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本人承诺本文无抄袭、无造假、无一稿两用。梁启超的翻译思想OntheTranslationTheoryofLiangQichaoZhangCuiling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Beijing张翠玲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192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学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翻译思想。一是翻译与救国，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强国之路。二是翻译的方法，梁启超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翻译弊端提出了翻译方法和策略。三是翻译与佛典，主要讨论梁启超对翻译文体、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等的看法。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佛典翻译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sthetranslationtheoryofLiangQichao,oneofthegreatestrevolutionariesandscholarsinmodernChina.Thefirstpartdeals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andastrongChina.Thesecondpartdiscussesthemethodsoftranslation.Inthethirdpart,thepaperexplorestheSutratranslationinChinaanditsinfluenceonChina’snativeliteratureintermsofstyleandvocabulary.Keywords:LiangQichao;translationtheory;Sutratranslation1.引言提起梁启超，多数人会首先想到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其次会想到梁启超丰厚的学术著作。他出色的才华，超人的精力和勤奋精神都值得后辈汗颜。他一生著述多达1400多万字①，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法学等领域。梁启超在翻译领域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很多见解和看法堪称翻译理论之滥觞。梁氏的翻译思想集中在《论译书》（收于《变法通议》）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之中，细读之后，深感他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刻，实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之瑰宝，现将其翻译思想分三部分总结如下。2.翻译与救国梁启超（1873-1929）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年代，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全国一片颓败，国破民哀。而此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他们上书朝廷、痛陈改革之必要和迫在眉睫，并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扬变法。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强国第一义”，并把翻译事业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翻译西方之书看作救国之道，看作开启民智的途径。他在起草的由李瑞棻上奏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见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其中“开译书局”写道：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与西人交流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译书。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余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宜讲求者，一切章程调理，彼国咸有专书，详哉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数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广开才智矣！梁启超在这里强调，想要了解西方，首要之选是翻译西方的书籍。近年来，中国的同文馆、制造局等部门已经翻译了一百多种西方书籍，但多数都是关于艺术的，关于政治和管理的书太少，这对于中国的政体改革益处不大。中国的教育、农业、商业、铁路、邮政等诸事的管理，西方都有专门的书籍，我们应该全部翻译过来为我所用。而西方社会发展迅速，我们所翻译的书跟不上西方书籍更新的速度，所以他倡议设立译书馆，将西方之书分门别类进行翻译，并廉价销售，以扩大国人见闻，启迪民智。但这篇奏章没有引起当局重视，1897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义》，在第七章《论译书》里又对翻译的作用进行了强调：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谅哉言乎！中国见败之道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始焉之败，犹可言也，彼直未知耳，一旦情见势迫，幡然而悟，愤然而兴，不难也，昔日本是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在这篇《论译书》里，梁启超开篇仍然强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强，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外国的强大，二是不知道外国为什么强大。他用日本国的例子说明，中国要想强大，首先要了解西方，要想了解西方，应效法日本，学习西方：“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中国人不知彼，而西方却对中国很了解。自明朝互市以来，西人已经将中国经史记载译成了拉丁、英、法各文。康熙年间，法国人还在巴黎设汉文馆，专译汉书。西人比中国人自己还要更了解中国，以至于中国人还要借助于西人的著作，重新翻译过来去了解中国。面对这种了解的不对称，这种彼知我而我不知彼的情况，梁启超指出两个解决的方法：欲救斯弊，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这其中，第一义让儿童自小就习西文，效果较慢，须十年以后才可见效。而第二义，则能在数年之间见效。第一种方法是从小就让儿童学习西文，以便长大后掌握西方的先进知识，但这种方法效果较慢，须等到十年以后，儿童长大才能实施。第二种方法就是将西方有用之书全部翻译成中文，这种方法数年之内就能见效。他列举中国明清强盛时期的皇帝，太祖高皇帝、太祖文皇帝、高宗纯皇帝、宣宗成皇帝等，都特别重视翻译外族文献，并说这些皇帝如果生活在当今中国，肯定也会非常重视翻译，“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②梁氏认为世界各文明强国莫不是受益于翻译：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俄罗斯崎岖穷北，受辖蒙古，垂数百年，典章荡尽，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日本自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洎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梁启超认为欧洲各国，都将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翻译成本国的文字，全民学习，才有今日之发达的文明。俄罗斯、日本也都是因为大量翻译了外国的书籍，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3.翻译的方法梁启超指出当今的翻译质量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当今的译者，要么西文不精通，不能将原文的深奥微妙的本义译出，要么汉文不精通，译出来的东西诘屈聱牙，粗俗鄙陋，读起来让人生厌。要改变这些毛病，梁启超认为需从三个方面入手，那就是译本的选择、译名的统一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③“择当译之本”指的是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外国书籍林林总总，数量繁多，译什么，不译什么，先译什么，后译什么，总要做出选择，中国翻译外国的书籍并不算少，但相对于外国书籍数量，只是九牛一毛，我们的翻译速度远远跟不上西书更新之速度。中国官局译的书籍，多是有关兵学之书。因为官方认为中国屡败于西方是因为西方兵法强大，所以如果能将西方的兵学学为我用，必能反败为胜。梁启超认为这是错误的思想，西方军队强大，但强大只是果，而不是因。“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④。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是其强大的原因，而不是强大的后果。所以在选择所译之书时，应该选择其“所以强”的书，梁启超将西方这些书分成分成八大类，一一列出。首先是西方章程之书。因为中国的例律往往一成而不变，可行与否、奉行与否，一概不管。而西方各种章程，都经过了几百年几代人的不断修订，所以，中国要想施行新政，应当将西方的章程，全部翻译过来，为我所用，这是第一要紧的书籍。其次是西方学校的教材，各个科目，各个年级，都应翻译过来，让各级学校使用。第三类是法律，因为中国新政的当务之急是修改宪法，应将西方各国的宪法、民法、商法、刑法等书，全部译出。第四类是历史书籍，应将西方诸国的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书，选择重要的几本进行翻译，以借鉴他人的经验。第五类是农学之书，包括种植方法、灌溉方法、畜牧方法、渔泽方法，以及各种农具的书，这些书更新速度极快，都是当务之急应该翻译的书。第六类是矿学之书，即关于炼矿和察矿方法的书，也应补充翻译。第七类是工业书籍，如果能广译，也是多多益善。第八类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古希腊哲学，为近代哲学鼻祖，应选精要部分译出。翻译伊始，如果范围太广不能一下子同时都译出，则应当按照急需程度列出顺序。“定公译之例”讨论的是译名统一问题。梁启超认为翻过来的书之所以难读，是因为名称不统一。同一样东西，书与书不一致，同一书中前后不一致，让读者眼花缭乱、不知所从。所以梁启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编写一本统一译名的专书，把所有译名统一，让译者共同来遵守。他对西方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纪年的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翻译方法一一进行了探讨，并给出翻译建议，他的这些关于译名统一的理论大多为后来的译界所遵循。具体而言，梁启超主张将佛教的内典作为当今翻译的标准进行模仿，即意译的方法，只要保存了原文本的意义，“茍其义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则可以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增减和颠倒。“养能译之才”讨论的是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梁启超认为好的译者应该三通：通母语、通外语、通所译之书的专门知识。“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而译者的这三项才能中，又以专门知识最为重要，其次才是语言才能。《几何原理》译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译者也都精于数学。他引用马建忠的话，指出当今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比须自设翻译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将学堂里的学生分为两班，一班是已通晓西文的，让其每日边译书边读汉文。一班是天资好、擅长汉文的，让其每日习读西文，入学堂一二年后以译书为其功课，这样学堂出来译成的书也很可观了，是翻译人才培养的最佳之道。4.翻译与佛典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离不开佛经翻译史，中国的翻译事业也是从佛教传入开始。梁启超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论述集中在他的《翻译文学与佛典》，在该书里，梁启超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佛经翻译的方方面面，其中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1翻译的分类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一文中，指出翻译可分为两类，一是“以今翻古”，二是“以内翻外”。“以今翻古”就是用当代的白话文去翻译古代的文言文，在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的时代，“以今翻古”非常必要。第二类“以内翻外”是狭义上的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雅各布森（Jackboson）在1959年把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梁启超的这种说法要比雅各布森早了将近40年。4.2译学发展的轨迹梁启超将佛经在中国的翻译阶段分为三期：一、外国人主译期；二、中外人共译期；三、本国人主译期，以此来说明翻译学发展的轨迹。在第一阶段，由于外国人不通华语，受笔的华人，对外语与教理也不甚精通，所以有很多错误。在第二阶段，主译人既通晓汉语，我们也懂了他们的语言，双方合作起来，译文更加顺畅。第三阶段，是由精通华人的汉人前去学习西语，归而从事翻译，如鱼得水，如“鹅得水中之乳”（宋赞宁《高僧传三集》，转引自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3795）。这是译学发展的轨迹。4.3早期的佛经译场梁启超指出，我国早期的翻译，都没有原文可循，凭的都是译者的背诵。如《毗婆沙》，经过两次口授，两次笔受，才终完成。相比无原本的口授和笔受，有原本的翻译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