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

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摘要：在文化的视野里,价值观、信任、宗教等文化因素不仅规范着社会的经济金融行为,而且还是影响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不仅得到理论的证明,还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然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备受争议,但传统文化对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金融发展模式都有深远的影响。关键词：文化经济发展价值观传统文化一、引言近年来，文化与经济学的研究可谓是异军突起，不仅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相关论文在主流期刊上发表，也反映在该主题的实证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日益丰富上，还突出体现为研究对象的日益集中和研究范式的逐步形成。对于这些早期的贡献，许多人熟知卡尔·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关系的论述；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和《道德情操论》(1759)中,就强调了价值、宗教等文化因素在人们经济金融活动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人”也要遵守社会正义,要有社会同情心,要具有勤勉、节约等品格。穆勒(1890)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认为,道德、心理和习俗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信仰对经济活动有很大的作用。他还认为,对于劳动效率,劳动者的道德品质与智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信任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和多方面的。二、关于文化概念的界定文化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一直是比较混乱和模糊不清的。有人认为，文化就是知识；有人主张，凡是区别于自然的就是文化；有人将文化定义为生活方式的总称；还有人指出，文化就是文明。但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分析经济系统的环境，探索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出发，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并主张将其区分为智慧文化、规范文化、意识文化和组织文化四种形态。三、关于文化的性质最早考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是德国的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解释资本主义兴起时，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因为西方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文化，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此，戴维·兰德斯(1998年)在《国富国穷》一书中评价道：“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在于造就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这些品德在以前不是没有过，但恐怕并不常见。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新教教义造就了新型企业家。”在谈到文化的性质时，迈克尔·波特(1999年)在《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中提出了“经济文化”的概念，他说：“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它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一国的经济文化中，既有促进生产率的一面，又有损害生产率的一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拉锯战所形成的。在讨论竞争力的微观经济基础时，他指出：我们看到某些信念、态度和价值现有助于繁荣和促进繁荣。最关键的是人们对于繁荣的基础所普遍持有的信念。个人和企业对自己取胜之道的见解，强有力地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和经济行为。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能推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引来空前大量的资本、技术和经济机会。四、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在现有理论研究中,对文化与经济金融活动关系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讨论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规范、引导和执行的作用。马歇尔(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不仅要考虑经济动机,也要考虑到个人的道德和理想。马歇尔还强调了宗教改革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认为英国人所具有的庄重精神使他们容易接受宗教改革,从而容易诱发工业革命。陈志武(2005)分析了文化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执行作用,他认为,经济金融合约的执行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法律为代表的外部显性执行机制,二是以文化为代表的内部隐性执行机制,“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形合约执行机制。”他特别指出,在中国传统金融不发达的条件下,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这种隐性金融合约主要依靠内疚等(属于文化范畴)来执行,而中国家族文化中的血缘关系能够很好地帮助这些金融合约在家族这个隐性的金融交易市场中得到执行二是分析文化这个独特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斯·韦伯(1930)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由宗教改革而衍生出来的以禁欲苦行为特征的新教,使西欧社会克服了传统资本主义,并且它所传播的理性文化价值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使清教徒更易于接受专门技术学习和从事工业与商业工作,同时,新教所提倡的“天职”观念中勤勉、纪律、克己、节俭等品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储蓄、投资、人力资本、企业活动是相容的,而这些因素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还能够以一种价值合理的行动“创造”出了资本主义。阿瑟·刘易斯(1955)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分析了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由于习俗、禁忌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将带来不同的工作态度,从而将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五、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很多学者从经验的角度研究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不同的价值观、信任水平和宗教信仰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价值观与经济发展。个人选择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文化影响的微观基础也应当是个体行为。这一层面研究的假定有两种:一是认为文化会影响人们的偏好，偏好进而会影响到经济结果;二是认为文化会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行为。一些注重现实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价值观的问题，阿克洛夫在1985年的文章“忠诚过滤器”中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传统经济学中不研究的价值观问题:为什么穷人的小孩出生后家庭就给他灌输一套价值观，要勤劳，要忠诚等等?而富人的小孩出生后家庭则会灌输另外一套价值观?一个人不同的经历、社会地位和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为什么会影响他的行为?二是信任与经济增长。信任观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市场经济的成功发展可以描述为熟人群体之间的互动在匿名者之间交易的扩展。在这一过程中，信任非常重要。信任被看作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关键。特别是在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实施成本太高的情况下，信任这样的良好价值观念在合作与交易中成为替代性的治理机制，这一点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都有所体现。丰索、萨皮恩扎、津加莱斯采用了欧洲各国有关信任的数据来研究了这些国家的双边国际贸易中，信任是否重要以及重要程度。通过对物品、金融资产和国外直接投资及贸易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信任对这些交易都有重要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信任程度较高，它就更可能与这个国家进行物品和金融资产交易，并更可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三是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冈纳∙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国家贫困的探讨》一书中说：受宗教深刻影响的文化因素是南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文化因素不但干扰企业活动，而且渗透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使它们变得僵硬，而受这种文化左右。巴罗和麦克利里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正相关于宗教信仰的程度(以天堂和地狱为特征)，但是与宗教参与率负相关。这一结果符合一种观点，即宗教信仰影响了个体特征从而扩展了经济绩效。信念是宗教最主要的产出，教堂出席是衡量该部门的产出。因此，对于给定的信念，更高的教堂出席显示了宗教部门对资源的更多利用。丰索、萨皮恩扎、津加莱斯的研究了宗教归属对美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不信教的人相比，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答卷人对再分配都持消极态度，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更倾向于赞同再分配。六、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国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理性发展经济的观点。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通过中西方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比较,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理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缺乏一种可以与新教伦理相比的文化。他在《儒教》一书中说,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这种思维,中国文化里缺少一种把人民重新振作,积累巨大财富的伦理,这正是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化经济的原因。他们又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者过于受群体的截制,过分依赖引导,结果市场经济便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进而言之：“儒家过于对完美人格的培养,而忽视了一种有能力并且有决心征服自然的决心和进取心”中国的传统智慧是通过经验的理解世代相传,而不是一种数量意义上的实验性的知识,这一切都限制了现代经济在中国的发展。2.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观点。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林徐典指出,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或在“后现代”阶段,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的污泥浊水,可以产生涤荡作用。他指出,推广儒家的伦理主要的目的就是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建立民族信心,恢复传统价值观。而人民大学教授王守常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文化和经济是一种互动的因果关系,新加坡的“家族企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他们又接受西方文明的成分。3.国内学者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的观点。自20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一个主要领域，其代表著作有许启贤等主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远志明的《沉重的主体》、汤泽林的《观念的转变—传统人意识到现代人意识》等。从作品看理论界主要已形成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冲突的。熊黎明(2001)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一文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传统文化中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科学价值观的冲突；传统文化中直观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知识论的冲突；以及缺乏民主的传统与现代民主精神的冲突。这些冲突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朝着理性、科学、人道主义的方向努力。二是要丢弃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获得新生。彭永捷(1995年)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问题》中认为，传统文化是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不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忽视个性，过分强调群体意识，这与进行现代化，搞改革需要强调发扬个性是相矛盾的。但同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任何历史时期所起的凝聚本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方面的作用在今天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传统文化面临再生问题。三是认为要主动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之与现代化相协调。杨谦(1997)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共关系》中指出，我们应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修己安人、以和为贵、崇尚中庸、先义后利的价值观，以促进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发展。潘繁生(2000年)在《从西方现代病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中指出，应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人际和谐、不为物累、虚静内省的人生观，以促进许多人际关系的良性循环。应该说，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郭为(2002年)认为，儒家道德是以一种内在制度的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封建经济下，它是有效率的制度选择；同时，儒家文化以道德入法，作为一种法律管制着人民的行为，在王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下也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儒家文化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遏制了企业家精神的诞生和成长。在讲到中国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起飞的关系时，张新民(1998年)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我见》一文中，把东亚地区经济起飞归结为“硬能”(即管理方法、政治制度，法律形式在)等。和“软能”(即工作态度、情感投入、合作精神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的“软能”，也就是文化的力量，其作用又是巨大的。由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衍生出来的、以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义利兼顾的行为准则、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为其核心内容的东亚价值观，在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当今时代，正以其固有的特质发挥着及其重要的社会功效。【参考文献】[1]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07(2).[2]马歇尔(1890):《经济学原理》,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曹立村.传统又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又献综述JI].湖南科技学院学报.[4]亚当•斯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