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传播学者

杜威传播学早期学术思想源流包括欧洲源流和美国源流，杜威就是美国源流的代表人物。一、杜威简介杜威（JohnDewey）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对于杜威来说，传播学，就如D.J.切特罗姆所说：现代传播在“杜威的工作中却不是主要课题，对于杜威漫长丰富的一生事业来说，它确实可以看成是个次要的小题目。”传播之于杜威，尽管次要，但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曾是杜威重要的关注对象，而且与他其他领域的许多思想相互关联；它承担了推动社会改革运动的使命，也是晚年杜威在各种不同背景下反复思考的问题。因此，杜威的传播思想不可忽略，尤其应该成为传播思想史和传播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他也是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通过关于传播本质和社会作用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二、杜威与传播学（一）杜威的传播观杜威从经验自然主义哲学观出发,形成了自己对传播的理解：活动参与和经验共享。杜威认为,传播能改变活动参与的双方,使经验共享,使行动合作。杜威所言的“经验共享”和“活动参与”,不仅有意义的共享,还有经验的共享,更重要的是把传播视为人们共同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这种活动包括有机体与自然以及有机体之间的互相作用,它对有机体和自然都发生社会作用,正是这种作用使人从动物进化到人,即人的社会化过程。杜威是把社会作为有机体来研究的。他最著名的观念是：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观念灌输给了其学生库利和帕克。他还认为，“有组织的信息”能帮助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在杜威看来，社会整体的存在高于社会的个人的利益”，而“传播的功能就是要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相协调”。现代传播对于社会存在的意义杜威在《民主与教育》(1915)一书中说:“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在《经验与本质》(1928)一书中，杜威补充说:传播“是工具，它使我们从其他事物的巨大压力中解放出来，否则我们就会被压跨。它能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传播是最终目的，让人们分享社会上的各种学问——经验分享理论。有了这种分享，传播的意义就在社会的意识中得到增强、加深和巩固。由此，杜威说，“在所有事物中，传播是最了不起的……传播的成果应当被共享和参与。”（二）刺激-解释-反应1896年,美国《心理学评论》杂志第三卷发表了杜威著名的《反射弧概念》一文。十九世纪,刺激一反应模式在学派中占据统治地位。杜威向当时反射弧概念的标准解释发出挑战。杜威认为,流行的反射弧概念存在着物理刺激与心理反应关系下的身一心二元论,刺激一反应模式被认为是一个过程的并列阶段,前者被认为是个体外的,后者被认为是个体的。而实际上刺激与反应的联系应该被理解为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关系。此外,刺激一反应模式忽略了在刺激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有机体之状态,应该改为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刺激和个体的经历密不可分，个体这种对刺激的解释也牵涉到对于反应的决定。当小孩第四次喊“狼来了”,狼真的来了,但村民不再相信小孩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反应在寻找刺激,甚至在寻找“恰当的”刺激。人们读报纸总是找自己感兴趣的文字阅读,忽略无兴趣的部分。所以,反射弧应该换为反射圈。个体对刺激的“解释”和信息接收者“解码”的功能大体相当。诚如罗杰斯所言,他们(指库利、杜威、米德、帕克)强调人类传播的主观主义—就是说,信息的接收者以某种为其特有的方式解释信息的内容(而不是如同信源所意图的那样)。而传播学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仍然很流行机械的刺激一反应论。这种理论在传播学上又叫“魔弹说”,认为传播好比子弹,受众就是靶子,受众一经传播的子弹射中就会纷纷倒下,效果直接而明显。事实并非如此,传播学的发展也证明“魔弹说”的荒谬之处。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鲍比提出“顽固的受众”概念,认为受众不是被动的,不是束手待毙,被人当作靶子射击的;相反,受众是主动的、积极的、活跃的。学者们还发现,认知不和谐理论中受众对信息的寻求和躲避表现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记忆。这些受众理论和杜威对反射弧概念质疑的思想有天然的联系。（三）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早期的社会学派对传播理论方面的贡献，对当今传播学者的意义，多少带有圣地“麦加”的意味。芝加哥学派之于美国传播研究是开创源流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杜威、库利、帕克、米德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也是美国传播研究的理论源泉。杜威和他的实证哲学是芝加哥学派的哲学基础。杜威认为，实用主义代表一种在哲学上人们非常熟悉的经验主义态度，并且它所代表的经验主义态度，比以往所采取的形式更为彻底，而且也少有让人感到质疑的地方。实用主义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杜威认为在注重实践方面，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与实证主义是相同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库利、帕克和米德有着近似的身世、相同的背景。这使得他们结成一个理智相互影响、生涯相互交叉的人际网络，虽然他们有其共同点，但更有其不同的贡献：他们同属改良派，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产生兴趣；他们同属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其中杜威向库利和帕克输送了把社会作为有机体这样一种深刻的观点，这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帕克和库利对传播学的悉心研究，以此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关键范畴。同时，杜威关于美国民主制如何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思考，被米德和帕克推向前进，库利则影响了米德关于自我的概念，帕克对齐美尔理论的引进也为米德创立符号互动论提供了某种启示。但是他们有关传播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和侧重。杜威、库利和帕克对现代传播媒介的整体本质进行了开拓性探险究，使得“效果”研究一度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流行模式。而米德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是对符号互动论的系统阐述。他们的共同点是关于社会与传播的概念，以及传播如何使社会成为可能的相关论述。（四）杜威与中国杜威是20世纪初叶来中国讲学的少有几个西方学者之一，他当时在中国的影响绝不亚于罗素。据当时资料记载，杜威在北京及中国各地的讲演内容十分广泛。例如，关于社会与政治哲学方面的讲演16次，关于教育哲学方面的讲演16次，关于伦理学方面的讲演15次，胡适曾多次担任翻译。杜威的讲演内容，都及时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登出来，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传阅。杜威在华期间，他的《五大讲演》已经印了10次，每次印数一万册。由此可见，杜威的讲演在当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对于中国之行，杜威自己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而他的女儿简·杜威在杜威传中也这样谈到，“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著名学者蒋梦麟，以及在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著名哲学家胡适都是杜威的学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杜威在他的时代,努力营造了一种有利于早期传播思想家活动的知识氛围,在许多方面,这种作用超出了他对于传播学科初创阶段的直接参与。他也启发了库利、帕克和米德等一大批思想家,激励后者致力于将传播和传播技术的社会作用逐步开拓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