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视阈下的阿汉互译策略研究

文化差异视阈下的阿汉互译策略研究（作者：赵悦清，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远隔重山万水，文化上的差异更是在各个方面影响着翻译活动的进行。本文在比较中阿文化的基础上分别从地理环境、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和方言文化等四个层面对阿汉互译的翻译策略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关键词】文化差异，阿汉互译，翻译策略一，地理环境的差异从生态主义的角度来看，自然环境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同样能够造就人、改造人。马克思说：“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有机身体即血肉之躯，另一个是他的无机身体即外部自然界1。阿拉伯国家多处气候炎热干燥的沙漠地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广袤的沙漠，烈日，狂风与荒凉日日与阿拉伯人相伴。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贝都因人的独特的性格特征，严酷的生存条件赋予了他们坚韧的忍耐力；血亲复仇机制赋予了他们英雄主义精神；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赋予了他们热爱自由、无拘无束的性格特征；泾渭分明的血统宗族观念赋予了他们喜聚集的生活习惯。阿拉伯民族生活在沙漠地区，诗人们所选用的喻体都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充斥着浓郁的游牧气息。这些单调的景致给生活在此的阿拉伯人带来了无限的创作源泉，他们则更偏向于选择星辰、和风、狮子、椰枣等日常接触频繁的形象作为喻体，这便与中国的农耕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这些形象转移到农耕文化的地理环境中便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理解困难，造成许多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表达，如：.بارغنمقسفأهنإ（他比乌鸦还淫荡）ىقسفايعرءاسأ（他放牧没让牲口吃饱，就给牲口灌水）在《圣经》故事中，相传在大洪水过后，先知努哈派出乌鸦打探洪水是否退去，但乌鸦却一去不返。后来努哈派出鸽子，不久鸽子便1马克思（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口衔橄榄枝飞回，为人们带来了平安的消息。穆罕默德在《圣训》中谈到乌鸦时也说“……它是最坏的鸟之一”（رويطلاثبخأنمهنلأ...）2，这样一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阿拉伯人会将乌鸦与淫荡龌龊联系在一起了。第二句对应的汉语意思则是“欲盖弥彰”，若直接译成中文语境，则会失去原文所表达的附加意境，这时就要通过脚注等方式对文本进行简要的解释，使读者易于接受。正如西方学者所言，阿拉伯人是动物性格、沙漠文化，中国人是植物性格、农业文化;阿拉伯人喜欢冒险开拓、冲突碰撞，家乡就在游牧的骆驼上，逐水草而居四海为家，随商贸利益四处迁徙；中国人则安土重迁，固本守己，提倡落叶归根，不愿轻易闯荡。这种差异性在语言中的表现即是一些特定的文化词语，有些文化词语的概念意义相同而文化意义却大相径庭。如在汉语中“羊”所代表的是软弱，而在阿拉伯语中羚羊则用来比喻漂亮的姑娘，例如：“我热烈地吻着她/她犹如羚羊般喘息不断/她靠近我问道/你的身体为何这般发烫”3。再让我们来看一组关于男性与女性描写的对比：١،للجهاوسءيشلكلاأ/مهبردسأينبلتقب/لبجلاىلعأبهانسءضي/لهأليلبقربلتقرأ4٢،بنرهظ/نوصغلانمتاينادلاشونت/لاضتاذبنلذخنلازغكىرخأنلدسوةلك中国的气候则相对温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丽女子的描述大抵上如：肤若美瓷、樱桃小口、杏核眼、柳叶眉、燕语莺声，正如清初词人涨潮在《幽梦影》中所言“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吾无间然矣”5。再如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对武松的描写：“相貌威严，好似伏虎降龙卢六祖。直饶揭帝也归心，便是金刚须拱手。”从阿汉两种语言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描写我们便可以读出语言背后的地理环境影响因素。贾希利页时期的阿拉伯地区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在干旱季节甚至每天只能吃两颗椰枣，女人们还要饿着肚子赶着羊群去山谷寻找牧草。在这样艰苦的状况下，“燕语莺声”的女子自然没有矫健的“羚羊”（نلازغ）动人。同样，相比乌姆鲁勒·盖斯笔下的“狮子的后人”（دسأينب），施耐庵笔下的“伏虎降龙”也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下才能产生的或具体、或2朱立才.《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63页3蔡伟良,周顺贤，《阿拉伯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P144،ءارعشلاورعشلاعيزوتلاورشنلاوةعابطللنانبلارادص155张潮《幽梦影》[M].北京：中华书局，2008。抽象的形象。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不同地理因素对语言造成的影响，尽量做到易于理解而又不失原意。二，社会习俗的差异社会习俗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往往不仅反映了同一时代社会的共同特点，也呈现出了许多不同文化间的自有特征。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往往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从而逐渐被大多数人所采用，它常常具有随意性。但它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作为人们生活的一个写照，又往往和政治宗教的导向与法律政策联系在一起。近代的社会习俗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和礼仪。生活习俗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习俗；礼仪主要有婚俗、葬俗和社交礼仪。以阿拉伯国家的婚姻习俗为例，一夫多妻制在阿拉伯国家是受婚姻制度保护的，同时它也是使得阿拉伯国家备受女权主义者诟病的原因。虽然在现如今世界上允许一夫多妻制的45个国家中，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国家，但一夫多妻制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产物，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半岛淫风盛行，酗酒与毫无节制的一夫多妻在半岛十分普遍。考虑到旧有的意识和观念不太可能在一夜间烟消云散，同时穆罕默德也从客观上需要团结各种力量使伊斯兰教迅速地发展壮大，所以伊斯兰教规定了一夫四妻这一制度，使各种因素保持适中发展的状态，让社会良性健康地运转，并且将这一习俗以《古兰经》的法律形式保存下来。وِإَفَعاَبُرَوَثَلاُثَوىَنْثَمءاَسِّنلاَنِّممُكَلَباَطاَمْاوُحِكناَفىَماَتَيْلايِفْاوُطِسْقُتَّلاَأْمُتْفِخْنِإْمُتْفِخْنوُلوُعَتَّلاَأىَنْدَأَكِلَذْمُكُناَمْيَأْتَكَلَماَمْوَأًةَدِحاَوَفْاوُلِدْعَتَّلاَأ.أ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末，你们可以择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4:3）6但这种以宗教典籍方式传承下来的传统理念却成为束缚现代女性的合法牢笼，或许穆罕默德时代的一夫多妻制是考虑到战争的因素，但这一制度在当今世界已显然不合时宜，男权统治者仍然借用经典为一夫多妻制立法正名，名义上是忠诚于伊斯兰教法，实则是利用男性在政治领域的强权话语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小说《羞怯的脸》为例，6马坚译，《古兰经》[M].利雅得：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厂，第四章第三节。丈夫哈利德因不满妻子胡达羞怯的性格和朴素的装束，在并未取得妻子同意的情况下娶了一个金发女郎：اهتدجوف...اهنعنولوقييتلاةديدجلاهتجوزىرلأهلمعمامأاديعبتفقووموييفتللستيف،اهناتسفرصقيف،اهناولأيفةخراص،ءيشلكيفيسكعاهنكلو،لاامجينملقأيرعشتركذت...يرجغلارفصلأااهرعشيف،اهتراجيسيف،اهتكحضامئادفلخللموململا.يلزنميفانأوقيحاسميأنميلاخلايهجوو7有一天我溜进哈利德上班的地方远远地看到了人们所谈论的那个“哈利德的新妻子”（ةديدجلاهتجوز），于是我发现她还没有我漂亮，但却与我完全不同，她的扎眼体现在她的浓妆艳抹、她的短裙、她的大笑、她的香烟和她的吉普赛卷发上。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头发一直是束在脑后的，在家时脸上也从不施粉黛。在进行阿汉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将阿拉伯国家的一妻多夫制与我国古代的妻妾制度却分开来。文本中的“ةديدجلاهتجوز”决不可翻译为“二房太太”，因为阿拉伯语的“ةديدجلاهتجوز”与中文的“二房”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古代，上至天子下至布衣，男人都只能同时拥有一个妻子，“妻”是应父母之言媒妁之约，明媒正娶过来的，是“正室”。妾则不能算作正式婚配，只是“侧室”、“偏房”且不能扶正为“妻”。到唐宋，妾的身份更是成为了铁律，《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扶妾为妻不仅要坐牢，并且夫妻关系也被视为无效。在《汇苑》中对妾的身份作了明确的界定：“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关于这一点《礼记》也有记载：“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也就是说，妾可以与丈夫同床共枕，甚至生儿育女，但地位却永远等同于物品，是可以流通买卖的。这便与伊斯兰教的“若不能公平对待她们，那么便娶一个”（ةَدِحاَوَفْاوُلِدْعَتَّلاَأْمُتْفِخْنِإ）的制度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应当在充分了解当地风俗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不应戴着有色眼镜或是与一些不懂阿拉伯语的研究者人云亦云，使作品被附加了译者的个人观点。三，宗教信仰的差异根据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2014年年底的抽样调查，中国有7亿“宗教无隶属”群体（占全国人口的52.2%）、2.94亿“民间宗教”群体（占全国人口的21.9%）、2.44亿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8.2%）、6841万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占全国人口的5.1%）、2469万穆斯林（占7نودراد،ةرهاقلا،فوسكشو،قورافءاعدسرامةيناثلاةعبطلا،عيزوتلاورشنلل4152全国人口的1.8%）、908万“其他宗教”信徒（占全国人口的0.7%）。而以社会相对世俗化的埃及为例，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全国约有7942万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84%）、1512万基督徒和其他信徒（占全国人口的16%）8。从这一对比数据不难看出，“宗教无隶属”占了中国总人口的大多数而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埃及穆斯林则占据了总人口的84%。虽然中国当前人口以不信教者居多，但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宗教文化仍然对汉语和人们的生活习惯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中国影响较深的是佛教和道教，佛教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外来宗教，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文化双向影响，最终与中国文化融合，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宗教信仰，会产生带有不同宗教色彩的词汇和思想。如道教以“自度度人、长生久视”为基本教义，并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论断，这便造成了汉民族自古以来对谈论生死的忌讳思想。而汉语中关于“佛祖”“和尚”“苦海”等表达则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如：“不看僧面看佛面”等。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国教，其教义在各个方面约束着阿拉伯穆斯林的生活。《古兰经》不但被阿拉伯人奉为神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最高经典，同时也是阿拉伯语言的最高经典，是阿拉伯人制定语法的最终依据。穆斯林以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为基本信仰，这一信仰在黄牛章中有明确的表述：أِمْوَيْلاَوِهللّاِبَنَمآْنَمَّرِبْلاَّنِكـَلَوِبِرْغَمْلاَوِقِرْشَمْلاَلَبِقْمُكَهوُجُوْاوُّلَوُتنَأَّرِبْلاَسْيِةَكِئلآَمْلاَوِرِخلآاَنيِكاَسَمْلاَوىَماَتَيْلاَوىَبْرُقْلايِوَذِهِّبُحىَلَعَلاَمْلاىَتآَوَنيِّيِبَّنلاَوِباَتِكْ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