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中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内在的超越与困境

旧社会中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内在的超越与困境——以《棘心》及《浮生九四——苏雪林回忆录》做主题分析吴雅文一前言苏雪林是当代享寿最长(已于今年四月逝世于台南成大医院，享年一○四岁)、享誉于文坛、学术界与教育界的不凡女性。她以多彩多姿的生命乐章，从留学到成婚，由皈依宗教到与鲁迅论争，自小说创作到学术研究，谱成一部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传奇。就较严格的定义而言，知识分子应同时具备丰富的知识见识、崇高的无私理想、强烈的独立精神、旺盛的批判精神、高度的分析能力、真正的志虑精纯、足够的社会关怀及坚韧的抗压能力等八个特点[1]。以此来诠释苏雪林一生的行谊与性格，无疑是最佳注脚。其以一位出身传统社会的女性，能勇敢冲破家庭的樊笼，追求新观念、创造力、独立精神及表现真理，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上成果丰硕，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然囿于时代、社会与性别的限制，其作品也无可避免地呈现了身为现代女性的某些矛盾和无法超越的困境。[2]本文选择苏雪林《棘心》及《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两本前后期自传性作品[3]为研究对象，希望能摆脱传统将自传视为史料价值取向，研究重点摆荡在自传的真实/虚构、主观/客观；记忆的精确/误差等课题[4]，而采用“自传其实是作者自我诠释的产物”、“自传的主体不是过去生平事迹，生平事迹只是诠释的产物”此种新历史主义观点[5]，来探索自传中作者的内心世界，及其所欲揭示的自我。根据女性自传研究显示，女性自传往往不以“女性自我”与“自传主体”为中心，而是以“(男性)他者”与“历史客观”为中心，此一主客体位置互换的情形，使女性“自传”成为“他传”，也使女性放弃自我表演的舞台，退居附属的角度[6]。在苏雪林的《棘心》与《浮生九四》中，也有此种思想倾向。早期的《棘心》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全书的主旨：本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当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性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应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应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应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对于现代青年呢，则这本书是会使他们感到隔膜的，不过也可以教他们由本书而认识一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以及宗教各方面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影响。[7]由此可见作者在面对自传时(书中主角醒秋即作者的投射)，在历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试图将自己的生平事迹，充当“历史见证”的史料。而作者自述本书真正的主题时，更表明“杜醒秋的故事尚居其次，首要的实为一位贤孝妇女典型的介绍，这位妇女便是醒秋的母亲杜老夫人”[8]。据此可知《棘心》的写作动机有二：一是为了历史的见证；二是表彰母亲的德行，并提倡“自我牺牲”的爱德教化，而自我存在的意义则未被提及。在《浮生九四》自序文中，作者自认“我是一个自卑感相当重的人，不重视自己的为人和自己的作品……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人，才有资格写自传，像我这种庸碌卑微的人也来灾梨祸枣，岂不笑掉人的大牙。”[9]虽为自谦之语，似乎也未能真正肯定自我的价值，惟在文中表示对自己的屈赋研究视为性命，非常宝爱，企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之后。虽然在苏雪林的《棘心》与《浮生九四》两部自传性作品中，存在“非主体化”的现象，亦即作者并未能完全摆脱女性以附属角色为自我的认知与价值。然而在其作品中，作者胜于多数女性自传的是，对于个人的内心活动方面，其有丰富而真率坦诚的记录，并未如某些女性自传作品将个人置于“自传”之外，成为空白、缺席。[10]这使得我们要关注其自我诠释的意义时，有较完整的轨迹可寻。二童年世界的建构与解构陈玉玲认为童年是女性心中永远的乡愁。追悼童年，成为女性自传中重要的纪念仪式。因为女性对童年的怀念，源自于“过去的自我”已与“现代的自我”分离。而童年被想象为真正拥有自我的一段黄金时光。因此，不论女性是否曾经真正地拥有快乐的童年，童年总是被建构成远离成人社会的“乌托邦”，属于“过去自我”的天堂。童年的失落和匮乏，成为女性自传中的“恋物癖”，惟有不断地以文字和意象去捕捉童年自我的影像，才可以抚平对童年的依恋。[11]苏雪林在《棘心》中，记述醒秋童年生活的野趣与不羁的性情：原本严厉的祖母要求孙女一丝不苟细琐地拆破衣，醒秋却想出许多便捷取巧的妙方，不到一点钟便拆完，不容易取巧的破袜底，拆烦了便用力乱撕，往往招来打骂；轮到被祖母使唤来捶脊背、捻脊筋，不是拳头轻重缓急不平均，就是气力不足，捻不起脊筋而用爪乱抓，几乎把祖母背皮抓破，惹得祖母大声叱退；镊燕窝、洗银耳的工作，祖母嫌其心太粗，不配当这些细差使，于是打发去倒痰盂、扫地、当传达，这对醒秋而言却是塞翁失马，反得可以“依照自我的欲望”到“上房”范围以外自由活动，而比醒秋大四岁的姊姊已失去到“上房”活动的资格。[12]“性野”是苏雪林对童年个性的自我描述。女性自传中认为“淘气的小孩”屡屡出现在女性对自我的回忆之中，所代表的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对自我的最初概念及形象，只是在现实的生活中，“童年的我”与“成人的我”已经被截然划分为二了。“淘气的小孩”代表女性“完整自我”的概念及形象，女性自传呈现两种主要的特质：第一，淘气的小孩具有跃跃欲试的欲望和野心，习惯以游戏及梦想满足自我的愿望。第二，由于小孩与成人世界的差异，使淘气的小孩往往以游戏发泄颠覆成人秩序的本能冲动。故在女性自传中，作者以“淘气小孩”自居，是童年回忆的重要特点。因为女性一旦步入个体化、性别化及社会化的过程，淘气的小孩便被压抑于无意识。[13]苏雪林形容自己幼小时“天生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一张圆圆的苹果小脸，十分逗人喜爱。但天性颇顽皮、好动，没有一刻静止的时候。喜的是抡刀舞棒、扳弓射箭、混在男孩子里淘，不但上房关她不住，整个县署也不够她的回旋。”[14]她对男孩子的游戏，举凡掏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无一不爱。她把自己打扮为腰配小木刀，手执弓矢，跑进跑出，又幻想自己如花木兰般“身穿锁子黄金甲，手挺丈八长矛，跨着高头大马，纵横敌阵，杀人如狂风之扫落叶，那才威风。”[15]故其幼时富于男性，天然具有尚武精神，却又有点愣头愣脑，缺乏细腻敏感，因而得了“木瓜”、“野丫头”的诨名[16]。这流露出作者浑然天成、未经雕琢的本性，代表了女性最初完整自我的概念。而在其回忆中的童年乌托邦，也呈现了自我未及分化的“性别浑沌”的状态。像男孩子一样自由自在、海阔天空地成长，不受性别的束缚，是一种美好的童年经验。陈玉玲指出性别的分化就像是一道鸿沟，区分了女性自传中的童年和成人世界，当女性自传作者在回忆童年之际，早已处于性别分立的父权结构之中，对童年的怀念，即是对现实的摒弃[17]。虽然苏雪林自祖母及父亲的对待上，体会到身为女性的可悲[18]，甚至因而影响其对童年的感受，在《浮生九四》中自承：“我自幼性野，又不善服勤，祖母最憎恶我，常叫我母亲打我骂我，所以我幼时并无生趣可言，一提起我的童年便愀然不乐。记得西洋某名人说：‘没有愉快的童年是成为作家的条件。’我今日在文艺界虽薄有成就，究竟算个作家与否，并不能自知，不过我生有一种忧郁病，始自童年，至老不衰。想必就是不愉快的童年所贻留给我的唯一礼物。”[19]然而在历经几次家庭变故，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后，她“对于儿时的纪念，以及逝去的韶华，居然觉得有无穷的眷恋，无穷如人间之视天上的欣慕，她已经不是初去法国的她，她已经变为一个多愁善病的人儿了”[20]。此外其对自己童年不愿深藏闺房，喜欢混在男孩堆里，满城满郊乱跑的往事曾在多篇文章中极为津津乐道，并认为是“把孩子们的野蛮天性充分发挥出来”[21]。由此可见作者在接受性别角色分化的社会规范后，对自由自在的渴望，往往只能透过对童年的回忆流露出来，对童年的乌托邦世界，怀着永远的乡愁。三父权制家园的迷思与省思在女性的自传中，“善良的母亲”(thegoodmother)和“伟大的父亲”(thegrandfather)是相对立的人格原型。前者代表儿童的保姆，以爱亲，往往成为善良母亲的最佳典型，而母爱的失落也进一步成为恋母情结。在女儿心目中所追忆的完美母亲影像，有时并不是真实的母亲，而是心和宽容，担任本我乐园的守护神，父亲则象征秩序及禁令，促使自我阉割，以认同父亲，进入个体化的过程[22]。(一)“善良的母亲”善良的母亲存在于女性最初的回忆之中。在女性自传中，早逝的母亲像所虚构的母亲典型，以作为“童年自我”——淘气小孩的守护神，因为惟有善良母亲的呵护和疼爱，才得以使自我免于受到父亲的阉割，而停留在本我的乐园之中。苏雪林对于母亲充满了孺慕依恋之情，认为“世界上可爱的人除了母亲更无其他，而我爱情的对象除了母亲，也更无第二人了。”[23]故她以为在母子爱方面是无缺憾的。苏雪林笔下的母亲形象是苦难与牺牲、坚忍与慈爱的，她含辛茹苦、饱受摧折，却依然勉力自持，是中国传统妇女贤孝的典范。《棘心》中透过对女主角醒秋母亲的描述勾勒出作者母亲的影子：醒秋母亲自幼在专制压力下长大，因此倒养成了她“勤勉”、“节俭”的习惯。她天性仁厚，资禀又聪明，对于家务，粗细都来得。在家庭里，她是个孝顺又能干的姑娘，嫁到杜家，她又立志要做个好媳妇，相夫教子，做个贤妻良母。[24]《浮生九四》中也记述了母亲的才德：我母亲当这个家十几年，所受的痛苦也无可言喻。可是凭她才干的优长，计划的周密，和她自己的忍辱负重，吃亏克己的德性，都应付过去了。[25]在祖母的高压手段及将媳妇当作物化的“工具”剥削之下，忍辱负重侍奉尊长，治理大家庭的母亲在作者眼里如同“完人”，又上比诸葛武侯及张居正两位贤相[26]。在苏雪林回忆中的“善良母亲”是全能的照顾者，永远宽容、慈爱、施予丰富的母爱，是作者身心依附的对象，渴望在其怀里撒娇打滚，接受其关心慰藉；而其又有受难牺牲的特质，一生受苦直到暮年，使作者终生为其不平、抱憾。然而诚如王德威《小说中国》评论所言：“母亲的苦难、母爱的失落这些题材，与其说指向作家对母亲的关怀，不如说指向作家补偿一己欲望或挫折的权宜手段。这样的写作甚至可流为对‘母亲’意义的持续剥削，而非增益。于是母爱越写越伟大，而作家因自得或自咎而生的满足感也随之水涨船高。‘神话’的母亲、‘天职’化的母爱，不代表社会叙述功能的演进，反可能显示父权意识系统中，我们对母亲角色及行为的想象，物化迟滞的一面。”[27]在苏雪林成长的过程中，母亲虽提供了如“浩瀚际天的海洋”一般无穷无尽的母爱，使作者有如同重回母亲子宫的幻象，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呵护及安慰的怀抱，但其可能也是父权制的代言人或执行者，透过社会规范及父权压迫了作者的自我，使其失去追求自主和幸福的权利。例如“缠足”是父权制度对女性的阉割，也是女性丧失自我、依附男性的起步。苏雪林的祖母因自己脚缠得不够小而引以为恨事，想在孙女脚上求补偿，又嫌作者性野，故命苏母自四岁时开始帮她缠足，后再加上祖母亲自缠而达到“理想标准”，却因此使得作者自认“形残”而终身不能抬头做人[28]。当作者想进女子初级师范升学时，母亲因“祖母的话她不敢不从，乡党的非议，她不能不注意，遂不肯送醒秋姊妹去省城应考”，险些酿出作者以死相抗的悲剧[29]。在悔婚的风波中，母亲来信哀求她：“女儿，我愁病交缠，看来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你若愿顾念我，请听从我一句话，与叔健言归于好吧。”[30]最后使得作者牺牲了一生的幸福而成全奄奄一息的母亲的愿望。作者母亲深受礼教之害，却无意中将疼爱的女儿推入礼教迫害、父权宰制的轮回之中。而苏雪林未能面对母亲到底不是超人，母爱难免有变调可能的一面，在自传中所刻画的母亲角色不免带有一些女性乌托邦主义者所倡“母女同体”的迷思。(二)“伟大的父亲”陈玉玲认为自传可被视为女性在父权文本中所作的逃逸，以书写自己被监禁的故事，作为逃脱及挑战父权历史的方式。在父权制的家园中，“伟大的父亲”是灵魂人物，其身份象征是“权威”：家庭权威、文化权威、政治权威的统合者。“父亲”一词，在此并不是意味特定的血缘亲属关系，而是泛指父权制中所有的统治者。[31]苏雪林自传作品中，父亲、祖母及丈夫，都扮演集权意识的“伟大父亲”角色。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