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doc11

入世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加入世贸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它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其中最严重的一种风险很可能关系到中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性的危害，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因此应当引起中国的警觉。的确，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一直都曾被许多国家视为经济发展的典范，备受人们的推崇。但是近年来日本的金融不稳定和印尼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使他们过去的辉煌传奇黯然失色。近来的研究已将金融不稳定带来的经济损害量化了。经济损害有多种形式，比如银行倒闭、企业破产、职工失业、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外汇储备的损失、GDP下降等等。计算发现，日本在1992－1998年间和韩国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分别达到各国年GDP的21.5％和14.7％。北欧国家自1990年以来的三到四年里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达到其年GDP的10％到30％。智利1983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超过其年GDP的30％。印尼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遭受的损失更高：它用于处置银行坏账而付出的财政支出在1997－2000年间高达其年GDP的55％。金融危机还会带来致命的政治损害。国际经验显示，作为金融危机的后果，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失去了职位并且他们过去的政绩不再被认可；执政党失去了权力；政权被颠覆；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提出的条件作出让步。印尼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政治动荡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金融危机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损害。这些损害反映在社会不稳定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上。印尼在这方面又是一个例子。那里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社会混乱，引发了骚乱和不同种族、宗教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在危机发生前的30年，印尼在减少贫困方面做得很好——甚至比中国做得还好——因而它成为世界银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的典范。但是，印尼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它从前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的成绩，因为现在许多穷人再次回到贫困线以下。中国经受不起较长时间的金融不稳定或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会破坏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经济改革和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我们必须认真严肃地研究有关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问题，这在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的今天变得越来越紧迫。我们注意到至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此问题已有不少讨论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其中有些建议很好，另一些则不在点子上，还有一些我们则不敢苟同。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试图回答以下四个关键的相关问题：一、我们应该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中汲取哪些教训？以前的一些研究已经总结出金融危机的几个教训，如一国经济的基本面的重要性，以及短期外债和短期外资流动的危险性。我们赞同这些观点，不过在这里我们提出两个被忽视的重要教训。这两个教训与中国密切相关，但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一）仅仅防范金融风险是不够的降低金融危机成本的方法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减小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国内通常所提的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一方法的重点是关注可能触发金融危机的条件。金融危机的触发条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宏观经济的不均衡，它来源于外债问题或财政、货币和汇率的问题。二是全球市场的动荡和国际上危机传染的风险。虽然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策问题，但后者却常常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控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因全球市场波动而不可避免地对一国经济造成冲击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如果参照国际的历史经验，中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遭遇金融危机的概率将接近于1！这不仅仅是因为差不多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其高速发展阶段都经历过严重的金融危机（例如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前10年的英国、以及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而且还由于当今的国际金融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波动都大。研究显示，金融不稳定、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上升。世界银行1999年的一份研究记录了过去20年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生的69次危机。由金融史权威专家迈克尔·保度(MichaelBordo)和他的合作者们最近完成的一份对21个国家的历史研究显示，从1945年到1970年间这些国家只发生过一次银行危机，而自1970年以来则发生了19次。就在我们写作本文之时，金融不稳定性正在严重困扰着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当今金融不稳定性的迅速增长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市场（以及一般而言的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大大增加了。第二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解除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已经使一国国内的金融市场越来越与全球金融市场结合在一起。这导致了一场强大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并且由此进一步增强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由于这两个原因在未来仍将继续而不会被任何单个国家的政策所改变，因此潜在的全球金融不稳定性更可能增强而不是消失。今天，如果一个国家想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那么它要想完全避免金融危机是相当困难的。因此，金融危机的发生，防不胜防。这就意味着，虽然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很重要，但却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种方法，即想方设法在金融危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尽量减小其破坏程度，就成为必要了。所以，政府应当将关注的焦点从过去那种只注意防范金融危机扩展到重视限制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害。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害关系到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也关系到经济恢复的程度和速度。而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往往取决于一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金融体系的深层次的制度结构。比如，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是它却可以使危机进一步深化，并且使得经济难以从中得到迅速恢复。根据这些论据，在讨论维护金融稳定时，政府应当超越通常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对金融、特别是银行的体制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二）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关键从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银行危机通常都处于金融危机的核心位置。金融危机可以由银行业危机触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危机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那么明显、但是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即使金融危机是由银行部门以外的因素触发的（例如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由货币危机触发的），但是银行业危机往往紧随而至，并且它对实际经济造成的危害往往最大。我们可以这么说，正是银行业的危机决定了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经验证据和理论推理都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保持银行业稳定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关键。以下证据表明，在金融危机中，银行业危机造成了大部分的破坏。首先，美国30年代大萧条造成的破坏并不能过多地直接归咎于1929年的美国股市崩溃，而是由1933至1934年间的大量银行倒闭造成的。第二，尽管日本80年代末形成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触发了长达十余年的衰退，但日本经济长期不得恢复的真正障碍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银行业的失败。第三，泰国和印尼在本国货币稳定之后经济遭受的破坏大部分是由于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和公司破产造成的，这阻碍了它们经济的迅速恢复。研究发现，银行业的稳定之所以是金融稳定的关键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从量的角度来看，银行是一国经济最重要的融资渠道。即便在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该国的企业负债权益比率大约为2:1，并且大部分负债是银行贷款，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其次，因为银行是一个通过资产负债表上持续期的不匹配来创造流动性的行业，因此它们承担着银行挤提的特殊风险。银行易于遭受挤提的弱点是银行业务的关键特征。只要银行从事创造流动性的活动，它们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风险。况且，传染性的银行挤提会更进一步扩展到整个银行部门，其后果是，即便是稳健的、有支付能力的银行也会遭受挤提。第三，银行体系还提供了重要的交易支付服务。挤提，特别是传染性的挤提，将会破坏支付系统的运行，因此形成对整个经济的破坏。第四，银行贷款是债务型契约，其正常运作要求通过资产清算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当银行处于财务困境，例如处于金融危机中时，合同执行人将不得不过早地和过分地清算银行的投资项目。这样做却会对实际经济造成更广更深的损害。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银行业的稳定在金融稳定中扮演了特殊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我们相信银行业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关键所在，那么我们必须对中国近来股票市场成为媒体炒作热点，也变成政策研究重点的现象保持清醒的头脑。过多的对股市的讨论会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更重要的金融部门——银行部门。我们认为，应当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银行部门的问题上来，特别是在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一情况下。二、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中国金融发展的道路？（一）三种流行的金融模式及其局限制定金融稳定和金融发展的正确战略需要认真考虑金融稳定与发展的关系，这就需要一种与中国金融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相适应的正确思路。以下是基于三种流行的金融模式的三种思路。第一种是美国模式，即金融市场主导模式。该模式认为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是最为至关重要的。的确，美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这通常被看做是经济先进发达的标志，并且被后来者所羡慕。第二种是日韩和欧洲大陆模式，即银行主导模式。该模式认为主要的融资机制并不是金融市场，而是大银行。在日本和韩国，强有力的关系银行帮助支持着大企业集团。银行主导的金融模式最早是在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运用并获得认可，而今天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仍采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第三种是台湾模式，即自我融资和非正式融资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中，金融市场和大银行都不重要。主要的融资方式是企业通过自留利润和其他储蓄进行自我融资、通过亲朋好友关系非正式借款、以及由出口定单和其他抵押物担保向银行借有限的款。上述每种模式中都含有对中国金融发展有用的元素。证券市场为成熟的大型现代公司和初创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渠道。银行融资适用面最广，适于多种类型的企业，大型或小型，老企业或新企业。自我融资和非正式融资通常是中小企业惟一现实可行的选择，因为中小企业往往发现从市场和银行融资或不大可能，或成本过于高昂。中国应该学习不同条件下不同融资方式的各种国际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把这三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搬到今天的中国使之成为主导的金融模式的局限性。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美国模式在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中可以良好地运行，但是它还尚未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中国现在完全采用美国模式的问题有两方面。首先，这种模式超越了中国的发展阶段。毫无疑问，中国的金融市场应当快速发展，并且也将快速发展。但现实地说，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中国仍将处于经济发展的低中阶段，所以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大可能像美国那样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我们应认识到美国金融体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只有美元才是全世界的“通行货币”(vehiclecurrency)，只有美国国库券才是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最重要的外汇储备。其结果是，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市场都易于受到外部动荡的冲击。事实表明，至今为止，即便是日元和欧元都无法挑战美元。因此，美国的金融稳定是一个特例，而其他追随美国模式的国家不应想当然地假定它们也能获得同样的稳定。因此，如果不认识到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美国的特殊条件而盲目地追随美国模式的话，中国的金融发展也许会滑进陷阱。中国若采用日韩模式也有问题。尽管日本和韩国的银行主导模式已经被证明对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是成功的，但当一国要成为技术领先者时，这种模式就会带来困难。更为关键的是，正如90年代的日本和最近的韩国所显示的那样，银行业危机对以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事实上，日本和韩国目前正在改革，在发展金融市场方面奋起直追。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与这些大企业集团为主的国家并不相同。而且，与六七十年代相比，当今国际环境的特点是资本市场全球化程度增高。因此，即便中国想要复制日韩模式，国际环境也不允许。自我融资和非正式融资机制已在台湾和其他经济中被证明是成功的，它们可帮助中小企业、以至拥有较高价值抵押物的大企业的融资。基于台湾模式的政策建议有利于金融稳定，但同样也存在问题。首先，这种促使金融稳定的极端方案不幸的是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