较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近代东方国家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不如西方国家多，却不能追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能产生在中国。即使在近代以前的近十个世纪里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鼎盛于世，也无法逻辑地导出“近代科学”一定要从中国产生的必然性，否则倒真的有些科学血统论的味道了。事实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哪一个国土上直接产生出“近代科学”呢?都没有，而且，按照汤浅现象所揭示出来的规律，“近代科学”的中心不是一成不变地固定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一直处于动态转移的过程之中，大体上经历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这样一个次第兴盛的历程。因此，正如汤浅所言：“科学活跃时期比起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要短得多，就如同玫瑰花和少女很容易丧失自己的青春一样”如果说，“近代科学”崛起子西方，也只是在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内，就许多国家的综合状况而论的。近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夸口“近代科学”产生于斯，充其量只不过曾经为“近代科学”的繁荣提供过一个短暂的历史舞台。相比之下，中国或印度没能产生出“近代科学”就不足为怪了。由于李氏难题自身的逻辑不自洽使得人们至今也无法找出一个无逻辑矛盾的完备解答。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解答不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反例。现仅就当前最有代表性的若干解答，也包括李老博士本人给出的部分解答略作分析。首先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观点曾经非常流行，李氏本人早年也曾倾向过此说，即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四面为山脉、沙漠及海洋所环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因无从交流而独立不兼，最终因日渐退化而导致落后，“近代科学”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此说在具体的论证技法上不乏可取之处，但从整体上看却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事实上中外文化的交流并未因高山、大海或沙漠而隔绝，从古到今，一直处于动态交流之中。第二，中国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在讨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时是消极因素，而在讨论西方“近代科学”产生时，海洋却成了积极因素?这种对客观材料随意取舍的论证方法也是缺乏科学态度的。第三，以发展的观点看，若认为地理环境导致了中国今天的落后，那么就既不能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中国曾经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也不能回答将来的中国应该如何发展，总不能把中国搬到中海沿岸去吧。我们认为，地理环境虽然能影响一国的某些科技的发展，却不能构成决定性的力量。因此，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回答李氏难题，在逻辑上是不完备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再看语言决定论。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原因来自中国的汉字，持此说的人也不在少数。费正清(J．K．Fairbank)、波德麦(F．Bodmer)、斯图泰琬E．H．Stutevant)乃至李约瑟本人等，都曾认为此说颇有道理。然而从实践上看，日本使用的是非拼音化文字，与中国相差无几，但其科技却早已迈入世界前列，更何况现代计算机技术正日益证明，中国汉字并不存在先天的表达缺陷，在上机操作和对抽象概念的表达方面并不逊色于拼音文字。故此说作为李氏难题的答案也难成立。还有一说甚为流行，就是所谓的社会形态论。目前，此说几乎已成一种较为普遍被接受的解答方案。其主要论点是，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而是在欧洲产生，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李约瑟本人也在1990年给中国自然杂志的文章中说：“科学突破之所以只发生在欧洲，乃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特殊的社会、思想、经济诸条件有关系的，而绝不是用中国人的精神缺陷，或思想、哲学传统的缺陷就能说明的。”此论乍一听，十分中肯，但细究下来，亦有其逻辑障碍。实际上，科学与生产总是相互推动交替领先的。不能把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简单地看成是某一社会体制作用的结果。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固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更应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得力于科学技术的推动，而不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制度。“近代科学”才得以产生。一定要追根寻源。“近代科学”也只能是起源于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历史反动，它的萌芽环境恰恰是最不利于科学发生与发展的欧洲封建制度。因此，将“近代科学”的产生归因子资本主义制度的说法，虽然在考虑社会对科学的历史作用方面有一定合理性，但从整体上看，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它甚至还不能解释何以当今许多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仍未在近代科学方面大有作为这样一个简单的类比问题。最后还有一说值得一提，那就是爱因斯坦的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说。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洲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爱因斯坦的观点对论述“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特点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援引此说来解释“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未免有顾此失彼之嫌。无论那个民族的科学，绝对地远离逻辑和实验，没有一点理论思维，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在于，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往往是一种综合的理论体系，或被寓于实际的科学行为之中，很少有人象西方那样将其抽象分析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形式化体系。因此，可以说注重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是“近代科学”的一大长处，却不能说有了形式逻辑和实验就一定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中国古代科学中蕴含有逻辑与实验的成分，但没能产生出西方“近代科学”；欧氏几何学以及许多古希腊著作，都曾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得到发扬光大，可以说西方的“近代科学”形式逻辑基础是经过阿拉伯国家继承古希腊的，而且阿拉伯人也曾致力于天文学、化学等方面的实验与观察，然而“近代科学”也没有产生在这个地区。所以说，上述种种回答李氏难题的方案，如果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也只能作为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能同时构成充分条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的学者们疏于研究，论证不够完备，根本症结还是在于李氏难题自身的逻辑矛盾。既然“近代科学”指的就是近代以来产生于西方的知识体系，那么其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只能是当时这些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因素的总汇，任何企图揪取一点不及其他的解题方案，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逻辑障碍。这也从反面说明原题的逻辑不完备性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