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立与私立大学的集中度严重失衡

中国公立与私立大学的集中度严重失衡在中国大学结构的集中度上，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集中度严重失衡，区域大学集中度差异显著，结构瓶颈阻遏中国大学的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刘祖良/文根据经济学家Marshall、Clark和Kuznetz的“三次产业分类理论，大学属于第三次产业，即广义的社会服务业。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哈佛学派的Mason、Bein等经济学家首创了SCP产业组织分析框架，从“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绩效(Performance)”三方面对产业组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和解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借此框架对中国大学发展状况进行诊断，以期得到一些新启发。一、对中国大学结构集中度（CRn）的多维审视通常，人们用行业集中度CRn(ConcentrationRatio)来衡量产业内部各成员对该行业的垄断竞争的程度，一般来说，CRn越大意味着对市场的操纵能力越强。（一）中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集中度严重失衡中国公立大学的集中度为87%，私立大学的集中度为13%。2007年，美、日、中三国分别有大学4314所、1190所和2319所，其中，日、美的私立大学集中度都远远高于公立，尤其日本私立大学的比例高达82％。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公布的世界大学500强中，有美国私立大学45所，日本私立大学3所。做强私立大学或公私立大学兼备不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须路径，但高等教育强国需要私立大学，因为私立大学具有管理的灵活性和现代性。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私立大学的价值值得关注。（二）区域大学集中度差异显著衡量区域的大学与人口的匹配状况（见表1），发现沿海和东北的大学优先于人口发展，中部持平，西部大学则滞后于人口发展。沿海大学和在校生占全国比例分别超过当地人口占全国比例4个和7个百分点，中西部合起来两项都低6个百分点，表明人口受教育程度仍是遏制中西部发展的瓶颈。此外，中国区域内的大学发展差异也很突出，比如同为东部沿海的江苏和福建的在校生占全国比例（7.6％和2.5％）也相差悬殊。未来30年，怎样科学合理地让各区域人民享受均衡的公共服务及高等教育，这是国家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表12007年中国四大宏观区域的大学集中度比较区域省市大学数量占全国数量在校生数量占全国人口占全国东部沿海京、津、冀、鲁、苏、9省市沪、浙、闽、粤39%42%35%中部7省晋、豫、皖、湘、鄂、赣、琼25%27%27%西部大开发的12省市陕、甘、宁、川、渝、滇、藏、桂、贵、青、新、内蒙古24%22%28%东北3省黑、吉、辽11%10%9%数据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三）各省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匹配状况有差异通过对各省高校规模与经济、人口和高科技产业状况的匹配度分析，可把中国省域大学与各省社会综合发展关系分为三类五种发展形态：第一类，引领发展：苏、陕、湘、鄂、川；第二类，伴生发展：（1）高级伴生（先进大学-先进经济）：京、沪；（2）中级伴生（中等大学-中等经济）：豫、冀、黑、吉、辽、皖、晋、渝；（3）低级伴生（落后大学-落后经济）：桂、云、甘、青、新、藏；第三类，滞后发展：粤、鲁、浙、赣、闽、津、贵、琼、宁、内蒙古。分析表明，中国大学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知识经济意识滞后，效益低下，潜能亟待挖掘。（四）结构瓶颈阻遏中国大学的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1．从大学规模结构看：缺乏人才发展生态层级。美国3亿人口，有4314所大学，中国13亿人口，有2319所大学，每位国民享有大学学习机会美国明显高于中国。从大学规模结构看，美国的大型和超大型大学比例较小，中小型居多，整体规模结构呈“金字塔”形，社区学院和应用型大学，比例最大，位于金字塔底，研究型大学比例较小，居金字塔顶，这样的人才培养结构有显著的层次生态性。中国大学的规模结构正相反，目前已呈“倒金字塔”形，小型大学最少，中、大型和超大型大学比例相当（见表2）。这样的人才培养结构容易带来的不利：一是大学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的人才契合度低，大学发展脱离社会需要；二是大学地域分布的集中度过高，使国民接受大学教育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太高，特别不利于就近学习、短期研修；三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并存，部分地区的高等教育相对过度，而广大西部地区却绝对不足；城市相对过度，农村绝对不足；理论人才过度，应用人才不足；一般人才过度，创新人才严重不足。到2050年中国要建成终身学习型社会，大学规模结构调整应引起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表2不同规模的大学所占的比例高校规模少于1000人1001－5000人5001－10000人10000人以上中国5.0%31.6%31.2%32.2%美国39.6%36.2%11.5%11.6%2．从举办者层次结构看：民办和应用技术学院高端发展无力。中国已基本确立了大学地方化发展方向，地方培养研究生、本科生和职业技术人才的高校比例都居中国高校主体地位（见表3）。民办院校已成为大学的重要力量，但民办高校和地方的应用技术院校，高端发展不足，造成应用型人才匮乏，学科和专业结构断裂，高校结构和层次难于重构。2008年以来国家大力扩大专业学位硕士生招生，但这并不能替代或弥补应用型本科和应用研究型高校的巨大价值。所以，民办和应用技术院校高端发展不足是中国高教强国的软肋。表3：2007年大学举办者的结构集中度（CRn）总体情况研究生培养的高校本科院校职业技术学院部属院校5.4%20.5%14.3%0.2%地方所属院校81.8%79.5%81.6%74.3%民办院校12.8%－4.1%25.5%数据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3．从在华留学生结构看：“教育入超”地位尚未改变。外国留学生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影响力和开放度的重要标志。2008年在华留学生共有223499人，超出中国当年出国留学人员（17.98万人）4万多人，首次出现“入大于出”的留学格局。但中国高等教育目前仍“大而不强”。第一，在华留学生比例小。2008年仅占中国当年在校大学生总量的0.9%，而经合（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为8.7%。第二，生源层次低。来自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比例大，来自发达国家和欧美的比例小。第三，学历层次低，硕博研究生仅占8%，本、专科留学生占92％，学历生比例小，2008年仅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36%。第四，学习内容重文化轻科技。如留学生中学习语言和艺术的占71％，学医学的占13％，学经济的占4.7％，学工科的占3％，学管理的占2.5％。所以，中国要从“教育进口大国”的“入超”变成“教育出口强国”的“出超”，高等教育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二、大学的市场行为（一）学费成本与预期收益不对称，使中国大学的传统地位正在被动摇。大学的公益性决定了其学费定价不可能完全取决于市场，具有一定的行政限制性。尽管如此，高昂的学费仍成为影响中国大学民主化和普及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9年中国约有84万名应届高三学生放弃了高考。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学生弃考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学费负担重，毕业后就业难，造成了回报效益不可期的现实，特别是广大农村孩子筹措学费的难度与毕业回报期望的反差更大。当然也有一定比例家庭条件好的学生，选择了出国留学。不管怎样，中国大学高枕无忧而万众青睐的时代已去，“狼真的来了”的时代已开始，选择生存还是死亡、还是发达，这是中国每一所大学，每一个大学主管部门时刻要面临的问题。（二）广告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的核心竞争意识淡漠消费者对非耐用品重偏好，对耐用品，更注重质量和效益。大学属于“耐用消费品行业”，而且还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备的特殊性：不可重复和非现实性。所以，消费者做购买决策时会格外慎重，因为市场上营销的都是教育产品的未来，判断教育产品质量的优劣只能根据其历史表征和现在的承诺去预测其未来。这样，民众在选择高校时，受广告影响的成份较小，而大学的声誉价值和专业的实际竞争能力受到普遍关注。中国大学因传统的科举文化影响和资源稀缺的大环境，生源长久不衰，使大学养成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和责任意识淡漠的习性。可是，随着教育市场的国际化，核心竞争将是中国大学广告宣传的根本选择。（三）盲目合并和扩大，使部分大学面临失重发展的尴尬上世纪90年代，由于部分省市把大学作为“政绩工程”、“名片工程”盲目合并、扩大，揠苗助长，追求“高、大、全”或“小而全”，比拼硕士点和博士点。可是后继资金供应不足，原本的优势学科变成平淡，核心竞争无力，综合大学的梦遥遥无期；还有的成为硬件设施一流，师资、管理、科研和社会服务等软件三流的大学。“大而全”、“小而全”的梦想变成“大而散”、“小而散”，或“大而笨”、“小而平”，延误了优势和优化发展时机，成本加重，质量低迷，进入“进亦忧，退亦忧”的两难失重发展状态，中国部分原部属高校和一些原本有特色的高校正面临这样尴尬的炼狱境地。三、中国大学的绩效（一）生师比居高不下，大学质量发展成为空话1996-2007的10年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增长了480％，专任教师仅增长189％（本科和专科院校专任教师增幅分别为119.7％和355％），与学生增长率严重不匹配，专任教师数量的增长严重滞后于学生扩招规模。专任教师总量偏紧，按照发达国家的生师比例，2007年中国大学专任教师缺口约为48万人，约有1／3省份的大学生师比高于17︰1，河南、海南、安徽、河北、山东等省，高校平均生师比过高的情况尤为突出。而且新教师数量激增和生师比过高，引发教学班学生数额过大，教师课程负担过重，青年教师比例过高，教师研修发展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二）生均资源配置不均，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高原状态难突破中国生均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很突出。2007年，全国大学生均拥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资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不含港、澳、台）只有9个，北京、上海、天津居前。北京生均设备资产27700元，江西、河南仅为5600元；全国平均每一台教学计算机有4名大学生共用，只有8个省的大学计算机共用学生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安徽、山西等省的大学每台教学计算机共用学生数较多，平均达到6人。另外，穷国办大教育，资源配置滞后使1998-2006年，普通高校生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扩招前的1万元以上降低到7000元左右，这对于人口大省和偏远省份的人才培养更为不利。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密切关联的，由于生均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长期僵持，使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高原瓶颈难于突破。（三）科研产出升中有降，教学与科研矛盾比较突出尽管1998-2007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承担的国家科技课题数量10年翻了一番，发表学术论文数量提高了2.5倍，出版科技著作提高了1.8倍，知识产权授权数增长了12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图1可见，高校扩招后，大学科研很显然受到了冲击，2002年后调整恢复到上升通道，但重大科技成果仍然没有恢复到扩招前状态。教学与科研的矛盾突出。2007年北京大学对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问卷研究中，52%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教师数量不足，人均承担工作量太重”；35.6%的被调查教师认同高校中存在“教师重研究、轻教学”现象，该比例在中央直属高校高达45.7%；教师的工作时间用于教学的大约为50％，用于研究的大约为32％，用于管理和服务的约为16％，60%的教师认同这样时间分配调查结果，表明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的冲突问题比较普遍和突出，教学与科研两误，质量和效率不能保证。图1：1998－2007全国普通高校科研和成果数据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四．优化大学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建议（一）优化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1．实行普适发展与特区发展“双轨”并行的政策。面对经济和文化差异显著的中国各区域大学，实行“一刀切”的高教政策显然是不科学、不公正、不现实和低效率的。采取普适性和特殊性兼备的高教发展政策，是既保持全国高校质量普遍提高，又不失发挥区域优势的可行性办法。根据国家发展总体战略，建议采用“下行-上行”双向会合的政策路径，设立高教重点发展区和多类型的试验发展区，鼓励先进，扶持全面，使中国高教在差异和普适发展中实现整体发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