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家主要针灸学术特点

新安医家主要针灸学术特点新安针灸医家大多家学渊源，亦儒亦医，崇尚经典，博采众长，针医汇通，学验俱丰，他们无论在针灸理论的继承、创新方面，还是在针灸临床实践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点。（一）法宗内难，尊而不泥新安医学针灸名家大多学禀家传，以儒通医，特别注重对古代医籍和医学文献的解读和诠释。他们潜心岐黄，偏重对《内经》等医学经典著作的考证、校点、阐释、发挥，认为《内》、《难》文简意博，医理深奥，故将它们作为学习、研究经典之圭臬，苦志研经，皓首不息，加之其又精小学，通音训，因而在阐发针灸医理方面亦有独特建树，所著针灸医著论理透彻，所编针灸歌诀朗朗上口。然他们虽尊《内》、《难》之说，又反对尊古不化，做到师古而不泥古，难能可贵。明·汪机一生广征博采，探源求本，“凡岐黄仓扁之诸遗书，靡不探其旨綮”，在其医著《针灸问对》中提出：“《素》、《难》所论，刺法之正也。”（《针灸问对·卷之中·61问》）明确主张针灸医学必须本于《内经》和《难经》,阐明《内经》关于虚实补泻之说及误针误灸之害。84问对中完全引自《内经》和《难经》的有46问，其他各问也多以经文进行阐发，或本于经文对诸家之说进行评述。在《外科理例》中，也大量引用《内经》及诸家之论，并汇个人多年临床经验，认为古人论治治法，无非理也，必须在理论上辨明外科疾病的发生发展原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才能以前人的经验为例，灵活地运用于临床治疗。其宗《内经》“膏粱之变，足生大疔”之说，提出“外科必本于内”的观点（《外科理例·前序》）。在外科治疗上，他主张调理元气，先固根柢，不轻用寒凉攻解剂，同时强调分别阴阳，戒滥用刀针。在学术思想上，汪氏反对泥古，告诫后学针士，当知圆机活法，不可墨守陈规，株守一家见解：“当知圆机活法，不可守经无权，与夫邪正之所当别，虚实之所当知，补泻之所当审，皆针家之要务”（《针灸问对·卷之上·59问》），表现了他的“尊古而不泥古”的精神。明·吴崐精研针灸，积数十年之经验，心悟贯通，撰著《针方六集》，集古代针灸之大成，既搜罗前人名篇，又参以己见，显有发挥，理论深邃，内容丰富。其针灸学术思想法宗《内经》，如根据《内经》、《难经》的五输理论，将脏腑辨证与经络辨证有机结合，演绎成“五门针方”学说，体现了既尊内难，又不惟内难的学术思想。还有对针灸与药物的认识，亦都是在深入研究《内》、《难》的基础上进行阐述的。所撰《素问吴注》清晰简练而有创见，其中针对王冰注本不足处，根据文意、医理、新校正语、《太素》进行注释、删改、增补，约有一百余处，均有一定的客观依据，而非妄改。明·徐春甫早年以《内经》学术奠基，兼及临床百家。他尊《内经》为万世医家之祖，主张学医须溯本探源，接轩岐之正脉，在《古今医统大全·序》中指出：“医之精髓奥窍，《内经》一书备之。……譬诸峙者皆山，而泰岳则其宗也；流者皆水，而沧溟则其元也”，学医应“明《内经》之旨，正炎黄之统，使轩岐问答千古如存。”同时，也强调应“综博千古，参伍诸家，旁搜曲证，……会百家之异同”。如此才能务穷其理，不为旧说所囿，以融会贯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今世所用。在临床治疗中，徐氏认为用药不可泥守古方，临证应会变通加减。在《古今医统大全》卷九十二《奇病续抄》中所指的奇病，也属于临床各科病证，但又难以分列确切之归属。徐氏特以此卷，列述百数十种奇病证治，加强学医者知常识变和处治疾病中的圆机活法。（二）兼容并蓄，知常达变新安医家治学严谨，又博采众长，善于继承、学习前辈学说、经验，做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临证灵活权变，不墨守成规。元·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书是理论与临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针灸专著。该书记载了王氏以前针灸医家对于针法及腧穴理论与临床的精萃见解，继承了按时选穴的针灸治疗经验，并加以发展。首创“飞腾八法”学说，它是用流注八穴配八卦合九宫数逐日按时推算开穴的一种方法，如“甲己子午九，乙更丑未八，丙辛寅申七……”强调针刺治病应按时取穴，灵活多变，而不应墨守成规，拘泥古人取穴之法。按时取穴法跨出了十二正经的范畴，为应用奇经八脉开创了一条新途径，对后世运用流注八穴的理论按时选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明·徐凤《针灸大全》中的“灵龟八法”即发源于此。明·吴崐在著作中大量征引历代医家医著内容，如《内经》、《难经》、《伤寒论》、《千金》等，及金元四大家的医学理论，旨在发扬学术，引发己说，既展现了吴氏丰富的学识，又体现了他治学客观而能兼容他人之长的作风。他在吸取《灵枢·九针十二原》“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输，所行为经，所入为合。”《难经·六十四难》“阴井木、阳井金；阴荥火、阳荥水；……阴合水，阳合土”及《难经·六十八难》“井主心下满……合主逆气而泄”的基础上，将脏腑辨证与经络辨证相结合，形成“五门针方”说，“五门者，十二经井荥俞经合也。”“脏腑之气由之开阖，若门户焉，故曰五门。”（《针方六集·开蒙集·五门针方说》）。接气通经之法前人论述较多，如何若愚《流注指微赋》：“接气通经，长短依法。”其法据《灵枢·脉度》所记载的经脉长度，结合《灵枢·五十营》：“呼吸定息，气行六寸”的说法，定出各经的呼吸次数。徐凤在《金针赋》曰：“通经接气之法，已有定息寸数：手足三阳，上九而下十四，过经四寸；手足三阴，上七而下十四，过经五寸。在乎动摇出纳，呼吸同法，驱运气血，顷刻周流。上下通接，……立时见功。”吴氏继众家之长，认为关节阻涩，气不过者及久患偏枯者亦采用通经接气之法，宜先以甘药温补，然后施针，通其经脉，接续正气，病可使痊。吴崐还认为，候息以通经接气之说缺乏理论依据，因“盖人禀阴阳太少之气不等，有针方落穴，不持旋转而气即行，病即去也；有纳针之后，百搓千捻，竭其手法，而气方行，病方去者；有出针之后，经气始行，病始去者。良以阴阳太少虚实不同故令功验亦早暮不等”（《针方六集·旁通集》）。所著《脉语》是一部诊断专著，荟萃当时各种脉书的脉法内容，具有很高的文献参考价值，他提出的对膻中的认识、对气血的认识、脏腑与经络相结合的病机说等理论，均为后世所采用。吴氏还在深入研究《内经》的基础上，对针灸和药物两种疗法进行比较，系统阐发了“针药二途，理无二致”（《针方六集·旁通集》）的机理。明代医家徐凤所著《针灸大全》之《金针赋》中，提出了烧山火、透天凉、青龙摆尾、白虎摇头等复合针刺手法，对后世影响较大。吴崐认为《金针赋》虽不失为针刺手法的重要文献，但亦存在谬失之处，对其中缺乏理论依据，与临床实际不符之处予以修正，著有“修《金针赋》”附于《针方六集·旁通集》，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如对《金针赋》中补泻之法，男女、左右、胸背、早晚不同之说，提出质疑；对“左捻气上，右捻气下”，吴氏亦持否定态度。正由于吴崐等医家对《金针赋》的修正与完善，使《金针赋》中烧山火、青龙摆尾等传统针刺手法得以继承并广泛运用。汪机早年弃科举而习医，上溯《灵枢》、《素问》，下及金元各家，不拘以隅。汪氏既能实事求是，又能博采众长，另抒己见，知常达变，平中见奇。如其认为病邪侵袭人体，与正气相搏，随正气周流上下，有在气分与血分之不同，指出“气分血分之病，针家亦所当知”(《针灸问对·卷之上·12问》)，而且“病变无穷，灸刺之法亦无穷”（《针灸问对·卷之上·34问》），因而针灸临床治病没有定穴，而应“审经与络，发血与气，端正随经所在，穴随经而取，庶得随机应变之理。”（《针灸问对·卷之上·34问》）主张针刺时应据气分病、血分病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法。相反，如果医生不深究病因，不察传变，惟以某穴治某病，胶柱不移，按图索骥，“譬之狂潦泛溢，欲塞下流而获安者，亦偶然耳。”（《针灸问对·卷之上·34问》）其所谓“治病无定穴”并非不要穴位，而是在重视经络腧穴理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辨证论治。清·郑梅涧在《重楼玉钥》中，对各家针药治喉科疾病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记载喉科常用穴位73个，并广征博引，如任脉中的承浆穴“千金云：小儿唇紧灸三壮”，“百症赋云：泻牙痛而移”，“通元赋云：治项头痛”(《重楼玉钥·卷下》)。且能做到尊而不囿，灵活变通。如郑氏针刺处方配穴多采用远近取穴、表里经取穴，五脏相配的原则进行配伍，均为郑氏数十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总结。（三）针医汇通，学验俱丰新安医家广览群籍，上至《内》、《难》诸典，下及诸家医籍，精研极深，触类旁通，既精于汤药，又工于针灸，擅长内、外、妇、儿诸科。他们学验俱丰，不仅在针灸方面有高深的学术见解，而且在临床用药方面经验丰富，医术高超，治病效如桴鼓。明·汪机宗丹溪之学，提出“营卫论”思想，倡卫有余营不足论，谓卫有余而不待于补，营不足则以参、芪补之。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阴阳须平衡，气血要调和，否则就会产生疾病。鉴于当时医家拘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但凡疾病均属阴虚，妄投滋阴降火之剂，对于甘温助阳之剂，不敢投之，造成重阴轻阳的局面，汪氏惩偏救弊，认为治病须实事求是，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在外科治疗方面，汪氏提出“知乎内以求乎外”（《外科理例·前序》），指出疮疡痈疽外科病虽然表现在外，但治疗应以内治为主，外治为辅。并明确提出外科临床三大治法：托里、疏通、和营卫。在临床用药上应随证变通，不可拘泥。汪氏不仅精通医药，而且擅长针灸，尤擅用灸法治疗痈疽，如“一妇患腹痈，脓胀闷瞀，卧针，脓出即苏。”“一人囊痈脓熟肿胀，小便不利，几殆，急针，脓水大泄，气通而愈。”（《外科理例·针法总论五十一》）。他曾经一举治愈母亲十余年头痛呕吐证。道光七年《祁门县志》及民国三十三年《祁门县志》对石山事迹均有所载。《祁门县志》云：“汪机，幼尝为邑诸生，母病呕，遂究心医学，凡岐黄扁仓诸遗旨，靡不探其肯綮，殊证奇疾，发无不中。名高难致，病者有听謦咳，顿喜遂瘳，所全活甚众。”明·徐春甫甚崇李东垣《脾胃论》，谓其叙述“极其精详……是诚医道之大幸也”（《古今医统大全》），认为人的生命虽起源于父母先天之精，但人的生长发育、繁殖却依赖后天水谷精微物质，中医学自古就有“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的认识，故应顾胃护中州，顾护脾胃善用参芪，参芪不仅补脾益气，且能养阴生血。徐氏还将参芪用于妇科疾病，在崩漏门中指出“中年以上之人，及高年嫠妇，多是忧虑过度，气血俱虚……必须大补气血，认为“养脾升胃固血乃其大法”（《古今医统大全·妇科心镜·崩漏方论》）。在针灸方面，徐氏倡针药结合，他指出：“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在《古今医统大全》中列专卷论针灸，具体述说针与灸诸种手法及其临症应用；在论述各科病证中，其治法包括针灸与诸多外治方法。徐氏尤推崇灸法，认为灸能养生防病，并提出了“摄生养性”的观点，认为人衰老之机在脾肾，强调摄生养性以恬淡虚无，清心寡欲，节制情欲，淡饮食，薄滋味为首务。重视养阴，因欲念一起，相火便动，相火妄动便煎灼真阴。故提倡防厥始微防病养生谋略。继承与发挥了《内经》治未病、已病防变的学术思想。清·郑梅涧幼承家学，苦读黄先生秘本《喉科三十六症》，并广阅医书，不断实践，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总结创新，撰著《重楼玉钥》首论“喉风三十六症”，皆分症论治，郑氏认为诸风为火热症，且有虚实之别，反对乱投寒凉之剂，所论三十六症始终用紫地汤加减为主。并创“白喉虚燥论”。该书擅用针灸治疗喉科病症，如“见有垂毙者，先生刺其颈出血如墨豁然大愈”（《重楼玉钥·原叙》）。并指出针灸治疗喉风的机理是开通气血、祛风化痰，尤其是下卷还专论针灸，详述取穴、进出针，以及各种病症的针灸疗法，郑氏还论述针刺禁忌及经穴配伍等，其子郑承瀚立养阴清热法，创立养阴清肺汤，现代研究结果表明养阴清肺汤对咽喉部急性炎症有明显的抑制和防治作用，今日抗白喉合剂即来源于此。传说明代还有一些医家，针灸临床经验丰富，疗效显著，如正德年间祁门黄宰善针灸，不少患者自数千里外慕名就诊；黟县史谋，亦善针灸，每日诊治百余人，有时出游，则泛舟从医者达数十艘。（四）分部辨证，识脉察形早在《内经》时代，医家就认识到，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藏精气于内，开窍于五官，从人体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可以揣测五脏六腑的变化，诚如《灵枢·本脏》言：“视其外应，以知内脏，则知所病矣。”《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亦指出“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