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与牌楼的区别

在读侯幼彬的中国建筑美学,有一个疑问,就是如何区别牌坊与牌楼,从形体上来看,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牌坊是石制的,而牌楼似乎都是木制),除此之外,就看不出.是不是从摆放的位置上来区别,还是……啊呀，都是些猜测，希望各位古建高手，给我解惑！陈老师说，坊无屋顶，楼有屋顶。不过后来我想起来在绍兴那边似乎见过有屋顶的石牌坊，反正叫坊不叫楼，一下就又胡涂了。不知是否和时代及地方有关呢？我知道北京和南京都有以牌楼为地名的，不知别的还有什么地方也这样？另外，昨夜睡前无事乱翻书，翻到张清常先生（语言学家）所著之《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中，有一节谈到牌坊的，觉得挺有趣，摘来与诸位共享。“。。。“坊”字作为构成“牌坊”这个词的语素使用，不知“坊”与“牌”是怎样才会产生联系的。我提出一项揣测请专家指正。明朝坊之下有牌，牌之下有铺。依坊之大小，人口之多少而计牌与铺的数目也有多有少，一坊之中或有牌与铺，或缺其一。。。。从上述史实看出“牌”乃是用于计算坊户籍的一个单位。向更早的时代追溯，《宋史。兵志》六“保甲”：“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这可能是牌用于民政的开始？。。。。。就北京城的情况来说，从明朝记录当时街巷及户籍情况的资料开看，只有人口较稠密，户籍基层组织有牌，街道纵横的地区，才有牌坊。明朝的街巷名称中只东城黄华坊有”牌房胡同“，北居贤坊有”牌坊“，只东城和西城由于牌坊同类的”单牌楼“、”四牌楼“（也就是现代的东单、东四、西单、西四）；清朝则在前门大街北端（地处明朝南城）有”五牌楼“。明朝中城北城人少，户籍基层组织没有牌，街巷地名也没有叫牌坊牌楼的。我这样来解释”牌“和”坊（房）、楼“作为语素结合成语，或许不够圆满，但跟仅把”牌坊“看成一个词而解释他”带有封建性“相比，或者我的解释倒是从语言结构来谈问题的。”这倒让我想起来，北京的单牌楼、四牌楼都是在重要的交通节点上的，单牌楼分别在宣武门大街、崇文门大街和长安街的交点上，四牌楼则分别在宣武门大街和阜成门大街的交点，以及崇文门大街和朝阳门大街的交点上。又回去细看了这一帖，=40794&h=1&bpg=2&age=0，觉得有疑问。“坊”者，“防”也。“牌坊是由棂星门衍变而来的”以及“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登峰造极”这样的论断不知有没有更具体的论据呢？徽州由于存留了大量的牌坊，因此总让大家觉得牌坊就该是那样的，但我认为牌坊成为一种纪念性的或者表彰性的象征性形式，应该是明清以来的事。倒是这种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让我们嬉戏说来。《汉语大辞典》牌楼一种装饰性建筑物。有两根或四根并列直柱。上有檐额。多建于街市要冲或名胜处。亦指为庆贺而用竹木等搭建的类似牌楼的临时建筑物。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十回牛魔王罢战赴华筵孙行者二调芭蕉扇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螃蟹，不大不小的，有三十六斤重，扑的跳在水中，径沉潭底。忽见一座玲珑剔透的牌楼，楼下拴着那个辟水金睛兽，进牌楼里面，却就没水。大圣爬进去，仔细看时，只见那壁厢一派音乐之声，但见朱宫贝阙，与世不殊。黄金为屋瓦，白玉作门枢。屏开玳瑁甲，槛砌珊瑚珠。祥云瑞蔼辉莲座，上接三光下八衢。非是天宫并海藏，果然此处赛蓬壶。高堂设宴罗宾主，大小官员冠冕珠。忙呼玉女捧牙郤，催唤仙娥调律吕。长鲸鸣，巨蟹舞，鳖吹笙，鼍击鼓，骊颔之珠照樽俎。鸟篆之文列翠屏，虾须之帘挂廊庑。八音迭奏杂仙韶，宫商响彻遏云霄。青头鲈妓抚瑶瑟，红眼马郎品玉箫。鳜婆顶献香獐脯，龙女头簪金凤翘。吃的是，天厨八宝珍羞味；饮的是，紫府琼浆熟酝醪。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个蛟精，前面坐着一个老龙精，两边乃龙子龙孙龙婆龙女。正在那里觥筹交错之际，孙大圣一直走将上去，被老龙看见，即命：“拿下那个野蟹来！”龙子龙孙一拥上前，把大圣拿住。大圣忽作人言，只叫：“饶命，饶命！”老龙道：“你是那里来的野蟹？怎么敢上厅堂，在尊客之前，横行乱走？快早供来，免汝死罪！”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四回蘧公孙书坊送良友马秀才山洞遇神仙马二先生上船，一直来到断河头。问文楼的书坊，乃是文海楼一家。到那里去住，住了几日，没有甚么文章选。腰里带了几个钱，要到西湖上走走。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都是一个大团白脸，两个大高颧骨。也有许多疤、麻、疥、癞的。一顿饭时，就来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据着一把伞，手里拿着一个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第三十回爱少俊访友神乐观逞风流高会莫愁湖正待吃饭，小厮来禀道：“沈媒婆在外回老爷话。”慎卿道：“你叫他进来何妨！”小厮出去领了沈大脚进来。杜慎卿叫端一张凳子，与他在底下坐着。沈大脚问：“这位老爷？”杜慎卿道：“这是安庆季老爷。”因问道：“我托你的怎样了？”沈大脚道：“正是。十七老爷把这件事托了我，我把一个南京城走了大半个。因老爷人物生得太齐整了。料想那将就些的姑娘配不上，不敢来说。如今亏我留神打听，打听得这位姑娘，在花牌楼住，家里开着机房，姓王。姑娘十二分的人才还多着半分，今年十七岁。不要说姑娘标致，这姑娘有个兄弟小他一岁。若是妆扮起来，淮清桥有十班的小旦，也没有一个赛的过！他也会唱支把曲子，也会串个戏。这姑娘再没有说的，就请老爷去看。”杜慎卿道：“既然如此，也罢。你叫他收拾，我明日去看。”沈大脚应诺去了。牌坊一词在廿五史中最早见于《明史》，凡三见。新校本明史/志/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禮一吉禮一/壇壝之制云：嘉靖九年復改分祀．建圜丘壇於正陽門外五里許，大祀殿之南，方澤壇於安定門外之東．圜丘二成，壇面及欄俱青琉璃，邊角用白玉石，高廣尺寸皆遵祖制，而神路轉遠．內門四．南門外燎爐毛血池，西南望燎臺．外門亦四．南門外左具服臺，東門外神庫、神廚、祭器庫、宰牲亭，北門外正北泰神殿．正殿以藏上帝、太祖之主，配殿以藏從祀諸神之主．外建四天門．東曰泰元，南曰昭亨，西曰廣利．又西鑾駕庫，又西犧牲所，其北神樂觀．北曰成貞．北門外西北為齋宮，迤西為壇門．壇北，舊天地壇，即大祀殿也．十七年撤之，又改泰神殿曰皇穹宇．二十四年又即故大祀殿之址，建大享殿．方澤亦二成，壇面黃琉璃，陛增為九級，用白石圍以方坎．內，北門外西瘞位，東燈臺，南門外皇祇室．外，西門外迤西神庫、神廚、宰牲亭、祭器庫，北門外西北齋宮．又外建四天門，西門外北為鑾駕庫、遣官房、內陪祀官房．又外為壇門，門外為泰折街牌坊，護壇地千四百餘畝．/新校本明史/志/卷六十志第三十六禮十四凶禮三/謁祭陵廟云：擎天柱四，石望柱二．長陵有神功聖德碑，仁宗御撰，在神道正南．南為紅門，門外石牌坊一．門內有時陟殿，為車駕更衣之所．永陵稍東有感思殿，為駐蹕之所．殿東為神馬廠/新校本明史/列傳/卷二百四十四列傳第一百三十二/楊漣云：今日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牌楼在廿五史中亦最早见于《明史》。/新校本明史/列傳/卷二百六十四列傳第一百五十二/王家禎云：進忠等於南陽，復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考其二者意，与《汉语大辞典》所述应无异。牌坊和牌楼是否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前辈学者也有不同意见，如下：刘敦桢《牌楼算例》“牌楼亦云牌坊”梁思成《店面简说》“牌坊较牌楼简单，虽亦四柱冲天，但柱间只有绦环华版，上面没有斗拱楼檐遮盖”4809兄所提到的从地域角度出发，二者实际上是同物异称，在下以为极有见地。刚好手边放着《营造法原》一书，就不妨先看一看在苏州地区采用什么称呼。《营造法原》·第九章·石作：“牌楼亦称牌坊”，粗看似乎与刘敦桢先生的说法一样，但仔细看下面的阐述，就会发现里面不断提到“无楼牌坊”、“有楼之石牌坊”等说法，揣摩上下文可以推断：苏州地区应该采用的“牌坊”这个称呼，而不管是否有无楼檐，”牌楼“一词在苏州地区好像专指上面的楼檐，“牌楼亦称牌坊”的说法或许是来自刘敦桢先生的意见（此书由张至刚增编、刘敦桢校阅，里面应该有他们的个人意见）。如果真要证实4809兄的推测，就找上几十部不同地域、差不多年代的方志、家谱之类的东东（年代好像不宜太晚），比较一下里面对于牌楼、牌坊的不同称呼，或许就能得出些结论来，呵呵。古代的“表闾”制度（请参考吴裕成《中国的门文化》“表闾”一节）。中国古代本有“表闾”之说，摘相关史料如下：《史记·周本纪》：“表商容之闾”《后汉书·百官五》：“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南史·周盘龙传》：“孝子则门加素垩，世子则门施丹赭”。《南史·孝义传》：“益州梓潼人张楚，母疾，命在属纩，楚祈祷苦至，烧指自誓，精诚感悟，疾时得愈。见榜门曰“孝行张氏之闾”，易其里为孝行里。”另，《宋平江府图碑》中亦曾见“武状元坊”，此或许即是表闾之产物。明代重视旌表，洪武二十一年曾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善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明以后各种公德、贞节牌坊大盛。首先，讨论牌坊和牌楼的区别并不是咬文嚼字。以前总以为中国的古人思维特别的没有逻辑，没有严格界定的概念，后来在了解青铜器的用途的过程中，以及细读了一小部分《营造法式》之后，才发现，原来古人至少在器物上的区分是及其严密细致的，并且这种区分很多时候不是针对形式，而是针对功能或等级的。由于整个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现代人对这些区分缺乏了解，又常常将其后来的转意投射上去，才造成很多的概念不清。至于牌坊和牌楼，我相信最初一定是有区别的。也同意Marlboro的看法，这区别恐怕要从“坊”和“楼”上来着手分析。关于“牌”字，张清常先生的意见很有说服力，所以牌坊和牌楼都应与城市坊里制度有关。并且综合张清常先生的意见，以及tututu的《明史》检索，说“牌”与“坊”及“楼”连用，始于明代大抵是没错的。这样的话，其实“坊”与“牌坊”也不是一个概念，牌坊只是坊的一种。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牌坊和牌楼起源于明代的城市居民（里坊）管理制度，他们的区别不是形式上的，而可能是等级上的，牌楼用于城市中更重要，居民更密集的地区。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牌楼亦称牌坊“好像是刘敦桢先生的个人意见？另外，张骞出使西域的本来目的好像不是为了经济文化交流，而是找同盟者打匈奴吧？不同意“牌坊和牌楼起源于明代的城市居民（里坊）管理制度”之说。就我们现在所知的材料来看，至少在宋代，已经可以见到与现在的牌坊形象大致相同的建筑形式，如《宋平江府图碑》、《金明池夺标图》中都可以见到现在所说的两柱一楼冲天牌坊，我们所知的牌坊的几种用途，如标志、旌表（功德、节孝、百岁等），也都可以从当时的文献中找到，应该说，至少在宋代，牌坊已经出现，不过当时只称为“坊”。至于“牌”“坊”二字连用，就我目前所见，确实没有早于明代的。但是否是如leonardo所说是户籍制度的两个单位，则未必如此。按leonardo所说，牌坊当时好像还主要是一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