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西北叙事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西北叙事龚道臻(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摘要】以黄土地文化为背景的西北文学创作，其地域性与民族色彩相当鲜明，也最具有西部地域文化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特有的文化生态的影响下，西北报告文学创作也表现出其独有的审美形态。对西北人民生存状态的形象记录、时代精神烛照下的人性书写、多元文化生态影响下的政治叙事构成了新世纪报告文学独特的西北叙事。【关键词】西北叙事时代诗意政治自觉ThenorthwestnarrativeofthereportageinthenewcenturyGong-Daozhen(CollegeofLiberalArtsofNor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Lanzhou730030)Abstract:Thenorthwestliterarycreationwiththebackgroundofloessculture,hasstronglocalflavorandnationalcolor,alsohasthesignificanceforthewesternregionculture.Influencedbythisuniqueculturalecology,thenorthwestreportageshowsthesprcificaestheticform.Thenorthwestnarrativeofthereportageinthenewcenturyconsistsoftheimagerecordingaboutthenorthpeplle'slivingconditions,thehumanitywritingundertheimpactoftimespirit,andthepoliticalnarrativeundertheinfluenceofthemultipleculturalecology.Keywords:northwestnarrative;Poeticera;Politicalconsciousness在以多元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西北无疑是地方民族文化最为丰厚的一个地区。以黄土地文化为背景的西北文学创作，其地域性与民族色彩相当鲜明，也是最具西部地域文化的意义的。“一个有生命力的文本，往往渗透着民族情调和地域性的民间风俗，这些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旨归的民间民俗书写是反映生活递变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1]任何一个写作群体的崛起及其写作的特点的形成,都无法回避地域及其与之相关文化生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而言,关注现实、书写现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怎样通过对现实的书写从而获得一定的历史深度。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2](P84-85)所以，对于西北地区的作家来讲，虽然无法回避边缘化的现实,但超越现实却是每一位文学人应该追求的。穿越边缘,化解边缘化,尝试着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是每一个有志于在这片文学天地耕耘的作家的责任。这里所讨论的“西北”，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社会生态及民族、宗教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独特文明形态的综合指称，它与地理意义上的西北有交叉的成分。西北，作为一个与中国现代文化生态发展密切相关的大区域，正如她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动向一样，今天西北地区的文学发展也有着它特定的意义：它饱含着西北人对于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存现状的思考和今天的文学创作对于直面现实的精神品质的坚守。所以，本文所讨论的“西北”它是一个空间地理位置，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国家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西北地区，这个意义上的“西北报告文学”就是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五省区的报告文学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二是文化意义上的西北，就是籍贯不在这五省区的作家所创作的以行政区划意义上西北地区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西北叙事：西北人民生存状态的形象记录进入新世纪以来，表现西北边地风土人情的报告文学作品异军突起，这类题材的作品以其对西部独特地域文化的挖掘、对西北风土人情的追踪而显得标新立异，耳目一新。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3](P1)对于西北边地、边缘人、牧民、农民、农村女人、外出打工者艰辛生活及其命运的书写，也包含作家对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下弥漫于西北的怀旧与无可奈何的复杂情绪的惊人发现，这也使得新世纪西部报告文学的书写具有了深刻的精神维度：既对当下中国社会作了深层思考，又对西北乡村存在现实及其精神生态做以深切的把握。“作为现实的观察家,报告文学作家有责任摄取如火如荼,如诗如画,如歌如泣的画卷,将它们报告给人民。”[4]纵观新世纪以来西北报告文学创作，我们发现关注现实、关注新世纪西北人民的生存生活状态、反映西北人民勤劳务实建设美好家园的作品成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流。《青海湖》以“青藏高原大特写”专栏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关注青藏高原的文化资源，如《三江源头的历史跨越》(葛建中、姚延洪)、《走向长江源》(唐钰)等，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与厚重感。《朔方》则刊载了大量表现回族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展示出回族人鲜明的民族精神，这些作品是宁夏报告文学的亮点，也成为推动宁夏报告文学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这些作品或回眸历史，或注目现实，紧随时代又超越时代，对新时期西北人民特别是西北的少数民族群众在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上的真实生存状态和鲜活形象做了深情地报告，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由历史和现实、人与自然所组成的西北人民的生存真相的多彩画卷。“文学也可以做到像历史学那样尊重给定的历史史实的本来面目的态度，如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作品，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对一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高度写实和审美记录。”[5]2012年春节前夕，甘肃武威首次尝试以“公选”的形式选拔领导干部，23岁的焦三牛仅有半年的工作经历，却成功竞聘了副县级的领导干部岗位。这种“火箭式晋升”，引起了民众对此次“公选”存在“黑幕”和“猫腻”猜测。正是带着这种种疑问，作家何建明深入了焦三牛、蔡程程等青年基层干部的生活和内心。在一次次“眼见为实”的感动中，创作了《三牛风波》这部力作，不仅回应了公众的诸多“问号”，也对新时代干部培养的新经验和人才成长的新理念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本质地讲,任何未来都是潜在的现实,而任何现实也都必将会成为未来的历史，历史、现实、未来本身就是被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社会要素。所以，作为非虚构叙事的报告文学写作,它的着眼点永远应该而且必须是现在时态的社会生活，必须是“当下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具有当代现实意义的报告文学写作都是一种潜在的历史书写,因而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其意义,反而会因为其对现实的书写而具备了更多的史料价值。而《三牛风波》这部作品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直接写出西部人民在建设美好新西部的浪潮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决心，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更表现了西北人民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气魄。时代诗意：时代精神烛照下的人性书写“所谓时代的诗意就是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探索精神,是一个民族对改变自身命运和谋求快速发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理愿望,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真善美的渴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再具体一点说,时代的诗意就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是人的良知与尊严,就是人性的美德与光亮,就是人间的大爱与真爱、亲情与友情……”[6]以此关照新世纪西北报告文学创作，我们发现，新世纪西北报告文学的时代诗意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再现了西北人民超越苦难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激情。“西北作家们普遍有浓厚的苦难感和悲剧意识。恶劣的生存环境培育了他们对人间苦难和人生悲剧性的珍视,他们的审美关注也多倾注于此。也许在当下对幸福及欢乐趋之若鹜的时尚中,西北作家不合时宜,但是也毕竟是多种审美情趣之一种。”[7]在《中国西部农村性贫困调查》《西部的倾诉———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贫困的呐喊》等作品中，作家通过对西北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反思了由于落后导致的生态环境，教育，婚姻等方面的各种现实危机。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作家都是用一种近乎悲情的笔墨在报告着西北人民的生存现状：这里闭塞、贫穷、缺少教育，他们辛勤劳作却仍然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尴尬。“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儒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的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够超越平时的自己。”[8](P206)从这个意义上讲，战胜苦难，超越苦难以及建筑其上的生命韧性成为对西北报告文学叙事的时代诗意的最好诠释。陕西作家冷梦的报告文学《高西沟调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以陕北黄土高原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贫困山区高西沟为背景，作者用大量感人肺腑的农民事迹和农民故事，演绎了高西沟这个全国最先、最早走生态化建设道路的农村的半个世纪的奋斗历史，讴歌了高西沟人为改变自己命运进行艰苦斗争的伟大精神。甘肃作家姬广武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真实地记叙了中国西部农村，特别是甘肃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伟业，展示了西部父老乡亲在同自然、命运和贫困所进行的不屈不挠、“气吞万里如虎”的斗争。越是身处恶劣的环境中，人们越渴望改变现状，这两部作品正是表现了西北人民渴望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所表现出的战天斗地的气魄与勇气。报告文学之所以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够真实地记录现实生活及其社会影响力，而报告文学作家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和社会生活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在于作家的以文济世的知识分子使命对社会的穿透力，更在于他们所报告的涌动在这个伟大时代的生活主流。高天龙的长篇报告文学《卖烤羊肉串串的阿里木》，讲述了新疆巴郎阿里木，在贵州毕节的8年时间里，用烤卖30万串羊肉串挣来的钱，先后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生，还在毕节学院设立了阿里木助学金。作品以其丰富的内容、真切的情感和凝练的概括，展示了阿里木年轻的人生和他的精神世界。党益民《守望天山》描写了陈俊贵一家人知恩图报，甘于清贫，为修筑天山公路殉身的168名战友守了24年的墓。“文学，依其性质，更感动于大西北苦旱的黄土地，感动于其上的乡民在极其严酷的自然件下的人性魅力。”[9](P174)以非虚构为根本的真实世界与真实人物的表现，是报告文学的立文之本和文体力量所在。阿里木和陈俊贵的故事之所以特别能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的美德与光亮信仰,对人间的大爱与真爱的执著与坚守，也使得我们这个时代诗意品质因此具备了异乎寻常的意义和价值。政治自觉：西北报告文学的叙事形态“所谓成熟的政治自觉，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是指作者既能从高端宏阔的层面总揽全局，也能向下关注生活的基层取事言情，在‘通天’与‘接地’之间建构一种独特的叙事形态。而‘通天’‘接地’的达成，须得作者既‘具备政治家素质’，又兼具‘普通人的情怀’。”[10]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自觉，是一种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作家的精英知识分子情怀之间寻求的一种平衡，是一种融合了国家意识和百姓情怀的创作自觉。这就要求报告文学作家一方面要必须具备敏锐的时代眼光和足够的创作勇气去发现和挖掘具有时代意义、能够充分反映时代精神的报告题材；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体制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应该是作为社会精神的引导者、人类灵魂的塑造者而立足于社会的。“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并将精辟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也就称得上是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11]作为一种以个人的方式所进行的社会政治叙事，报告文学的价值功能取决于它对社会现实干预的广度和深度。从题材题旨上来看，新世纪西北报告文学政治色彩是十分鲜明的，很多作品都是对官方主流话语隆重推出的宣传典型进行的“再演绎”，并挖掘出其典型的民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