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原因

浅谈明朝灭亡的原因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明朝于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以“大明”为国号，共经历十七世，十六位皇帝。明朝的领土曾囊括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并曾在今东北地区、新疆东部等地设有羁縻机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庞大王朝却怎么在1644年便轰然倒塌了呢？众所周知，明朝的灭亡是以1644年3月李自成率兵攻入北京，大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殉国为标志的，那么就是说导致明朝灭亡的首要因素便是军事上的失利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有必要来看看明朝的军事状况了，关于明朝的各种军事资料表现出：有明一代，是十分重视军事建设的。这无论是从最早的明太祖设五军都督府和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还是到明末崇祯时期组建关宁铁骑，都得到了充分体现。（①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是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注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史料之中，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一百八十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两百万，正统以后保持在一百二十万的水平。事实上明军不但人数众多，武器装备也是很先进的：②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每一营（五千人）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子九十万个；步枪、大连珠炮两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一千人为骑兵。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明朝没有一个能运筹全局的帅才，导致明军作战时缺乏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做支撑。当然我在这里说的没有并不是指真的没有，其实当时能担当此项大任的不但大有人在，而且还为数不少，例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等等，这些都是能运筹全局的人才，但由于明廷的腐败和皇帝的昏庸，不但不充分利用，反而对他们一个个的进行了“清洗”：熊廷弼因“经抚不和”而积有小败，结果被满门抄斩；袁崇焕因后金对明朝施反间计，不但被抄了家，其本人也被崇祯皇帝以“凌迟”这一极刑处死；孙承宗仅因为一场无关痛痒的小败，也是被皇帝罢斥了；洪承畴，松山之役败后，出于对明朝的失望投降满清；这些人虽有大才，确没有得到朝廷“真正”的重用。洪承畴以后，明朝真正的没有了能运筹全局的帅才，对大顺军和清军的作战是一败在败，最后导致“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殉国”这一悲剧的上演。除了直接因素外，明军作战失利的根本问题（从军事上分析），我认为在于明朝的军事制度，③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这种军事制度中兵源问题很是突出，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试想一下，这样一无能运筹全局的帅才、二无整齐的军心和高战斗力的军队，在满清铁骑和百万如狼似虎的大顺军面前，纵然人数再多、武器再先进，也不过是被别人蹂躏的羔羊而已，要想打胜仗都很困难，要想靠这种部队来保卫明朝，可真谓是“天方夜谈”。记得胡月伟老师在他的《万历五十年》的最后这样写到“明朝之亡，非于崇祯，实于万历。”他认为正是万历的昏庸和他的穷兵黩武，导致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全线衰退，为明亡埋下了祸根。虽然很有道理，但我不太赞成他的这种观点，我认为明亡的祸根其实在早于万历朝200多年的洪武朝就埋下了，这个祸根便是明朝的体制，它就好象一个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必将明朝炸的粉身碎骨。④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翻阅厚厚的历史书的过程中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是帝王大权旁，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特别是第一个诱因最为突出，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他对明朝的政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职务，把丞相权一分为六，分给六部，把大都督权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对皇权够成丝毫威胁。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等衙门，分理天下庶物，匹此牵制，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我认为由此一举，虽然将大臣夺权的可能性减小了，但是却使皇权绝对化，导致了法律形同虚设。而法律形同虚设，必然会使决策朝令夕改，官员与平民皆无所适从，全凭人主的主观想像与个人好恶。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反贪最严，却越反越贪；禁吏最厉，却越禁越猖。而且，每当皇位发生传接的时候，都会发生“政亡人息”的悲剧，比如太祖严防宦官，到了他儿子成祖的时候，却开始大量起用宦官——明代宦官专权，实源于永历朝。由于对朝臣存有严重的不信任感，太祖朝就建立了特务制度，对朝臣实行最严密的监视。如此的怀疑，实非盛世之象。而明朝皇帝又生性残忍好杀，对自己不满的大臣就进行疯狂的屠杀。一代又一代的屠杀，杀尽了臣节，杀灭了大臣对皇室的感情与信任，只剩下对皇权的畏惧。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平民皇帝，所以底层社会的成长经历，使他终身对官僚阶层保持底层认识—：⑤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膏血都最终源于社会最底层，中国的农民起义大多是被各级官吏们的敲诈勒索而造成的，老百姓说的最简单明白：“官逼民反”。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以及他以后的历代明皇对官员是非常苛刻的，这主要体现在对官员的待遇上，，明朝官员俸禄定的出奇之低，普通官员大多以“薄俸”为主，史家因有“明官俸之薄”之说，官僚们“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是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是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的抱怨不绝于耳。正是因为皇帝对官员的不信任和对官员的嗜杀，导致明朝官员毫无大臣应有的节气，官员的道德水准极其低下。有明一代，能为朝廷和皇帝有责任感的官员少之又少，他们大多数都忙于各自的私事（高级官员们忙于结党营私，低级官员忙于贪污行贿）去了，政府办事效率很是低下，这些在明末极是突出：崇祯朝两为在位最长的首辅温体仁和周孝儒，国难当头之际，不但不为国分忧，反在忙于各自的党派之争；甲申年一月初，李自成占西安称帝，之后向北京大举进兵，崇祯命大臣们商议对策，群臣尽毫无办法，这一拖便到了三月北京陷落、明朝灭亡。可见明朝大臣们办事效率的低下；因为明朝官员的道德水准低下又无大臣应有的气节，所以在战场上不断有人投降满清和农民军，这些官员非但没成为大明的中兴忠臣，反是变成灭明的首当利刃（如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之辈）。另一方面，由于朱元璋对官员的苛刻，虽使贪污受贿在洪武朝得到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朱元璋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明朝中后期，腐败现象在各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疯狂和无耻状态中，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展，并且最终积聚成汹涌的恶涛，吞没了整个大明王朝。前面曾说到过太祖严防宦官，而到了他儿子成祖的时候，却开始大量起用宦官，这又导致了明朝另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宦官专权与厂特制度的结合，并祸乱民间。由于皇帝对百官的不信任，那帝国的权力必然倒向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宦官专权的前提是皇权空断，而明朝皇帝也大多不争气，经年累月的不问政事是寻常之事，这如果放到其他任何朝代，大概都算是很荒唐的事情；而在明代却变成了常理！这些宦竖占据司礼监这一风水宝地，可以待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实际是上把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拦为已有。而明代外戚与朝臣的势力又特别的弱，失去权力的应有平衡，大权自然被权阉所带理。再加上宦官掌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权力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握最高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上索取更多的权力。但由于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内部蔓延起来，最后烧到了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汪直时期，就把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祸。刘谨被称为立皇帝，魏宗贤被称为九千岁，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明朝也在内部纷争中渐渐走向衰弱，走向崩溃！明朝政治上的黑暗同时也带来了风气上的败坏，⑥由于明朝权力在各个领域的绝对化，导致了似欲的膨胀。大环境如此，却还要强调什么理学正统，这必然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客观地说，另一面也萌发了思想启蒙运动，王阳明的心学创立了出来。大禹治水，尚用疏的办法，而明朝统治者却在人性上用堵的办法，造成了人性的虚伪与分裂。民风焉有不坏之理？明儒强调正人纲，去私欲；暗底里却一个比一个肮脏堕落。表面上的道貌岸然，始终不能掩饰内心的龌龊渺弱。皇帝淫，官宦淫，百姓也淫。一家一本春宫图，虽然夸张，实为写照。明代尚贞，却泛滥了淫风，不得不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宋代曾有人总结国弱的原因之一是士大夫无耻，而明代的士大夫，可与宋代相比否？北宋灭亡，士人奋发图强，留有百年基业；而南明各小朝廷从上到下却醉生梦死，非但恢复无望，连偏安也不可得，被清军各各剿灭，悲哉！马士英之流，就是最好的典型；如此“中兴之臣”，焉有中兴之国？国之将亡，还损兵肥私，国之灭，皆常理！经济因素同样也是导致明亡的一个原因，而且是最根本的原因。⑦明朝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但却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自始至终都非常贫困的朝代。帝国75%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每年田赋税收。帝国的田赋制度承袭唐朝杨炎所创立的“两税法”，分为“夏税”和“秋粮”，平均每年的约有2700万石（一说2950万石）。历史的最高峰时1412（永乐帝时期）的收入也不过只有34，612，692石。如果换算成银两，就是说明王朝平均每年的收入是2700万两白银，最高收入年也只有34，612，692万量白银。（按照1447年明朝制定的价格定位“每石税粮白银一两”）。这不仅远不及后来清政府财政收入（早期5000万两左右，后期达到8000万两左右），就是相对于北宋也差距太大，北宋时期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可以达到钱“12600万缗到15000万缗”，宋朝的粮食与钱的兑换比例是“每缗铜钱与一石粮食相抵”。帝国的财政收入非常微薄，但是支出却相当庞大。帝国的财政支出不仅涵盖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饷，和宫廷开支。据记载，在十六世纪早期帝国的文官系统中拥有官吏70，000多人，其中官员20，400人，吏51，000人；在1520年左右，帝国拥有世袭武官约100，000余人，（大量的“恩幸得官者”还没有被计算在内）这将近200，000万官吏每年消耗着国家大量的俸禄。除了大量的官吏，帝国的宫廷中还有大量的宦官、宫女以及大批为皇家服务的技术杂役，因为帝国分为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城，所以宫廷体系也分为两套班底，又学者考证在明末时期宦官大约有70，000人左右，光禄寺的厨役街达到7，884人（1487年）。此外还有庞大的军队和军户也需要帝国进行供给。这个庞大的食俸群体，每年消耗大量的国家收入，在帝国每年2700石的田赋收入中，这种俸禄和粮饷的支出达到2300石。在经过第一轮的分配后，每年的田赋盈余还有370万石左右。但这仅仅是帝国的正常时期的支出和盈余，但是帝国每个朝代都有大规模的额外支出，比如永乐帝时期曾经先后五次北伐鞑靼和瓦剌，大规模的征讨安南的反叛，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些额外的开支不仅消耗了田赋的最后一丝盈余，而且将其他25%左右收入（包括盐税、海外关税等）也消耗殆尽，并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财政危机。为了应对财政赤字，减轻财政压力，帝国不得不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轻帝国的财政负担，希望达到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