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

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平息，但留给各国的教训是深刻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迅速扩散以及亚洲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唤起了亚洲各国对区域金融合作的关注。事实上，近年来亚洲金融合作的步伐正在加快。作为本区域内的一个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亚洲金融合作，并在这一合作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为了正确制定有关亚洲金融合作的方针、政策，我们有必要首先系统了解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理论基础、发展进程并对可能的发展前景做出具体的判断。一、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1、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原有的救援机制如IMF表现令人失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传染效应”在区域性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传染效应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陷入金融危机，危机将迅速向其他国家（经济实体）和地区传播，导致相邻国家（经济实体）也随之陷入危机。金融危机扩散的传递机制包括：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倾销、投资者信心和通货膨胀预期等。所谓收入效应是指危机的发生将导致危机发生国收入的下降，进而导致国内需求包括对邻国出口需求的减少。所谓替代效应是指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因货币贬值而得到加强，邻国出口被危机国出口所取代。危机国企业由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为了避免倒闭，往往不惜血本在邻国和第三国进行倾销以换取硬通货。由于危机国与邻国之间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相似性，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投资者往往会对其邻国的经济稳定丧失信心，进而停止对邻国的投资或是撤出资金。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危机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其邻国往往不得不使本国货币贬值。因而，一旦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国际投资者就会预期其邻国的货币也会贬值。这种贬值预期往往使国际资本急剧流出危机国的邻国，从而使这些邻国（尽管其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无严重问题）也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大量经验研究证明，传染效应确实是许多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秦朵（2000a，2000b）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人们普遍相信的企业过度负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染效应。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其防范和解决已日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传统上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候往往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IMF的表现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首先，由于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能的后果估计错误，来自IMF的救援来得太晚而且救援力度太小。其次，由于IMF的条件主要是为了维护贷款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由于IMF的条件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忽视了危机国的具体国情，许多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例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此外，IMF在印度尼西亚还取消燃油、食品的补贴，使大量民众的生活下降到贫困线以下。2．全球货币体系--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欧元的崛起；蒙代尔预言在20年内将出现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区三足鼎立的局面尽管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在亚洲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但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已有很长的历史。发展区域金融合作，特别是发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思想源远流长。欧洲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用贬值了的美元支付其国际贸易逆差，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即通过其独有的货币发行权占有其他国家的资源。在流通中的美元大致有4000亿，其中在美国境内流通的美元大致只有400亿到600亿。由于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得以用美元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并累积起1.5万亿美元的外债。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实际资源为代价，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欧元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元的霸权。欧元区现有11个国家，希腊、英国、瑞典、丹麦等国很快也将加入。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积极谋求加入欧盟，预计在未来10年内，欧元区可能扩展会到28个国家。此外，中非和西非的13个CFA法郎区国家通过钉住法郎，实际上间接地钉住了欧元。如果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国家也选择钉住欧元，那么欧元区可能扩展到50国，总人口超过5亿，总的GDP规模将大于美国。蒙代尔(Mundell，2000)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即“稳定性三岛”。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紧锣密鼓。与此相比，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然在讨论和交换观点的阶段，如果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元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二、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亚洲的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1.政策协调：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由于国家之间存在政策的外部性，一国采取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其他国家。由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亚洲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它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经济高度依赖的情况下，不合作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货币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亚洲国家需要增加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且定期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贸易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应该协调各自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可以防止过度的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经常账户的平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亚洲各国应定期研究和交流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研究和交流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各国还应该在金融监管和建立早期预警体系等问题上加强合作。2．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对于东亚经济来讲，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危机的发生。从全球范围内，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即建立某种机制限制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波动，减少危机的传染性。从区域范围内来看，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为IMF的补充，在亚洲建立某种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这种区域性防范机制因该承担区域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最后贷款人是指当个别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市场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对流动性需求猛增时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机构或部门。亚洲的货币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危机，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及时有效地注入流动性，最后引发了连锁性的东亚货币危机。如果在亚洲建立一区域的最后贷款人则可以更有效及时地提供援助，因为周边国家在诊断本地的特殊经济问题和制定适当的解决方案上具有比较优势。另外，东道国和投资国应彼此合作，互相提供有关资本流动的完全信息，同时引入资本的东道国要帮助投资国真正了解本国借款者资信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条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阻止国际投机者利用本地的货币市场对第三国和地区发动攻击，阻止热钱的流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国应对本国资本流出进行监督,抑制本国资本对外国的过度流出。亚洲国家要联合建立机构性的基础设施比如建立清算系统减少结算风险。有经验的政府应对风险管理和各国的中央银行如何使用金融工具的组合应对投机冲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3.联动汇率机制汇率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长期经受着汇率不稳定的肆虐。尤其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对亚洲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根据日本学者关志雄（2000）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随提高，这时往往还伴随着泡沫经济的扩张，资产价格快速上扬。日元相对疲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增长也随之减速，资产泡沫崩溃。由于日元对于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以及亚洲国家长期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亚洲地区很容易诱发连锁性的货币贬值。这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动荡。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东亚国家和经济之间不同汇率安排的管理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亚洲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易受投机冲击，如果措施失当，会比浮动汇率带来更大的汇率不稳定。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缺乏灵活性，欠发达国家又需要稳定的货币。为实现货币的稳定性，亚洲国家是否应该和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区？目前在东亚有不同的汇率安排，如何使不同的汇率安排相容，并使之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繁荣？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4.单一货币区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这也将是亚洲金融合作努力的最终目标。单一货币区可以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包括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相近的工业结构，开放度，相近的经济政策偏好，有利于区域联盟的历史文化等。蒙代尔（Mundell,1961）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作为最优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优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一般认为，一国参与货币区最显著的最大好处是货币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其中包括最优货币区域内汇兑、储备和支付成本的降低（Mundell,1961）。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其他收益还包括：地区间的收支不平衡可以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而迅速得到融通；长期存在通货膨胀的国家可将区域内固定汇率安排当作内部名义锚（internalnominalanchor）而减轻本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以降低官方储备以及消除投机性资本流动等等。而参与货币区的主要成本就是该国会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导致经济稳定性上的损失。建立单一的货币区的收益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可以给各国带来潜在的政治收益：地区间经济依赖的加深有利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地区间合作的加深还有利于增加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三、亚洲金融合作的最新进展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亚洲政府对区域金融合作的消极态度。亚洲国家开始积极地讨论亚洲货币合作的形式，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构想，讨论的焦点是紧急救援机制的建立。经过几年的努力，亚洲的金融合作获得了实质进展,清迈协议的签订及其实现和拓展具有里程碑意义。1．促进亚洲金融合作的构想：亚洲货币基金（AsianMonetaryFundAMF）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最重要最早的构想是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AMF主要从三种方式筹集资金：（1）从成员国借款。其机制类似于IMF的总借款协议（CAB）。成员国要从外汇储备中划出一部分随时准备提供给亚洲货币基金支配。成员国依然对这笔资金拥有所有权，并将其视为外汇储备的一种形式。（2）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入。由于资金是从资本市场筹集，提供这种资金的利息率会相当高。成员国应把自己未使用的外汇储备拿出来作为亚洲货币基金从资本市场筹资的担保。（3）扩展对成员国借款的担保。由于有亚洲货币基金的担保，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可以凭借较高的资信等级和较好的条件筹集到资金。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国家对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处理方式上的强烈不满。AMF的构想提出后很快因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反对而搁浅。新宫泽喜一构想(NewMiyazawaInitiative)1998年10日本又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的名义提出“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遭受危机的国家对此非常欢迎，美国政府和IMF也表示支持。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