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思潮

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这一学派力图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新儒家的学说被称之为“新儒学”，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新儒家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哲学，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陆、王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道统”；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吸纳和会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新儒家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有关新儒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等问题，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说法，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港台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八十年代开始，有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从理论发展阶段来看，新儒家的学说大致又可分为四个理论阶段新儒家的理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较突出的缺点是：一、把多元的、多民族、不同时空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的。二、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负面影响，不是低估就是视而不见，即使有一点批判也往往是轻描淡写的。三、过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没有找出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可行性途径，他们的理论大多带有一厢情愿的、纯理论的色彩。．释名[正名]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这一学派力图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而当代新儒学，是继先秦儒学、宋明儒学之后试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再度复兴儒家之道的一种文化思潮。2．集解[出产、形状、采取；辩异、正误、辩其可疑、正其谬误；修治、炮制]当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学家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蒋庆等。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新儒家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哲学，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陆、王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道统”；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吸纳和会通。新儒学，逐渐走出了宋明心学的映照，并尝试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3．气味[明性]---特征、优缺点、定位新儒学其实是博采诸子和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过自我更新，成为具有生命力，能够适应新时代文化环境的新精神所需要的儒学。新儒家也被称作“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意即新儒家乃是“返本开新”的儒学。所谓“返本”，意即回归传统儒学的本原、根本道统、道德本体的“内圣之道”。至于“开新”，即是革新儒家的传统文化，开科学和民主之新，也就是要变革传统儒学的“外王之道”。陈明说的好：“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群体，但他们的共同的心理基调是一种危机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民族如何自处？新儒家力图在当代生活中解决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三大问题。我中原儒学认为，当代新儒学，肩负中国的使命，更肩负着世界的使命。新儒学需要以陈明先生论述为基础，更需要在解决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生态、生存危机所产生的系列问题上，肩负起思想指正和制度矫正的责任，进而起到更积极、更人文性质地推动作用；此外，当代新儒学亦应在中、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探索上，付出应有的努力，为世界文明的交汇、融合与转折，以及中华文明的复兴，担负起应有的责任。新儒家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的一个学术流派。在一定意义上讲，新儒家是对当时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反向运动。在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过程中，新儒家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力图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进行吸纳、融合和会通，才能实现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新儒家之所以“新”，在于其“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即一方面致力于对儒、释、道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则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新儒家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说：“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派别，除了20世纪初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20年代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之外，最有势力和影响的、传承时间最长的、也最有创造性活力和生命力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新儒家学派，它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因此，有学者认为新儒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之集大成者。从产生至今，新儒家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创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上世纪30年代初，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为主要代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自的长短，在强调儒家文化特质的同时，主张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不仅如此，他还引入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其所用。熊十力致力于儒学形式现代化的研究，他的新唯识论构筑起了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一阶段的新儒家力求发扬传统儒学中的心性理论，以适应科学与民主的新潮流，创立新的儒家思想体系。第二阶段是发展时期，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冯友兰用逻辑分析方法建构新理学体系，对儒家传统作了纯逻辑化的义和理的诠释，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贺麟对中国文化本位和全盘西化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主张超越中体西用的文化框架，在“西化”条件下“化西”，在全面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的前提条件下，倡导“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一时期的新儒家试图建立“新理学”和“新心学”或“心物平行”的心性理论，贯通中西哲学，更加明确了新儒学的现代化方向。第三阶段是成熟期，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唐君毅、牟宗三等海外新儒家为代表。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释、道的思想，建立起了以“良知”价值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的心性学说。这一时期的新儒家继承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泛道德主义的传统特征，围绕“传统与现代化”的主题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倡导以儒学融化西学的文化观念，强调人文是本、科学是用，构成了“本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规模结构。第四阶段是全面复兴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一时期，以杜维明、刘诉先、成中英、余英时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开始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提出了“对话”理论，要求儒学与世界各地的精神传统进行对话。不仅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以蒋庆、康晓光、陈明等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思潮得到复兴，并于本世纪初得到迅猛发展。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思潮，新儒家的地位和意义不容抹煞。它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及新旧融合、中西汇通的特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它抵制文化全球化、强调回归传统文化的态度，对盲目崇拜西方、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起到了一定的涤荡作用；它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和坚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给社会政治中的急躁冒进的风气带来平衡和纠偏。但另一方面，新儒家也有其自身的弊病，比如过多肯定传统文化而缺乏自我批判精神、过分夸大文化作用而陷入唯心主义、过于坚持儒学中心地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