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浅析唐太宗的用人思想摘要：唐太宗李世民乃一代明君，在他统治时期形成的贞观之治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他实行的用人政策以及决定其用人政策的人才观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其人才思想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为灵魂，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以“不拘一格选人才”为方式，以“用人不疑，用其所长，精简高效”为原则。本文将从其重人、选人、用人、容人等方面探析唐太宗的人才观。关键词：唐太宗；人才；贞观之治用人问题，历来是一个关系到政权存亡，国家盛衰的重大问题，唐太宗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总结并吸收历代特别是亡隋在用人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条正确的用人路线，推行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用人政策，使一大批人才集中到他的麾下，跟他一道“治乱世，共安危”，同心同德共同开创备受后人交口称赞的盛世时代，对此，现代学者多有研究，如：王志胜的《从“贞观之治”剖析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庞祖喜的《也论唐太宗的用人之道》，熊萍的《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及其影响》等，可见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很值得我们研究，对于现代人事管理制度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唐太宗用人思想的几个侧面进行分析。一、重视人才，唯才是举唐太宗一生非常重视人才，重用人才。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①得人然后得天下。他重视人才胜于金银财宝，在论述人才的重要性时说：“虽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求人之贵也。”②他在自己的诗词文章中，经常表露出思贤若渴的迫切心情。他曾写道：“治主思贤，若农夫之望岁，哲后而求才，若旱苗之思雨。”③唐太宗还认为，只要有一批忠臣良将与自己交接相处，又何必祈求于神仙的相助呢?唐太宗不仅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还在秦王府的时候，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④。由于李世民周围聚集了一批能臣干将，因此遭到他父皇兄弟的嫉恨，幕府宾僚纷纷被调离秦王府。秦王李世民的心里又着急又害怕。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其他的人走了也就罢了，杜如晦虽位列下僚，但聪明识达，有王霸之才。主公如果只想守个秦王的位子，用不上杜如晦；主公如果想经营天下，非用此人不可。”李世民听房玄龄这么一说，立即改容待之。后来，杜如晦在贞观年间被封为蔡公，位至仆射。房玄龄、杜如晦都成为历史上的名相。杜如晦死后，有一天，唐太宗吃到一种瓜，觉得味道很好，①吴兢.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19②董诰，阮元等.全唐文·卷十帝范求贤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1③董诰，阮元等.全唐文·卷十帝范金镜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④刘昫等.旧唐书·房玄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忽然不自觉地想起了杜如晦，君臣之情，怆然思之，不禁潸然泪下。唐太宗留下一半瓜，叫人送到杜如晦的灵前，算是让这位秦府的旧臣、朝廷的故相也尝尝这难得的美味。他即位后，公开颁布求贤的诏书，如《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手诏》、《荐举贤能诏》、《令天下诸州举人诏》、《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等篇。至于平时与辅弼之臣在谈话中要求推举贤才的，更是数不胜数，他在位23年，亲自任命的宰相有22人，其中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岑文本等，都是著名的贤相。他在战争中重用了一批杰出将领，如尉迟敬德、李靖、李勣、秦叔宝、程知节、薛仁贵等。唐太宗得到了这一大批文才武将，在治国安邦中真正起到了匡辅的作用。唐太宗除亲自选择了像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将相外，还身体力行地考察、选拔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并要求身居要职的宰相应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拔人才。他本人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命百僚上书言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个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①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至中书令。马周从布衣中超擢，是唐太宗求贤心切、慧眼识英的生动例子之一。刑部尚书张亮被谋反罪牵连入狱，太宗令百官论处，多数人主张“亮当诛”，唯殿中少监李道裕说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②。太宗在盛怒中竟把张亮杀掉。不久，刑部侍郎有缺，太宗“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③太宗曰：“吾已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④遂授道裕刑部侍郎。唐太宗就是这样眼睛向下，随时随地发现、选拔人才的。唐太宗还多次要求身居高位的宰相，要为他广开耳目，求访贤才，不要纠缠于日常琐碎事务。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高祖遗臣右仆射封德彝不重视选拔人才，给予严厉批评，他说：“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所尚未有奇才异能。”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⑤德彝惭赧而退。同年，太宗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应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关词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⑥所以，他采取措施要求百官荐举贤才。贞观十--年，唐太宗对大臣宣布，“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⑦贞观十八年，太宗亲自下诏，要求各州县荐举人才，由他面试从中挑选。对各地所荐之人，被太宗召入内殿，提出治国安邦问题，要他们回答。被问的人多为庸才，“莫能对扬，相顾结舌”。他考虑到可能他们太紧张，就命令将口试改为笔试，结果往往虽然构思多日，但理既乖违，词也很庸陋，因此这些人终于落选。此事足以说明太宗在挑选人才上是十分认真的。太宗用人不拘一格，用人唯贤。公元626年，李世民一当上皇帝，就向他的臣下申明他用人的规矩是：“设官分职……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⑧贞观七年，他再次申明：“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①吴兢.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5②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98卷[M].长沙：岳麓书社,1990.6235—6236③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98卷[M].长沙：岳麓书社,1990.6235—6236④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98卷[M].长沙：岳麓书社,1990.6235—6236⑤吴兢.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9⑥吴兢.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8⑦吴兢.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1⑧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92卷[M].长沙：岳麓书社,1990.6023虽怨仇而不弃”①。不论远近、亲疏、新旧，乃至昔日之仇敌，唯才是举，量能授官。这就是唐太宗用人的基本政策。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徵。魏徵在隋末诡为道士，初投瓦岗军，曾效力于李密帐下，后归依窦建德。所投皆为李世民平定山东时的敌对势力。及窦为唐军所破，又在太子李建成东宫效力，官至太子洗马。他虽职位不高，却自称曾经劝谏李建成在与李世民的争斗中先下手为强。这样一个几乎处处与己为敌的人，李世民却能爱惜其才而摒弃前嫌，委以重任。又如，范阳卢承庆父、祖皆隋官。贞观中，太宗任其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选举，卢承庆自辞“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能够团结曾经是自己敌对阵营的人才，这对于唐太宗稳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笼络人心，减少反对派，具有重要作用。另外，唐太宗还做到了举贤不避亲，贞观七年，太宗要提拔长孙无忌(国舅)，无忌推辞，怕人家议论太宗任用亲戚。太宗对无忌说，我任用官员选择人才，“唯才是与”。如果没有才能，就是亲戚也不用，像襄邑王神符就是这样。如果有才能，虽然是有仇隙，我也不弃他，魏征这些人就是这样。今天任用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亲戚的原故。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②二、德才兼备但不苛刻的用人标准在选择任用人才时，唐太宗十分注意对人才进行具体分析，把德行放在选用人才的首位，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舍其所短，用其所长。贞观三年，他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③这充分说明太宗对选拔对象，不单看其能，更注重看其德，把“悉其景行”放在首位。贞观六年，他与魏征在讨论选择人才时，又再次强调把“用得正人”的标准和慎择善人放在重要位置，他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④魏征也提出：“今欲求其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代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⑤唐太宗赞同并肯定了这一观点，在实际中加以运用。可以说，唐太宗与魏征这段对话，奠定了唐贞观期间的用人准则.唐太宗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用人如器”、“舍短取长”，充分发挥各人所长。有的用其“多谋善断”、有的用其“善处理杂务琐事”、有的用其“忠直、秉公办事”、①吴兢.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9②王保定.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27③吴兢.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0④吴兢.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0⑤吴兢.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0有的用其“敢于犯颜执法”……。这样，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各类人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才群体结构。如房玄龄处理国事总是孜孜不倦，知道了就没有不办的，于是太宗任用房玄龄为中书令。中书令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的军令、政令，阐明帝事，调和天人。入宫禀告皇帝，出宫侍奉皇帝，管理万邦，处理百事，辅佐天子而执大政，这正适合房玄龄“孜孜不倦”的特性。又如魏征常把谏诤之事放在心中，耻于国君赶不上尧舜，于是唐太宗任用魏征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其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其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是听还是不听，像魏征这样敢于直谏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再如李靖文才武略兼备，出去能带兵，入朝能为相，太宗就任用李靖为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刑部尚书的职责是：掌管全国刑法和徒隶、关禁的政令，这些都正适合李靖才能的发挥。房玄龄、魏征、李靖共同主持朝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共同构建起大唐的上层组织。除此之外，唐太宗还把房玄龄和杜如晦合理地搭配起来。李世民在与房玄龄研究安邦安国时，发现房玄龄能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具体的办法来。但是，房玄龄却对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不善于整理。他有许多精辟见解，但很难决定颁布哪一条。而杜如晦，虽不善于思考，但却善于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做周密的分析，精于决断，什么事经他一审视，很快就能变成一项决策、律令提到唐太宗面前。于是，唐太宗就重用了他二人，把他们俩搭配起来，密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